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蒋介石在“剿共”大本营南昌发起了一场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礼仪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
        这年的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宣布,要发起一个新生活运动,要求三个月后,“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为了推动这一运动,成立了“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继南昌之后,南京、上海、江苏、河北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短短一个多月,新生活运动就由南昌一地推广到全国。同年7月1日,蒋介石又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自任总会长,“负责新生活运动最高之责任”,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33人为指导员。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和《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六篇长篇演说,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这些演说与文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形成了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针。
        为什么要发起新生活运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要通过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仪廉耻”这样一个被他视为“数千年来立国的基本精神”,来革新个人,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的目的”。蒋介石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为题的讲演中解释道:“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要“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仪廉耻的新生活”①。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以“礼仪廉耻”为准则。蒋介石指出,提倡礼仪廉耻,就是发扬我们民族固有德性,使每个人都能“重礼、尚义、明廉、知耻”,“以树立精神的国防,奠定国家千万年的精神基础!”蒋介石还指出:“‘礼仪廉耻’,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空间之不同,自各成其新义。”礼仪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准则,它的含义具体来说就是,所谓“礼”,就是“信”,包括“诚实”、“准确”之义,“是共守的规范,也是信义的基础”。所以可以说,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所谓“义”,就是“智仁勇”的“仁”, “仁”就是博爱,有“救人之仁”, “救国之仁”,“救世之仁”,所以“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所谓“廉”,就是“智”,是指界限清楚,公私厘然,邪正有别,可以说“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别”。所谓“耻”,就是“勇”,知耻才能有勇气,所以“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第二,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纽扣”;“住”,要求“剪甲理发,沐浴侵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等。
        第三,以“整齐、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蒋介石称:我们“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拿这个东西来复兴民族,比什么武器什么军队的力量都大”,“我们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都要从这一点做起”。只有做到这六件事,“才能是合乎礼仪廉耻的新生活”。
        第四,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在“三化”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事化,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新生活运动之所以首先从江西南昌开始,蒋介石解释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破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仪廉耻的新生活。”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新生活运动分两个时期进行。1934年2月至1935年3月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是要实现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为指导此时期工作的进行,新生活运动总会颁发了《新生活须知》,对整齐清洁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有:整理市容,打扫住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打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走路要靠右边走,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纽扣要扣正等等。为推行这些工作,各地新生活运动机关进行了多方宣传,其中新生活运动的策源地南昌最具代表性。该市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教导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如1934年2月底,南昌市举行了一次提灯晚会,参加人数达10万之多,约占当时南昌市总人口的40%,从而使新生活运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二阶段为督促阶段。主要是督促市民按有关规定做好整齐清洁工作。当时南昌市新生活运动总会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阅全市整齐清洁情况。检阅队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干事组成,就南昌15个区分成15队,各配宪兵二名、警士四名、警官一人、新运会干事一名。检阅项目有“行人须走人行道,衣服鞋帽须整齐,不吸烟、不吐痰,车辆须停在规定停车处,注重码头、车站秩序,人力车夫及搬夫不得争先揽客,住户或商店不得在门前漱口、泼水、吐痰、撒尿等”。检阅时,如遇到违反规定者,当面予以劝导纠正,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处罚。第三阶段是考核奖惩阶段。此项工作主要针对南昌市各公共场所、商店等单位。为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南昌市新生活运动总会为各单位制定了新生活达标进度表,并派专人深入各单位视察,“每日考核数次,就其成绩之优劣,逐次于表格内加注符号,并于每月上、下旬将表收回核算一次。至月终作总结,评定其优劣,函请警察局予以奖惩”。当时制定的奖惩措施是,成绩优良达60%以上者,予以书面奖励;成绩优良达70%以上者,将其牌号成绩登报公布;成绩优良达80%以上者,将其牌号登人优良成绩公布牌一个月;成绩优良达100%者,发给奖状。对于达标成绩在60%以下者,予以书面警告;经两次警告不改进者,按违警法处罚;经一次处罚不改进者,予以三日以上停业处分;对三次停业仍不改进者,予以永久停业处分。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第一期新生活运动期间,南昌市“空气极为紧张,一时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著进步”。除南昌市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和铁路交通干线都开展了新生活运动。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1935年3月以后新生活运动进入了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时期。为配合“三化”工作的展开,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年4月公布了《生活三化初步推行方案》,以作为劳动服务团进行工作的基础。该方案关于生活军事化方面列有推行原则4条,推行纲目16条,“包括个人之仪容、举止及社会之秩序、风习,以养成明耻尚武、刻苦耐劳、爱国家、重信义、尚简单、崇简朴、守纪律时刻之良好习惯,并实施军法部勒、普及军事常识,以养成整齐划一之社会秩序,而彻底扫除过去萎靡、散漫、退缩、颓唐、废弛之风习”。关于生活生产化者列有推行原则三条,推行纲要五条,每项又有十多条,“以期恢复民族简朴、节约、惜时、勤劳之美德,为将进一步生活生产化树立基础”。关于生活艺术化方面列有推行原则4条,推行纲要四项,每项又有内容十余条,“以期生活上有合理之技能与方法,就持躬、待人、处事、接物四种加以初步艺术之推行,以为将来建相当之基础”②。
        1935年4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将各种缺乏统一性的新运团体统一组织,改组为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先后颁发了《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三化生活初步推行方案》、《实施赈灾防疫办法》等。通告各省促进会办理。服务团由各地军队、宪警、教职员、学生、党政军机关服务人员、妇女及各社会团体组织成立,总人数约10万以上。组织大纲中规定,各地服务团择本身性质相近者,分别季节就以下21种运动选定某种运动为中心工作。这些运动分别是:(一)守时;(二)民众识字;(三)工读;(四)体育;(五)群育;(六)社会卫生;(七)提倡合作;(八)促进保甲; (九)利用废物; (十)协助调查户口; (十一)协助警察侦缉;(十二)开渠筑堤;(十三)修桥铺路;(十四)造林保林;(十五)提倡储蓄保险;(十六)提倡服用国货;(十七)救助老弱残伤;(十八)持颠扶危,拯弱救饥;(十九)戒烟戒赌;(二十)航空防空;(二十一)提倡科学。③同年11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次年2月,又在总会之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为指导长。到1936年底为止,各级各类新生活运动组织已遍布全国各个角落,构成了庞大的组织网络,计有省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21个、市(指院辖市)级四个、县级1 355个、铁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4个、华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个、公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个、各机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09个。另有劳动服务团2 471个,成员多达395 262人。
        尽管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大造舆论和声势,将其称为“中华民国新生命之基点”,但由于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和保守性,故其实际收效与蒋介石的愿望相距甚大。1936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两周年纪念日演说中也承认:“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虽然推行的区域一天一天地加广,工作的项目和范围,一天一天地加多,推行团体和人员,也随时都有增加……可是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是有退无进。”1937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三周年训词中又说:“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④事实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新生活运动已处于进退维谷、面临失败的困难境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新生活运动也在新的形势下转上了以服务抗战为基本宗旨的轨道,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较为鲜明地体现出抗战的性质。1938年2月,新生活运动4周年纪念时,蒋介石在汉口发表广播讲话指出,战时“新运”的首要任务就是“雪耻复仇”。他说:“现在我们几千年礼仪之邦,给敌寇来这样的蹂躏糟蹋;敌军的残酷禽兽行为污辱了我们庄严的国土,残害了我们多少的同胞,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国民,每一个人都担着无穷的耻辱,到今天来谈新生活运动,还有比‘雪耻复仇’更重要的吗?”为此,他要求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必须充分发扬“鞠躬尽瘁”、“亲爱精诚”的精神,使全国同胞“一心一德,不屈不挠,奋斗到底,来求得抗战的胜利”⑤。
        为了使新生活运动“能够和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互相配合”,蒋介石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对“礼仪廉耻”作了重新的解释。1939年2月,他在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中强调说,在抗战时期,“礼”由原来“规规矩矩的态度”,应该发展成为“严严整整的纪律,即国民在抗战中应遵守共同的纪律,造成共同一致的力量,以适应国家的需要。譬如及龄壮丁应服兵役,这是国家颁行法令的有形纪律,欢送出征军人,和敬爱受伤将士,并且代为服务就是社会公认的无形纪律。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必须一致遵行,在战时遵行国家的一切法令,绝对不顾私人的利益,才算不背乎礼”。抗战中的“义”,应该由原来“正正当当的行为”发展成为“慷慷慨慨的牺牲”。蒋介石进而解释说:“武装同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各地同胞踊跃从军,自然算是慷慨的牺牲。此外,凡是输财报国,应征作工,以及战区同胞破坏自己的工厂,焚毁自积的粮食,甘受损失,不肯拱手负敌等等,也是极端慷慨牺牲之行为。”抗战中的“廉”,应该从原来“清清白白的辨别”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节约”。蒋介石指出:“现代战争完全是人力物力总和的决赛,谁的经济物质能够持久供给,就是谁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他要求国民“不但对于公款之物应该绝对爱惜,不可有丝毫的浪费,或几微的侵占,就是个人的财物,以至路旁无主的破布纸片,我们也应该收拾爱惜,不容任意消耗,以可以多多培养我们的国力”。抗战中的“耻”,应该由原来“切切实实的觉悟”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奋斗”。蒋介石称:“譬如我们觉悟到抗战需要最急切的是兵员补充,马上就亲自应征或将子弟送去服役。或者觉悟到前方将士缺乏某项药品,马上就出来宣传捐助,并且首先来做榜样。”蒋介石还总结说:“战时一切的行为,须守纪律,负责任,明公私,尚力行,而在国家民族利益之前,绝对的不惜牺牲,这就是礼仪廉耻四字在战时生活上的解释。”⑥
        就组织而言,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的组织明显锐减,多数省市的工作陷于停顿。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大片国土沦陷造成的。到1944年,新生活运动10周年时,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仅存有14个,公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个,机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09个。⑦少数有新生活运动组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西南、西北一带。但是即使如此,在整个抗战时期,特别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抗战较为积极的时期,各级各类新生活运动组织和团体为抗战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表现出了顺乎时代发展的积极性与进步性。
        引人注目的一项工作,是为筹集抗战经费不断发起节约献金运动。1937年7月和8月,武汉、重庆、广州三市先后成立了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新运导报》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述节约与抗战的关系。1939年1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决定成立“推行节约运动会”,统筹推行战时节约运动,各地不再设立节约运动委员会。为此,总会还颁布了《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战时节约运动宣传大纲》、《战时节约运动须知》等文件,指出战时节约运动的宗旨是“增加抗战与建国力量,养成国民俭朴风气”。据有关材料记载,抗战期间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起或参与指导的献金运动,比较大的有五次。
        1937年8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举办的“输财救国一日一分运动”,历时11个月,收到来自广东、江西、甘肃、湖北、福建、汉口等省市以及美国、秘鲁等地华侨新生活运动组织募集的捐款76 648.28元。⑧
        1938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与军委会在武汉共同发起的“七七”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得到了武汉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为期三天的献金活动中,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
        1939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五周年之际,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重庆发起献金竞赛,仅半个月内,就收到各界捐款200多万元。⑨
        1942年2月19日到24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昆明发起节约献金运动。数日之内,即募集现金一百四十多万元。⑩
        以上各次献金运动所收捐献均被转往前线,用于支援抗战或救济难民。
        提供各种战时服务,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积极支持前方抗战,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指导和组织下,成立了许多抗战服务团体,如1937年9月25日在南京成立的伤兵慰问组,下设五个犒赏队,负责从事有关前线伤兵的慰问犒赏工作,并在西南、西北后方设立办事处。武汉失守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医务委员会,并从1939年1月起组织八个医疗队,分别派往大后方各省。1938年8月8日,原新生活运动战地服务团实行改组,改隶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团长,在全国各大战区设立服务总队及服务所数十个。1940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又在重庆成立了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系统规模最大的服务团体——伤兵之友社,主要负责为受伤官兵征友活动,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社。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期间还设立有新生活运动服务所,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服务委员会,以及学生农村服务团、盟军之友社等等多种抗战服务团体。这些团体尽管规模大小不同,服务重点有别,但毫无疑问都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后方保障。例如1939年1月,在新生活运动医务委员会组织下,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上海电灯电话公司等部门和团体资助,先后组建了8支医疗队,奔波于西南、中南的广大地区,创建了数十个战地医院和诊所。其中第六医疗队还曾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参加救护工作。据有关方面统计,1939年春到1942年底的几年里,经新生活运动医疗队治愈的人数为72 897人,敷伤人数为424 661人,施行大小手术5 420次,矫治骨折839人。(11)再如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负责提供专为抗战官兵准备的饮食和住宿,收集宣传抗战的报刊和书籍,供军人阅读,在医院、车站、道路边为受伤官兵和过往军人洗衣、供食、代写书信等。苏联和美国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参战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继成立空军服务所之后,又成立盟军之友社,为来华盟军服务。对于那些辛勤抢运军用物资的运输工人,各地新生活运动服务所也尽量为之提供“设备清洁卫生之宿舍浴室”及“富有营养鲜洁适口之饮食”,使他们得以“安适息养”,完成运输任务。(12)
        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也是各级各类新运组织经常性的工作。七七事变后不久,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即制定了《发扬民气运动大纲》,组织发扬民气运动。宣传队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使广大民众“确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唤起共同一致的敌忾心”(13)。1938年“七七”周年纪念和1939年“八·一三”两周年纪念时,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都曾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总会还利用电影、幻灯、展览、流动宣传等生动活泼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如《百年约束》《九一八》等。举办了抗敌画展、军委会胜利品展览、伤兵之友社工作展览等,在民众中较受欢迎。
        此外,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还注重发挥妇女的抗日作用,由以往的侧重家庭生活改进转变为以支援前方抗战为主要工作内容。1938年5月,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妇女代表谈话会。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决定扩大原有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吸收各界妇女参加。与会人员根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而“新生活运动的组织作为我们妇女抗战建国的总机构最为适当”(14)。会议决定“把一切妇女工作放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之下”(15),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谈话会还制定和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纲》,规定战时妇女的主要工作为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汉奸等,并确定由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负责“统一全国妇女工作步骤”,“指示妇女抗战工作的要点”(16)。此后,妇女指导委员会即投入紧张工作之中。武汉会战期间,宋美龄多次率妇女指导委员会成员到城防部队和伤兵医院进行慰问,组织妇女为前线官兵缝制衣服。在武汉的工厂企业向大后方迁移过程中,妇女指导委员会积极协助了这项工作。从1938年6月到1939年6月,经妇女指导委员会疏散的女工及其家属约三千多人。(17)除此之外,在难童救济、抗战宣传、医疗救护等方面,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其所属妇女团体也发挥了妇女界所特有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抗战时期尤其是武汉会战前后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是整个新生活运动史上比较独特的一段,就其主导方面来讲,是积极的、进步的,与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有所不同。
        抗战胜利后,新生活运动总会迁回南京,但此时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少,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只剩下虚应文章,点缀门面而已。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