当193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几乎中国的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已确信,中日之间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将势不可免。谁都知道,战争是力量与力量的冲突,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而现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枪炮、飞机、坦克的数量与质量,更与交战国经济力量的对比息息相关。那么,回首观望,在1936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又为备战做了些什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到底如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扭转财政混乱局面,从1928年起,陆续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整顿财政体系,实行税制改革。主要是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收支系统,财政部组建了设计委员会,并整顿了财政管理机构。20年代末,通过外交努力与列强签订了关税新约,宣布关税自主,实行国定税则,提高了关税税率。1929年,又恢复了盐务稽核制度,使盐税收入大为增加。20至30年代,又创设和推广统税,到1936年,实行统税区域达到二十个省。这样,关、盐、统三税逐渐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在币制方面,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令》,自4月6日起,全国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均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1935年11月,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制,使全国货币趋向统一,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对国内工商业的进步具有较大的刺激作用,成为以后“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①。
        1929年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快即波及中国,1931年底到1932年初,中国经济曾陷入萧条之中。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面对暴日的侵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30年代曾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南京国民政府较多地关注经济工作始于1931年。除了1928年成立的建设委员会、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改隶军事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外,1931年3月成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3年10月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开展经济工作的主要机关。1933年春,日军攻陷热河,继续向平津、察绥、内蒙各地展开蚕食、扩张。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以其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开端,逐步调整对日政策。1935年底以后,国民党中枢层内亲英美的势力渐渐占居了上风,并着手开始了抗战的准备工作。从1935年4月起,蒋介石、宋子文、林森等人多次倡议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此奠定“民族复兴之物质之基础”②。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翌年7月8日,国民经济建设总委员会正式成立。这项运动以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节金融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要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亦即“自救救国”。在当时背景下,经济建设运动显然已不单纯拘泥于发展经济、增加国民收入,而是实施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过渡的一种必要准备,因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我们不能打出鲜明的准备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只有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战时全国经济总动员的准备”③。
        上述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于3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都程度不等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在2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已有的基础之上,经过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苦心经营,到193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景象。
        首先,中国的工矿业发展成就显著。私人资本主义工矿业资本迅速增长,新兴工业部门(如酸类工业、氮气工业、人造丝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等)从无到有,填补了空白。南京国民政府官营工矿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电力,1927年为77200万千瓦,1936年为172 400万千瓦,平均年增长9.4%;煤产量,1927年仅1 420万公吨,1936年为2 620万公吨,平均年增长7.0%;水泥在同期由498 000公吨增加到1 243 000公吨,平均年增长9.6%;棉布从8 999 000匹上升到35 448 000匹,平均年增长16.5%。1936年,不包括矿产品的铁路货运量为2 260 000公吨/公里,矿产品铁路货运量达3 030 000公吨/公里。
        其次,交通运输业有了飞速发展。1936年,全国共有铁路总长19 028公里,公路总长110 000公里,航空飞行346万公里,轮船吨位达约70万吨。然而,谁能想到,在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只有铁路13 040公里,公路18 000公里,航空业几乎是零,轮船吨位仅291 000吨。如果将这两组数字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1927—1936年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保持着较高的速度。
        再次,货币金融与国内外贸易步入正轨,初步有了繁荣的迹象。1928年,全国银行总行仅有58家,其中国营和省市经营的总行28家,分行72家,占全国分行一半以上。1936年则有总行164家,分行1332家。④钞票流通指数,按1928年价格计算,以1928年为100,到1936年时,增为492,平均每年增长22%。国内商业贸易,在1930年前后,曾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从次年开始,由于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衰颓下跌的趋势。1933年后,世界经济危机转入复苏,中国农副产品输出有所增加,经过1935年的币制改革和次年的农业丰收,加上海外华侨汇款增加(1934—1936年分别为:250万元,260万元,320万元),城乡经济日趋活跃,国内商业再度好转。1935年物价回升了10%,1936年末至1937年初,又较1935年上涨了15%,农产品价格有显著回升;1936年上海工人工资比上一年增长10.5%,这使城乡购买力有了提高。这样,商品成交数量与价格有了大幅度增长,如1936年的棉纱成交量比上年增加25%。1935年6月至1936年5月,蚕丝出口量比前一年度同期增长30%。1936年的铁路、国内船舶货运量,比1935年增加了20%。
        对外贸易方面,1931年以前,中国进口棉花、粮食较多。1931—1936年间,在进口总值中,钢铁与其他金属的比重迅速上升,由6.2%增加为13.2%,占居第一位。其次则是化学染料、颜料,由8%上升为10.8%,居第二位;机器进口亦由3.1%增加到6.4%,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中,丝、茶两项合计,在1920年占全部出口量的20.2%,此后则逐年下降,1931年降为16.9%,1936年仅占12.1%。相应地,桐油、豆油出口量上升,由1931年的8.4%增加为1936年的18.7%;矿砂、金属也由1931年的1.6%上升为1936年的7.7%。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组成(即各种产品所占比重)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的地位却未有实质性改变。不过,自1932年以来,中国人超数量在逐年减少,到1936年达到最低点,却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年份	进口(单位:千元)	出口(单位:千元)	入超(单位:千元)
1932	1 634 726	767 535	867 191
1933	1 345 567	611 828	733 739
1934	1 029 665	535 214	494 451
1935	919 211	575 809	343 402
1936	941 155	705 750	235 810

        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逐年增加,并于1936年达到了最高峰。该年,关税收入6.36亿元,比1927年增加了49.9倍;盐税收入2.47亿元,比1927年增加10.9倍;统税收入1.31亿元,比1927年增加20.9倍。三税合计达10.14亿元,占全部税收的95.9%。其他国营企事业收入也是如此,在1936年达到顶峰,共2.36亿元,占实收数(扣除借款收入)的18.2%。1936年总计:税项收入10.57亿元,国营企事业收入2.36亿元,实收12.93亿元;若再加上借款收入,国库收入总额达19.87亿元,比1927年整整增加了15倍,这是旧中国财政收入总数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全国约有8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与工商业比较起来,30年代农业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自1927年以来,受近代工矿交通业发展浪潮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中国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却并未带来应有的农村经济的兴盛和农民的富裕。由于帝国主义以种种手法来转嫁经济危机,由于苛重的封建地租及其他捐税的盘剥,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政局不宁,军阀混战,土匪肆虐,曾经弄得农村经济千疮百孔,凋敝不堪。面对着令人欲哭无泪的满目疮痍,针对农民的“愚”、“穷”、“弱”、“私”,一些社会团体曾制定和实施了部分农村改革方案。1935年前后,全国从事乡村建设、改革活动的单位已增到一百多个,人员超过两千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的“定县实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前者工作了九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后者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改变农村经济破败状况作了一定的努力。早在1926年,国民党即制定了“二五”减租政策,却“因遭到地主乡绅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⑥。1930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规定出租额不得超过土地常年正产收获总额的37.5%,凡经改进增加了价值的土地应课税1%。该法“可惜在各省并未真正实施”,形同一纸空文。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了改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组织的实施方针案。此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农业推广章程,实业部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并与金陵大学合作,在安徽和县创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此外,农矿部也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作,在江宁县第四区及汤山镇创办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主要推广、改良稻、麦、棉及蚕种、猪种等。1934年,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决定,田赋划归省地方财政收入,并废除繁杂的田赋附加,进口粮食关税率提高到27%以上,这对于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政府还有计划地开展了农贷并组织信用合作工作。1931年,全国各类合作社为2 796个,1937年则达到46 983个。
        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中国农业在30年代前期有了缓慢的发展和进步。农业机械和部件的进口额,1932—1934年仅40万元,1935年增加到66万元,1936年超过了100万元;抽水机和部件的进口额,从1932年的75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250万元。在小麦、稻米、棉花进口额相对减少的同时,中国农产品总产值逐年提高。以1933年价格为基数,以国币10亿元为单位,1931年为18.59, 1932年为19.66, 1933年为19.34, 1934年为17.11, 1935年为18.79, 1936年为19.89,平均年增长1.5%。⑦1936年,全国除四川、河南、广东三省受灾外,农业普遍获得丰收,各主要农产品产量均比上年有所增加(见下表,单位为千市担)。⑧据中国银行的估计,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1933—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差不多增加了45%。
        

作物	1936年产量	比1935年增加量	比1935年增加%
小麦	461 555	35 503	8. 3
籼粳稻	859 601	25 064	2. 9
高粱	155 193	19 642	14. 5
大豆	123 113	22 734	22.6
棉花	21 058	6 720	46.9
花生	54 052	9 080	20. 3
芝麻	18 466	3 209	21. 0

        总之,1931—1936年间,中国农村改良所取得的成效不大,农业生产在衰滞不振中而稍有进展,呈颠蹶前进的艰难状态。这几年间,中国农业年复合增长率(不计东北)仅为1.5%,而同期近代工业年复合增长率为6.7%;1927—1936年间,现代交通年复合增长率更达到9%—16.1%。相比之下,农业发展显得步履迟缓,与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前进极不相称。不过,1936年水稻、小麦、高粱、玉米、小米等粮食总产量达到2 115 222千市担,仅比此前历史上最好年成的1932年减少了0.083%,基本上持平。棉花总产量达17 357千市担, 比1932年增长83%。油菜籽、芝麻、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总产量为324 011千市担, 比1933年的361 249千市担少了10.3%。烟叶总产12 865千市担,比1933年的12 745千市担增加了0.94%。农产品总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 1936年为198.9亿元,1932年为196.6亿元,高出了2.3亿元。因此,就总体而言,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936年还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大致说来,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许多部门和行业(如工矿、交通等)都是在1936年创下了近代史上的最高纪录。因为1937—1949年,先有抗日战争,后有国共内战,在炮火与硝烟中,工商农业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样,1936年国民经济空前繁荣的局面,就格外引人注目。193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306.12亿元,这与1920年的219.03亿元比起来,16年间的增长速度不能说不快。在该年度工矿业总产值106.89亿元中,近代工矿业总产值为33.1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手工业总产值约73.7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5%。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其中属于近代企业经营者约占51%,属个体经营的占49%。即该年中国工矿业总产值已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35%,而农业占65%。十分明显,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这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成分,但尚未在经济领域占居主导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主要局限在工商金融业及交通运输业中,农业领域则极为微弱。在工商业资本主义中,工业资本比重较小,金融和商业资本比重甚大。如1936年私人资本企业资产净值为72亿元,其中工业为11.7亿元,占16.25%;运输业1.6亿元,占2.22%;商业30亿元,占41.67%;金融业28.7亿元,占39.86%。后两项合计,即81.53%的私人资本主要在流通领域中活动。这种状况,既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又必然会对国民经济的近代化产生阻碍作用。虽说如此,1936年时,我国属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矿业已占到全部总产值的10.8%,如果再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则可达到20.5%。单就工业而言,近代工业已占到58.6%,即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完全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了。这说明,到抗战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1936年工矿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金融贸易的繁荣兴盛,农业的全面丰收,使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大增。这一切,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并夺取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