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泛指河北省东部平津一线东北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及二十二个县城,面积近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四百余万人。这一地区,在《塘沽协定》签订后,大部分被划入了“停战区域”,中国政府不能在此驻军,而日本关东军却虎踞于前,华北驻屯军又狼顾于后。因而,这一带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
        1933年9月,国民政府批准将冀东二十二县划为滦榆和蓟密两区,在唐山和通县分别设立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陶尚铭和殷汝耕分任公署专员。陶上任后,不能与日方妥善“合作”,乃为日方所嫉忌和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辞职,改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殷汝耕(1889—1947)系浙江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第七高中,曾加入中国同盟会,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他娶了位日本妻子。然后返回国内,先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从事中日问题研究。后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次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历任驻日特派员、航空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及上海市政府参事等职。蒋介石看中他精通日本情况,故多次起用他办理对日交涉。而日本学者却评论他是“自认为只有依赖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时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的死心塌地的汉奸①。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曾代表上海市长吴铁城参与淞沪停战谈判。1933年,又参加了《塘沽协定》签订前的对日谈判,为日方效尽了犬马之劳,遂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汝耕在担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侵略者,纵容日方以冀东为基地,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和贩毒活动。
        1935年8月4日下午,河北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长刘佐周在滦县车站迎接梅津美治郎司令官时,突然遇刺身亡, 日本守备队长温井险遭狙击,日宪兵北村亦为流弹击伤。 日方认为该案有政治阴谋,怀疑是前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所策划。8月5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关东军驻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由天津赶到北平,分访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和北平政整会代委员长王克敏,提请中方注意刘佐周案详情,并表示抗议。当天下午3时许,酒井隆辞别鲍、王后,即返至北平日使馆,以商谈为名,电邀陶尚铭前来会晤。约3时半,陶赶到使馆,双方稍谈数语,陶即被强行扣留于日使馆武官室内,竟长达两周之久,直至8月18日方获释。这就是所谓的“滦东车站事件”。中日双方就此事又展开了交涉,而殷汝耕本人这时已兼任了滦榆区行政专员。8月8日,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就刘佐周案,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致歉,又电令殷汝耕火速缉凶法办。事后至21日晚,刺刘案的凶手被擒,而案犯原系刘佐周旧属救国军连长李振华。据供,李犯系因被刘撤职,挟怨报复而行刺,完全证明日方所谓刺刘案系“排日思想”结果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但在处理刺刘案的过程中,殷汝耕积极配合日方的行动,事无巨细,处处禀承日方意旨,却深深获得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
        此时,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已是恶浪滚滚, 日甚一日。但日方支持的武宜亭香河叛乱,很快即被敉平,土肥原拉拢宋哲元宣布“自治”、搞“中央突破”的招术也遭到挫败。一向亲日、媚日的殷汝耕,窥伺风向,很快把日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看作其卖身投靠东洋主子,攫取高官厚禄的大好时机。为此,他曾亲自潜往东北,晋见关东军司令官,表示愿为“华北自治”效劳。正当土肥原迭遭挫折之际,殷汝耕的主动投怀,引起了关东军和土肥原等人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决定降格以求,先全力扶植殷汝耕在冀东建立傀儡政权,然后再利用宋哲元惧怕其权力、地盘遭蚕食的心理,诱逼宋哲元走上冀察平津“自治”之路。在土肥原看来,“如殷汝耕很积极的话,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②。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与土肥原在天津进行密谋,二人可谓一拍即合。当土肥原将自己先行建立冀东“自治”政府的计划出示给殷汝耕时,后者欣喜若狂,不仅完全同意,“而且表示了出乎意料的决心”③。当晚,殷汝耕在天津马上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决定在停战区宣布实行“自治”。次日,殷汝耕匆匆返回通县,宣布将滦榆、蓟密两区合并为滦蓟区。当晚,他向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萧振瀛、徐永昌、傅作义、秦德纯、程克、沈鸿烈等华北要人发出通电,宣称:“南京政府亦不顾宋、韩两公向五全大会发出之要请施行宪政,仍欲在独裁下,逞其亡国之阴谋,欲救人民于水火中,殆已绝望。于兹不肖汝耕顺应大势,基诸战区四百万民众一致之要求,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通州发表树立自治临时政府宣言。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定大计藉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④同时又通电全国,发表反蒋“自治”宣言,指责国民政府施政八年,“其间多为专政党利计,毫无善施,秕政百出,不符民意”,故自本日起,战区“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⑤。25日晨8时, 日本的傀儡政权机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正式挂起了招牌,并发表通电,鼓动宋哲元等人群起效尤。这一傀儡政权由殷逆自任委员长,下设四厅三处二局,其教育厅长为刘硕援,建设厅长王厦材,财政厅长赵从懿(义),民政厅长张仁蠡;秘书处长池宗墨,外交处长霍实,保安处长张庆余;另有铁路管理局和税务管理局。该政权核心由9名委员组成,即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⑥伪政权的组织大纲规定,其“外交军事由委员长掌握”;委员会“一切行政,虽服从中国现行法令,应必要时则发布单独法令”;委员会“管理一切之国家收入,即税收、铁道、矿山、邮务收入”,另设置特区各级法院和建设委员会。⑦其自治区域,包含冀东二十二县及延庆、龙关、赤城三县,即:通县、三河、蓟县、密云、怀柔、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抚宁、卢龙、丰润、乐亭(以上十八县属停战区)及宁河、宝坻、昌平、香河、赤城、龙关、延庆等,共计二十五县。当天,殷汝耕还向所辖各县发表布告,宣布即日起“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振兴实业以利民生,铲除盗匪而保民命,使我无辜之人民得安居乐业,得望实现模范政治”⑧。同日,伪政权又议决在唐山设立办事处,并派霍实和殷体新分赴北平日使馆及武官室、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及日驻天津领事馆,向其主子报告傀儡政权成立经过等事。25日上午10时,伪政权成立大会一结束,霍、殷二人即分赴北平天津各处。殷逆如此尽心尽力,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⑨。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展,南京行政院于26日晨10时召开紧急会议,孔祥熙、何应钦、朱家骅、王世杰、唐有壬等十余人出席。会议经讨论作出如下决定:“(一)北平军分会应即撤销,其职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五)决议: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着即撤销,其职务由冀省府直接处理;(六)决议:电令宋主任商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⑩当晚,国民政府发布明令,痛斥殷汝耕“勾结奸徒,企图叛国,于国家危难之中,为乘机扰乱之举,丧心病狂,自绝人类”,要求河北省政府对殷逆“迅予免职,严行缉拿,依法惩办”(11)。但冀东地处“非武装区”,殷氏又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虽明令通缉,实际却无力惩办汉奸。蒋介石自己就承认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12)这也正是殷逆逍遥法外长达十年之久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在当时,全国民众对此傀儡政权深恶痛绝,纷纷予以鞭挞和谴责。11月2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任鸿隽、胡适、顾毓秀、张奚若、蒋廷黻、查良钊等二十余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的举动”,“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13)。26日,河北各院校馆全体教职员发表紧急宣言,痛斥殷汝耕等“无耻之徒,蓄谋扰乱国际和平,破坏国家统一,甘冒不韪,凭借原有政权与地位,组织傀儡机构,悍然表示脱离中央;直国家之罪犯,国民之公敌。河北人民有切肤之痛,势难缄默,希望中央以全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14)当天,上海商会、总工会、地方协会、中等学校协进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等团体分电中央,请明令讨伐殷逆。此后,直到1936年初,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全体教职员,武汉新闻界,战区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江苏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平燕大、清华、师大等11所大学及第一女中等四所中学学生自治会,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周建人、陶行知、章乃器、郑振铎等283人,广西南宁学生会,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计师公会,记者公会等,先后发表通电或宣言,要求中央和河北当局讨伐殷逆及冀东伪组织。12月4日,旅沪全浙公会决议,开除殷汝耕的会籍,并发电予以警告。次日,江苏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致电王厦材(江苏人),促其悔悟。
        在全国舆论的声讨下,冀东伪组织内部人心涣散,稍具爱国心者纷纷离去。1935年11月27日,伪外交处长霍实在北平发表声明,脱离伪组织;冀东临榆、昌黎、乐亭、卢龙、迁安五县县长拒绝加入伪组织,在本日先后离县赴省。30日,战区昌平、香河、玉田、宁河、顺义、三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十一县,先后声明绝不附逆。南京国民政府迫于舆情,也一直坚持对伪政权不承认的方针。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电示河北省及平津军政当局,要求在可能范围内对殷逆行动加以注意。29日,南京外交部分别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声明殷氏一切行为,均应视为无效;同时又电令驻外各使节,分别通知所在国政府,告知国民政府绝不承认冀东政权。对于南京政府的态度,日方颇为恼火。11月27日晚,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访晤孔祥熙,强烈反对通缉殷汝耕。当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亦发表公告,宣称中国当局对“自治”运动,“如以武力镇压,实属徒劳”;劝告国民党“采取适当之步骤,以应付自治之要求”(15)。同时, 日方又不断经山海关向平津调集军队, 日旅顺要塞部海军第14舰队也派出“菊”、“葵”两艘驱逐舰,由秦皇岛向塘沽开进,企图以武力威逼宋哲元等效法殷汝耕。
        鉴于华北局势急剧恶化,蒋介石乃派何应钦、陈仪、熊式辉、殷同等分途北上,酌情处理河北问题。随后,在12月18日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图回避双方激烈冲突,起个缓冲作用。⑯这样,日方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千方百计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东伪组织“合流”,将宋哲元“改造”为华北的溥仪。为适应这一要求,12月18日当天,秦德纯、萧振瀛与土肥原会商冀东、察北问题。土肥原表示: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改为“冀察防共自治会”,彼愿与殷商榷取消冀东政权之事,否则不能考虑。12月24日,冀东伪组织发出布告:“(一)冀察政委会为受南京政府指令者,决不与之合作;(二)冀东防共自治会为自治政府,军事、外交、政治、财政实行纯正自治;(三)区内一切关站国税,概归本会收支;(四)本自治区内纳税,禁用中行钞票。”(17)次日,殷汝耕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6日晨,又公布了伪政权的组织大纲十四条。它规定:设伪自治政府于通县,管辖滦东战区二十二县。设委员“参政八人,参赞政务长官施行政务”。“设政务长官一人”,由殷逆担任,“总揽本区域内军政一切事宜。政府置秘书、保安、外交三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伪政府委员一律由殷逆“聘任”,各厅、处长、参事等由殷逆全权任命。当天公布的各厅处长为:民政厅长张仁蠡,财政厅长赵从懿,建设兼教育厅长王厦材;保安处长董凤祥,秘书长兼外交处长池宗墨。同时,“将战区保安队改编为伪政府军队,换着正式军服及有伪组织字样肩章。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等部,皆改称为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第一二三四五师,张等五人,分充师长”(18)。当天上午,殷汝耕接见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伪政府“修明庶政,贯彻初衷,但不脱离中华民国,故不自制国旗,仅于二十六日通告各国,宣告成立,不要求他国承认,亦不拟承认他国;惟 ‘满洲国’因接壤故,事实上不能不发生外交关系”(19)。
        冀东伪政权成立后,曾遭到多方面的反对与抵制。殷汝耕在日军的支持下,乃不惜使用武力,强力推行“自治”,并蓄意寻衅滋事,以借机扩张其地盘。1935年12月3日,战区特警队张庆余部一大队以武力接收了河北宝坻县,由殷逆派日本浪人一名充作顾问,在该县组织了伪治安维持会。同月15日,伪组织保安队第四总队赵雷部开抵塘沽,强逼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二师吕济部让出营房,双方为此发生了冲突。次日, 吕济部奉令后撤至新河附近,赵雷部得以进占塘沽。殷汝耕遂将塘沽、大沽亦划入其伪政权辖区范围,大沽造船厂、塘沽税局查验所皆被进占。17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接防津东,赵登禹师二千余人开驻到军粮城、新河、北塘一带。翌日,赵雷部得寸进尺,又派两个中队进入新河,抢占了原三十二军防地,阻止二十九军接防塘沽。至20日,国民党中央及河北省派驻塘沽的各机关,竟被冀东伪组织全部接收。为了避免冲突,二十九军赵登禹的一三二师只好撤驻津郊曹家花园和杨柳青等地。1936年1月27日,殷汝耕命伪新编滦县民团萧再兴部一千余人,以武力开驻昌平,结果与当地石友三部保安队冯寿彭部发生冲突,萧部强行占领了县城。后宋哲元令二十九军进行反击,于2月7日击溃萧部,萧再兴下落不明,日本顾问闻风而逃;昌平善后事务,仍由伪政权命唐祖熙县长负责办理。到了7月初,伪组织又企图收编玉田县民团为其保安队,激起变故,民团与保安队在县城内外交火,相互对峙。11月初,殷汝耕派其外交处主任秘书林东铭率保安队张砚田部,武力接受了北戴河海滨自治区。次月初,冀东伪政府复强行接收了冀东各县的司法机关,在通县、唐山、玉田、迁安各设一地方法院,另在通县设置了伪最高法院。类似上述事件,可谓举不胜举。除肆意扩张伪组织外,殷汝耕一伙又不断强化其在冀东的傀儡统治,以种种方法加强其武力。1936年7月29日,殷汝耕为加强对各县的控制,通令冀东二十二县,限于8月15日前抽选各地壮丁,组织防共义勇军。要求每县至少成立5队,每队约3 000人;凡无壮丁应征之家,则须纳捐100元。8月,殷汝耕又对保安总队进行缩编整顿。共编为四个总队、一个教导队,由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分任总队长;每总队辖两个区队,每区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有官兵480人,配备机枪8挺及山炮、野炮等,并增设特务中队。这样,每总队人数均超过3 500人,又由日方接济配置了不少重武器,实际武力颇有增长。各保安总队统归保安处长刘宗纪辖制,但殷逆自己却兼任了教导队长,直接掌握部分武装力量,以增强其个人威势。
        在经济方面,据统计,冀东伪政府全年各种税收为:田赋及附捐800万元,关税420万元,烟600万元,监税协款300万元,北宁路协款120万元,鸦片烟税500万元,共计达2 740万元。(20)这些款项的取得,也多是伪政权四处攘夺所致。1935年11月,伪组织一经成立,即派殷体新到唐山,接收了唐山统税管理所,截留该地税款,导致唐山人心不稳,物价上涨,百姓叫苦连天。(21)另委任陆逑为北宁铁路新榆段监理处处长,接收了监理铁路运行事务的权力。此后,冀东的资源、工业、关税几乎完全落入日军手中,日方并利用该地为走私、贩毒的根据地。冀东虽限于一隅,但税收和交通机关收入,却占到河北省年收入总额的22%,这对河北省而言,无疑是财政上的巨大损失。12月11日,殷汝耕又下令截留冀东关、盐两税。1936年1月初,伪政府北宁路新榆段监理处开始截扣唐山以东各站每日收入路款。后经铁道部长张嘉璈、北宁路局局长陈觉生与日方交涉,至12日达成协议:撤销新榆段监理处,停止扣款;由北宁路局每月拨给冀东伪政府“协款”十万元,以作补偿。在此前后,伪冀东防共自治军赵雷部侵入塘沽,占领产盐区,并向长芦盐运稽核所勒索,要求每月支付60万元,否则,即阻停新榆段运盐车辆。后经交涉,在15日达成协议,伪组织一方停扣盐税,由长芦运署每月接济伪政权25万元。两天后,日驻天津总领事召开各分馆领事、副领事会议,决定支持殷汝耕实行“关税自主”,并与殷氏缔结互惠协定。为了打击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增加伪组织的经济收入,1936年2月中旬,殷汝耕决定,对走私货物只征取相当于中央政府海关税额四分之一的查验费(特别关税),即准允私货“合法”运销。由此,日本私货充斥华北市场,并流入中国内地,给中国民族工商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伪政权建立后,便在冀东各县竭力实施奴化教育,鼓吹中日满“亲善”、“提携”,以消弭民众的反抗斗志。1936年1月15日,殷汝耕颁令,要求冀东各学校更改课本,将小学教科书改订为亲日内容,并为此向“日满文化协会”请求援助和指导。2月16日,冀东伪政府创办的机关报《冀东日报》在唐山发刊,报纸上整天充斥着中日“亲善”及为日军侵华无耻辩护的言辞。20日,冀东各小学一律采用新教科书,其内容力言东洋民族大团结,提倡所谓东洋固有文化,尤其是孔孟的道德思想,并大谈什么中、 日、“满”三国协调。同年7月17日,伪政府教育厅下令,各县中、小学必须统一加授日本史地。19日,又通令规定,中学生升大学,应向伪教育厅呈请审核,由该厅免费送往东京或伪满大同学院肄业;小学毕业后也只能在冀东升学,不得前往平津就读。8月13日,殷汝耕再令冀东二十二县,每县应聘一名日籍教育指导官。又令各中小学实施亲日奴化教育,所有教员都应兼习日语和日本史地,并每年考试一次。凡违背亲日政策及考试不及格的校长、教员, 日籍教育指导官均有权予以撤换。然而,这种奴化教育不仅无助于冀东伪政权的巩固,反而激起了各县民众的强烈憎恨和反抗。
        冀东伪政权乃日军卵翼下的产物, 自然要与日方及伪满发生种种联系。1936年1月11日,伪满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前赴通县,代表伪满洲国与殷汝耕商谈双方缔结军事、外交、交通协定事宜。4月14日,冀东第二号傀儡池宗墨,率保安处长刘宗纪及屈星舫、殷体新、夏运生、那廷栋、曲世和等伪官员、秘书,偕顾问庄村谦吉、参议金井房太郎,出访伪满洲国。其目的是公开表示“与邻邦敦睦友谊,并专诚答谢关东军”。池氏一行每到一处,即大肆攻击国民政府,肉麻吹捧伪满洲国为“王道乐土,荡荡平平,新兴气象,蓬蓬勃勃,一切建设有突飞猛进之势”(22)。并谬称什么“中日满三国同文同种,利害最为密切,此后应本共存共荣之义,以保东亚之和平,以谋人类之福祉”;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以日满“王道乐土精神,灌输于我冀东二十二县”㉓。5月18日,伪满官员高崇禄、李垣等以答礼专、副使名义,专程回访冀东伪政府,以互相安抚,并决定在适当时机双方“正式订立条约”。
        殷逆的伪政权不仅为日本看护着冀东这块殖民地,而且成了推行分离华北政策的得力工具, 日方土肥原、多田骏等人曾软硬兼施,极欲促成殷汝耕与宋哲元的合流。但到1936年春,宋哲元集团越来越靠近南京政府,中日间关于冀察问题的多次交涉,亦无大的进展。2月9日,土肥原发表公开谈话,不无沮丧地承认:“冀察政委会与冀东自治会为两种在基本上互相对立之组织, 一时难有接近。”(24)23日,多田骏也对报界宣称:“冀东自治政府与冀察政委会合流事,本人甚望其实现。但两方有不同者,即冀东自治政府所标榜者为防共,而冀察政委会之设立,与南京政府为一命脉,故其目的稍有异点,双方能达于一水平线上,方可合流。”(25)这时,冀东傀儡政权辖区内局势颇不稳定,各种反抗事件一再发生。如在3月27日,迁安县西北的兴城大平寨一带,发现有抗日救国会组织,各乡村民纷纷加入,并提出了“反对冀东傀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26)8月初,冀东各县又出现了“反殷自治军”,设军部于马兰峪,王道任军长。8月下旬,石河区有“反殷人民自卫军”千余人活动,他们派人便衣持枪赴抚宁、滦县、遵化、玉田等地,宣传驱殷,并联络民团,征集枪械壮丁。27日,伪特警张砚田部百余人哗变,张的总部也连日有人张贴、散发反殷传单。为了稳定局势,殷逆一方面责令特警队严密搜杀,另一方面又亲至天津,请求日军增援。但保安队反正、哗变和民众武装反殷事件,仍层出不穷,令殷逆为之焦头烂额。在此背景下,该年冬,宋哲元曾打算借绥远抗战之机,指挥二十九军以武力收复通州, 一举铲除殷逆的伪组织。冀东保安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赵雷等人,也曾秘密赴北平见宋,愿作为内应,与二十九军内外夹击殷逆。后因西安事变发生, 日方又加强了戒备,该计划才只好放弃。但张庆余、张砚田二人,虽身任伪职,却素具爱国之心,仍继续与宋哲元保持秘密联系,按照宋的安排,待机而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与日军血肉相搏,全面抗战已成现实。当此之际,二张认为表明心迹、报效国家之机已然来临,遂于29日率保安第一、第二总队武装起义。该日零时,他们联名通电反正,迅速捕获了殷汝耕,歼灭了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长田木繁以下日军三百余人,然后率部押着殷逆,撤向北平。当他们行至北平安定门和德胜门之间时,方知第二十九军因作战失利,已经撤离北平。这时,日军飞机正趁天明滥炸起义部队,尾追日军又围逼了上来;城内日军也开出二十余辆装甲车,配合步兵猛攻起义军。双方展开混战,殷逆竟乘乱逃脱,被日军带回北平。张庆余等鉴于双方力量众寡悬殊,乃令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向保定转移集中。这样,殷逆侥幸暂时逃脱了正义的制裁,又得以苟延残喘了若干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被国民政府明令枪决,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