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①,并提出了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问题。1933年春,日军攻占山海关,侵入关内,向热河和长城沿线发动了进攻。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呼声,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然而,南京国民政府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则残酷镇压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全力“围剿”工农红军,兼并地方实力派。
        针对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信,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1933年1月10日、1月17日、3月4日和6月1日连续发表宣言,贯彻和宣传红军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抗日军队订立协定、一致抗日的指示。这“三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②其中1月17日的宣言,被列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它的发表,立即在全国人民中间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响。著名科学家丁文江曾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要求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③正在苏区前线指挥军队进攻红军的国民党重要将领陈诚,也提出要停止“剿共”,北上抗日。
        需要指出,上述1月17日的宣言,固然意味着中共的策略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但当时所提出的“三条件”,更主要的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并未在行动中真正实施。同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了解决满洲问题的总策略方针:“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甚至还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④这与过去完全否定中间阶层的抗日倾向,只重视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观点相比较,显然大大前进了一步。
        1934年4月20日,经中共中央的广泛筹划,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一文。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宋庆龄、何香凝、李达、马相伯、章乃器、李杜、胡汉民等各界人士共1 779人。文件提出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行动纲领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个六条纲领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全体武装力量一致对日作战;并提出了工农兵商学大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大联合的设想。这在当时,均能切中时局需要,故一经发表,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签名拥护者竟达30万人之多。
        可是,到1934年夏,由于鄂豫皖、湘鄂西等重要革命根据地已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军事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自然受到了影响。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这样,中共中央就无法及时了解共产国际有关转变政策的指示。相应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因其有利条件,先于国内的党组织,开始了这种转变。
        在30年代的初期,欧洲和远东两个战争策源地迅速形成,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新的国际形势,要求共产国际迅速制定出相应的新策略方针。为此,从1933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就开始筹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2月27日,季米特洛夫获释后到达莫斯科。4月29日,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政治委员会委员、中欧地区局领导人。5月23日,他又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开始担任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职务,直接负责新政策的制定工作。也是在5月23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共书记多列士撰写的《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一文,同时还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论文,公开主张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行动。5月31日,法共《人道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并向社会民主党人发出了联合行动的呼吁。⑤6月14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曼努伊尔斯基代表联共(布)建议,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任务应该是结成所有工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库西宁也在会上提请大家,要注意修改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重要性。7月1日,季米特洛夫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社会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和国际的领导这三个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我们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他要求,“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⑥,给各国党以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此后,共产国际主要领导成员,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批评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建议各国党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进行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法共人民阵线的建立,也为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路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的典型证明。之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它标志着共产国际新的统一战线总政策和总策略的正式确立。
        1935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对华北地区展开了疯狂侵略。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步步忍让后退,先后订立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协议,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沦丧。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共产国际路线策略的改变,这种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促成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1935年6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吴玉章等人,在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后,立刻打电报给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的王明,请他速返莫斯科“共商对策”。王明接电一回到莫斯科,马上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连开了几天会议,决定发表一个宣言。在集体讨论了内容之后,由王明具体执笔起草。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王明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终于写好了宣言的草稿。接着,又召开代表团会议,经过七天的反复商讨,最后确定了初稿。7月1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参加者有王明、康生等十三人。会议对宣言初稿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并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宣言文字作进一步修改加工;同时写一解释的信。该委员会由王明、康生等七人组成,须在次日将宣言修改完毕;解释信则由委员会推举一人,负责于7月20日以前起草、办好。在宣言形成的过程中,王明曾向斯大林作过口头汇报,斯大林颇为赞赏,这给予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⑦。
        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他们均表示赞许,并建议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公开发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报告时,首先向各国党宣读了这一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后又略经修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才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然后航空邮寄到巴黎。《救国报》系中共于1935年5月在巴黎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前后共发行了16期。10月1日,宣言全文刊载在该报第10期第2版上,署名“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题目是《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落款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故通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标志着中共政策开始了新的转变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大部分:第一,宣言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野心,指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亡已成为全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并痛斥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宣言沉痛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中国的“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因此,“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除却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的各界同胞,正在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我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必然会获得胜利。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而战!”
        第二,由于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宣言提出应当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要求。宣言指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因此,它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特再次郑重申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这一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不再满足于下层统一战线,开始注意到了上层;不再限于抗日军队的联合,开始号召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除蒋介石等极少数人外)实行抗日大联合。
        第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那就是“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以及一切地方军政长官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即将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它还提出了10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即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民主政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至于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组合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⑧。
        《八一宣言》的上述思想主张,与1933年1月17日发表的《为反对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及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所表述的思想相比,显然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它完全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即上下层都包括在内的统一战线的思想。2. 宣言所主张的联合,已不再局限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援,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并以十大政纲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以形成更高级更有成效的各界大联合。3.宣言虽然点名批评了蒋介石,也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但也没有把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府作为抗日民族战争的前提;并号召各党派抛弃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思想基础。4.宣言不再是出于揭露国民党的斗争的策略需要,而是真心诚意地愿同各抗日力量团结对敌,因而也就抛弃了以前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而着重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因此, 《八一宣言》虽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的提法,对各阶级、党派抗日态度缺乏具体深入分析,未提出各界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等),但由于它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既标志着中共统战政策开始了新的转变,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所以,宣言一经发表,先在英、法、德等国传播,后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传入国内。
        1935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个宣言;次年春,如海南岛这样的一些边远地区也都能够看到宣言了。同时,宣言在海外四十多个国家的华侨中间,亦得到广泛传播。随着《八一宣言》的迅速、广泛流传,它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它所造成的良好社会效果,为团结中华民族共同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宣言极大地鼓舞了那些坚持爱国、反对投降,积极寻求抗日救国道路的进步势力的热情与斗志;直接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宣言发表后,王明为了迅速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让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贯彻到国内,先后派阎红彦、张浩、刘长胜等人回国,他们分别在1935年11月、12月和次年初到达陕北,这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转变。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12月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全面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 “在八一宣言的影响下,1935年下半年北平学生发动了两次示威游行,和军警冲突,喊出了共御外侮的口号”。许多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⑨
        其次,《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当时,隐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宣言后,就公开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1935年12月,在美国纽约,全体华侨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尽快建立国防政府。邓宝珊也十分拥护宣言中“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宣言后,内心激动不已,曾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他们均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的各项主张。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托故前往上海找杜重远。杜向他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他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形成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局面,其中关键是要联合中共,“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张赞成杜的意见,决心退出剿共内战,与红军联合抗日。12月中旬,张学良又在上海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请他设法寻找关系与中共联络。在此前后,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去南京见杨,告知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杨虎城反应积极,表示同意宣言内容,并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提出合作的具体办法。到1936年初,中共分别同张、杨达成了合作抗议的协议,形成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重组第三党,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先后两次公开发表《组织反日阵线宣言》,响应《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6年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宣言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于去年8月1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中国红军领袖也迭次发出通电,吁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⑩
        复次,《八一宣言》也激发了海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5年12月初,在法国当局的干涉下,《救国报》被迫停刊。12月9日,吴玉章前往巴黎,将报纸改名为《救国时报》,继续出版发行。当时的《救国时报》上,登载着许多海外侨胞的“读者来信”。一位读者从伦敦写信说:“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他又说:中共“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纲。……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11)。新加坡一位华侨则写道:“贵报的观点和内容,引起了我们热烈的拥护和同情。”(12)
        最后,宣言的发表,对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一大震动,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华北事变以来,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英美支持下,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中苏关系这时也有所改善,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中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他认为,中共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军事上已走到了绝境,故可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为此,他要求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1935年底到翌年初,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之命,与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接触。邓向王明表示:蒋介石读过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演说词,对他提出的统战主张十分赞赏,故决定与中共开始谈判。随后,国共两党通过几条线索展开了接触和磋商。虽然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些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却为国共再次合作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