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正当蒋介石竭尽全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紧要时刻,1933年11月,以第十九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该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其领导人军长陈铭枢、副军长蒋光鼐和师长蔡廷锴等,均出身于原建国军第一师,都是李济深的老部下。以后这支军队为蒋介石所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秋,蒋光鼐、蔡廷锴所部调驻济南,始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下辖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后“奉调入赣”,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1年冬,第十九路军由江西调往南京、上海一带,并以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戴戟为淞沪警备司令。
        调防京、沪以后,第十九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广大官兵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积极进行抵御日军进攻的准备工作。在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第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禁令,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终因蒋介石等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第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并于同年5月23日调往福建参加“剿共”内战。
        1932年6月,第十九路军开始进入福建。7月,蒋光鼐在福州通电就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暂时统一了福建军政后,蒋光鼐接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则接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接着,第十九路军便集中力量,向中国工农红军主要根据地闽西的龙岩、漳平、连城、永定等县进攻。
        正当第十九路军向闽西革命根据地步步进逼之时,1933年1月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侵入华北,在此国难益加深重的形势下,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抗日情绪高涨。1月5日,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榆关、热河危在旦夕,敌弹到处燃烧,闻之发指。……廷锴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他人不忍牺牲袍泽以博民族英雄,廷锴则不忍牺牲国土以博个人苟安享乐。”①经“一再请示”,蒋介石不得不允许蔡廷锴在第十九路军中抽调志愿官兵,编成“援热先遣队”两个纵队,北上抗日。部队行之途中,获悉签订《塘沽协定》,蒋介石又电令他们回师。对此,蒋光鼐、蔡廷锴愤怒不已,他们在《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出卖华北,提出“贼寇入室,惟有痛击,乃不可认贼为父,以图日夕之安”。为此,遭到蒋介石的“电责”。此时,第十九路军老上级,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压迫出国考察的陈铭枢从欧洲回到国内,“即图谋异举,蒋光鼐赞其议”。但蔡廷锴认为,在军事上仅第十九路军不能独当此重任,在财政上也不能自给,如果起事,将无以为食。于是,陈铭枢即赴香港与李济深商议以广州为中心,闽粤桂三省合作,共同反蒋。蒋光鼐也于6月初参加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的谈话会,讨论三省联合反蒋问题。但广东的陈济棠不愿得罪蒋介石,拒绝合作。因此,陈铭枢等又派人到广西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希望闽、桂合作,共同出兵讨蒋。但李、白以“国势飘摇,不可再起内争,致误全局”,“力主慎重”,加以“婉谢”。②这样,第十九路军联络粤桂反蒋的计划未获成功。
        还在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并向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之时,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为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的误国政策,号召全国工农大众动员起来抗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和立即武装民众的三条件下,愿意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受到很大触动。是年七八月间,由彭德怀等指挥的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东征入闽,在连城的朋口等地歼灭了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的三个团,使第十九路军将领十分震惊,蔡廷锴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落空,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如果再打下去,有可能全军覆没,让蒋介石坐收渔利。于是,他们一方面整肃内部,为抗日反蒋,发动事变作各项准备;另方面则采取积极步骤,与中国共产党、红军进行联系。经过几次接触,1933年8月,第十九路军派陈公培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到延平附近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表示愿意在工农民主政府1月17日宣言提出的三个条件下,进行停战谈判。彭德怀对此表示欢迎,经请示后,即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9月,第十九路军正式派徐名鸿、陈公培到瑞金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与中共代表进行了谈判。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规定:(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二)以互助合作为原则,双方恢复商品贸易;(三)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四)赞助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如民众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协定的签订,使第十九路军正式走上了联共抗日反蒋的道路,加速了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步伐。
        协定签订后,陈铭枢等认为时机已成熟,即在香港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即日赴福建,发动反蒋抗日运动,组织新政府。11月10日,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联袂赴福州,其他主张抗日反蒋的人士也陆续抵达福建。11月17日,李济深到福建后,立即在蒋光鼐的住宅召开了各党派联席会议,各党派重要人物137人参加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作出了组织人民政府的各项决定。18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鼓山召开紧急秘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政纲、政策以及军事、财政等问题,决定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有关宣言、政纲草案;决定派李超恒、叶少泉分别接收福州、厦门两地中央银行,以防南京国民政府断绝财政。当天,蒋介石得悉闽变即将发生的消息,即密电陈铭枢,声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侮”,劝其“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希望和舟共济,放弃发动福建事变。但陈铭枢不为其所动,于19日复电蒋介石,斥责蒋仍坚持“剿匪”惧日政策,表示发动福建事变,“决非他人挑拨所能离间,亦非一时误会所能隔阂”,“所见不同,自惟有各行其是”,并指出蒋“年来所为者,果何有于民族?果何有于民生”?“公自信有谋国之忠诚,何不于国民共怒之前, 自决其进退”!
        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推举黄琪翔、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徐名鸿、徐谦、陈友仁等17人组成主席团,以黄琪翔为总主席。到会的有广东、广西、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西康、云南、贵州、黑龙江、辽宁以及北平、察西、东北等二十多个省市和地区的代表及华侨代表等百余人,还有第十九路军官兵和当地的机关、社会团体及群众数万人参加了大会。各省代表相继演说后,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为中华全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利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人民有武装保卫国家之权利义务。宣言强调指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③这个宣言实际上是人民革命政府的施政纲领。当晚,大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人民政府),首都设福州,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方未到,后改为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何公敢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任主席,定22日举行成立典礼。
        22日上午,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正式宣告成立。主席李济深及委员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11人宣誓就职。下午,福建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一)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二)政府机构先设军事、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及财政、外交两部,推举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兼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余心清代)任经济委员会主席,陈友仁兼任外交部长,蒋光鼐兼任财政部长;(三)建立军事委员会,推李济深为主席,戴戟兼任参谋团主任,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为委员;(四)任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萨镇冰为政府高等顾问;(五)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两横条中嵌黄色五星为国旗。此外,会议还决定通令12月1日庆祝革命政权成立,赦免一切政治犯;定11月20日为革命政府纪念日。同一天,福建人民政府发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指出:“蒋中正所御用之南京政府,实为一切反革命派之大集团”。“九一八事变之初,即令张学良不加抵抗,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之际,又绝其后援;驯至一送热河,再送滦东流域;复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近更派使交涉,实行降日,同时对东北义勇军之活动,则多方破坏;对民众同盟军之抗日,则直接威迫;对粤桂闽,出兵援热,则百端阻抗;对各地之爱国志士,则肆意迫害,对于内地之工农解放运动,则尽力摧残,对于思想进步之文人,均在不赦之列。由此可知蒋中正所领导之南京政府实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之工具。”为挽救中华民族之灭亡,开辟全国人民之生路,首先必须推翻南京政府,“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之产生,即系应此种迫切之需要”。宣言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 “(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设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农工劳苦群众。”④
        同时,福建人民政府还发表了《最低纲领》18条。它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之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以树立完全代表人民权力之政府”。因此,它主张“立即实行”《最低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各国重定双方平等互惠之条约;(二)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之企业与文化事业,有违害中华民族利益者,得限制或没收之;(三)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其他则应分别予以有条件的偿还; (四)实行对外贸易统制;(五)厉行关税绝对自主;(六)开放政权,凡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反革命分子,不赋予政治之一切权利;(七)中华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得自由联合革命,确认民族自决;(八)确定人民身体、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九)实行普选;(十)废止一切苛捐杂税;(十一)厉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计口授田,森林、矿山、河道完全国有; (十二)银行与交通一切重要企业归国家统制;(十三)以政治力量及国家资本扶助农业生产科学化; (十四)严禁高利贷; (十五)取缔奸商,人民生活日用品由国家专卖;(十六)制定农工法,改良农工生活,并保障扶助农工团体之发展;(十七)厉行教育普及;(十八)实行征兵制,武装民众,并援助民众之反帝及经济政治斗争。此外,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还发布对外宣言,揭露国民党内亲日、亲英美及依赖国联各派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罪恶,声明:“推翻蒋氏政权不特为中国独立与救亡所必需,且为全世界军事与经济之利益计,亦为必要。”宣言要求各国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凡此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款,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定”⑤。福建人民政府的基本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即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主张推翻蒋介石的反动专制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在经济上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铲除封建残余,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对外主张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民族解放。由此可见,福建事变是一次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变,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显而易见的革命进步性。
        11月24日,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邓世增为副指挥;沈光汉为第一军军长;毛维寿为第二军军长;区寿年为第三军军长;张炎为第四军军长;谭启秀为第五军军长;原福建绥靖公署结束,改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在漳州、延平两地设行营,由谢东山、邓世增分别任主任;并决定即日出师讨蒋。同日,沈光汉等五军军长通电宣布自动脱离国民党。12月中旬,福建人民政府决定将福建划分为四个省,任命各省长、副省长:闽海省,辖闽侯、长乐等十五县,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建省,辖南平、沙县等十八县,省长萨镇冰(未就)、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辖莆田、晋江等十一县,省长戴戟(未就,由副省长代)、副省长陈公培;龙汀省,辖龙岩、漳浦等十二县,省长许友超(未就,由副省长代)、副省长徐名鸿;另划福州、厦门为特别市。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由于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和第十九路军将领分别通电脱离国民党,且因内部派系分歧,除第十九路军中的“改造社”外,还有陈铭枢之社会民主党,有翁照垣之国家主义派,有黄琪翔之第三党,有李济深之桂系,有徐谦、余心清之冯系等,不利于统一政见,于是又有组织新政党之议。在事变发动前,徐谦等在11月18日各党派代表会议上就曾提出“化除党籍”,“通力合作”,组织统一政党的建议。及事变发动后,黄琪翔等的第三党认为该党的“革命精神已有新寄托,无独立组织必要”,而且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决非一派所能包办,必消灭宗派成见”,因此于“12月11日正式宣告解散一切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运动”⑥。但陈铭枢为了便于领导“生产人民革命运动”,试图把各党派撮合在一起,在原生产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一个生产人民党,以建设全力生产的人民革命政权为原则,由陈铭枢担任总书记。
        福建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凡响,也震动了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11月20日,即福建事变发生的当晚,国民党即召开第384次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函国府严厉处置”,并通电各省市军政机关,要求对“闽变”“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敉平”。汪精卫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声言,“中央于最短时期内,即可将此种异动消灭”。第二天,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令饬各地方政府及各驻防军队,对福建事变严加防范,务使早日消灭。与此同时,各地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发表通电,予以附和。21日,国民党南京、湖北、汉口等省市党部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陈铭枢等人,解散人民政府,并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反对“闽变”。此后,国民党四川、北平等省市党部,香港、澳门党部以及杨虎城、邵力子、龙云和国民党华北军政首领何应钦、韩复榘、宋哲元等也通电表示反对。22日,蒋介石发表《告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一方面以“毁党叛国”等罪名对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大加攻击;另方面则赞扬第十九路军自1924年以来的“雄伟勋绩”,称其为“党国忠勇奋斗之军队”,要求第十九路军官兵“矫然有以自立”,不可“盲目附和,举以经出生入死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以毁灭”,企图挑拨第十九路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篇充满了离间性的文章中,蒋介石还明确表示:“国家当前惟一之急务,与惟一之生路,只有努力剿灭‘赤匪’,方足以卫党国而救危亡”。“决不以闽变牵动 ‘剿匪’之军事”,号召第十九路军“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饶于乱命”。23日,蒋介石为福建事变又发表《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声称对“闽变”,“深信最短期间必能廓清一切,使此复杂矛盾之集团粉碎瓦解”。他要求“剿匪”部队,“一本原定之计划,照常进击,不特不可因 ‘闽变’而稍生疑虑,且应因 ‘闽变’而益加淬励”⑦。同一天,国民党召开第99次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为尽快消灭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还四处活动,派张继、马超俊、陈肇英、王陆一到广东、广西、香港等地,对陈济棠、李宗仁、胡汉民进行游说,“解释误会”,动员他们共同反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为求得外国列强的支持,蒋介石还通过国民政府照会各国驻华使馆,要求他们共同对付闽变,不予福建人民政府以任何援助。于是, 日本、英国、美国等列强国家,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标榜对闽变持“不干涉态度”的幌子下,对人民革命政府发表的各项宣言均不予理睬。其中特别是日本,当时它“正竭尽全力以解决华北问题,且企图于一年以内谋所谓‘华北新政权’的建立”,所以, “其对于闽事不愿加以干涉”,以冀“一方予南京以更复杂之难题,一方使华北的离心力加大”⑧。但是, 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福建享有比其他列强国家更多的权益,害怕福建事变会损害它的权益,于是又公然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接受“不抗日的条件”,以换取其“不干涉的态度”。11月21日,当福建事变发生的第二天, 日本外务省就威胁说:“若任何新势力对日采取敌视态度,则日本决采必要手段以应付之。”⑨接着,日、英、美等国的军舰又以保护侨民为名,先后开到了厦门、福州,游弋闽江口,向福建人民政府示威。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积极进行军事布置,实施“讨伐”福建人民政府。1932年12月,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蒋鼎文第二路军、张治中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第五路军,共15万人,分三路从赣东和浙边入闽,向延平、古田等地进攻,由陈季良调动海军,指向厦门、福州。
        当时,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百举待兴,局势还不稳定,一切都处于不定之中。军事上,因闽西与红军有协定而无西顾之忧外,其他地方处处都要设防,除少数兵力向闽浙边境推进外,大部分兵力散布在闽东南、西北,布防千里,兵力分散,缺乏机动作战能力,加之没有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因此面对蒋军压境,处境十分危险。
        蒋介石调集大军入闽后,福建人民政府派军事代表伊时中于1934年1月9日到达瑞金,请求红军给予支持。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是否支援第十九路军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为了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并援助十九路军,曾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之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⑩。同时,周恩来提出了红军应出击,痛歼途经资溪、光泽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之敌军的建议。彭德怀也曾电请中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11)但上述建议未得到“左”倾路线领导者的采纳。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人认为:福建事变“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其目的是为了“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阻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转变,根本不承认福建事变的革命性。因而他们对第十九路军的请求,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援助措施,而且在福建事变后,还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西调至永丰地区,去攻打敌人的堡垒,让蒋介石得以毫无顾及地在东线集中兵力,镇压第十九路军。
        在蒋介石优势力量的攻击下,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厦门、古田、水口相继丢失,福建人民政府情势紧急。1月10日,蔡廷锴在福州召集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退往漳州、泉州。第三军区寿年部首先渡江南撤,以急行军进占仙游,掩护主力部队总撤退;第七十八师在马尾附近监视国民党海军行动,待主力退出福州后南撤;第四军张炎部掩护主力渡越乌龙江后跟进;第二军毛维寿部随第三军之后,于惠安、泉州间轮番掩护主力撤出;第一军沈光汉部随第二军之后跟进;以先遣纵队司令邱兆琛部为总掩护,以断后路。此外,还决定政府重要人员先去香港,等军事稳定后再返福州。在人民革命军主力未撤退之前,暂委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12日,福建人民革命军放弃福州、白沙、大湖之最后防线,开始分两路向漳州、泉州撤退。次日,蔡廷锴等通电在漳州设人民政府,在泉州设总部,表示坚持战斗。13日,福建人民政府各机关撤往漳州、泉州,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何公敢等人民政府领导人,分别离开福州。随后,蔡廷锴及人民革命军也全部撤离福州。15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进入福州。
        1月16日,第五路军卫立煌部南进追击福建人民革命军,其所属第八十三师刘勘部在仙游以南与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张君嵩师接触,张师英勇反击,掩护各军南撤。同日,蔡廷锴抵莆田,主张先集中兵力于仙游,击败卫立煌部后南下,但因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反对,遂改令第三、第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一面掩护西侧部队继续南撤,并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隘,掩护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抵达泉州设防。17日,蔡廷锴到达泉州,并召开紧急会议。蔡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力量。凡不愿西进者, 自由择定。一方面军部队归毛维寿代指挥。随后,蔡廷锴派副参谋长范汉杰率高级参谋陈心慕往厦门,与蒋鼎文接洽,说明蔡已离军,愿和平改编第十九路军。当晚,蔡廷锴回漳州。
        1月21日,国民党部队李玉堂师由海道抵漳州南部,一部由嵩屿登陆,进攻漳州,一部由角尾附近登陆,进攻同安,并于上午占领漳州、同安。同日,李默庵师由仙游、枫亭进攻涂岭、驿版,福建人民革命军进行抵抗,双方鏖战三四小时,惠安丢失。不得已,蔡廷锴退抵龙岩,集结兵力约四千余人,欲与闽西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傅柏翠合作,以游击战同国民党进攻部队作最后斗争。此时,福建人民政府第一军军长沈光汉、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第三军军长区寿年、第四军军长张炎,受“力行社”特务头子戴笠拉拢收买,趁国民党部队进攻漳州时,通电宣布“脱离人民政府,一致拥护中央”(12)。至此,福建事变遂告结束。随后,第十九路军大部被改编为“剿匪”东路第七路军,以毛维寿、张炎为正副总指挥。不久,第七路军又被调开封、归德,归刘峙训练;另外有一部则入广东由陈济棠收编。
        福建人民政府从成立到失败仅有两个月,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李济深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事起仓卒,发动前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但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军队腐化变质,基础不好。同时内部又出了内奸,与各方面的联络,也因为我们一些改革主张,各方面都有些怀疑不肯积极响应。所以我们发动之后,广东、广西、湖南各方面,都在观望。……我们和中共方面虽有联络,因变化太快,行动配合不上。而发动民众和土改工作,也未作好,所以很快就失败了。”(13)
        福建人民政府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寇深祸急、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