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报业资本家,原名家修,字量才。1881年生于江苏省江宁扬板桥一个商人家庭。七岁时,其父离开家乡到松江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史量才亦随父迁居到泗泾读书。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松江乡试,史量才一举中了秀才。但因非本地人,按当时规定不得易地投考,故被冒籍论处降为附生。戊戌政变后,慨于清王朝政治之腐败,乃放弃科举之途,改学日文及理化等应用学科。1901年秋考入当时称之为杭州四大书院的蚕学馆读书,毕业后到上海创办蚕桑学堂。后又在苏州等地创办蚕桑事业。在维新运动影响下,1904年狄楚青创办《时报》,史量才被邀当编辑。狄楚青为了让报馆同人和外界朋友有一个议事的地方,专门辟出一间房子,取名“息楼”,除报馆同人,常有教育界、金融界及同盟会人士来做客,共同议论国是、科学、教育、商业经济等等,史量才是当时的积极者,这也为他后来从事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息楼”的谈论中,史量才认为,救国救民之道,除了政治清明、兴办实业外,在于兴教育、办报纸,把“启迪民众”作为报纸的重要任务。在清末数年中,史量才还与一些民族资本家接触交往,加入他们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尤其是积极参与江苏、浙江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逐渐提高。
        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因其思虑敏锐,办事精干,曾被委以上海海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长等公职。史量才性“好直言,嫉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①。在政治生活实践中,他认识到一些开口喊革命口号的新旧官僚,实际上不过是争名逐利之徒,致使国是日非,民怨沸腾。于是,乃退出宦途,怀抱新闻救国之理想,以《申报》为基础,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申报》原名为《申江新报》,《申报》是《申江新报》的缩写或简称,是旧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刊于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有78年的历史。该报最初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Major)集资创办。1889年,美查回国后,报馆产权由英商独资变为华洋合股,报纸的经营业务由当时担任会计(相当于经理职务)的华人席子佩主持。1909年5月,报纸产权转售给席子佩。后因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席子佩决定将《申报》资产转让他人。1912年9月,史量才用12万元的代价,从席子佩手中将申报馆产权购得,并任总经理,主持经营。
        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积极致力于报业现代化,报业进入发展的新时期。他一方面广延名流俊彦,起用优秀人才,改革广告业务,扩大报纸发行,使报纸发行量不断上升,1914年较1912年增加一倍,1916年总发行量达到2万份。报纸赢利也逐渐增多,起初,一年赢利一二万元,以后每年赢利十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30万元。另方面随着报纸面目更新,业务的扩展,史量才筹款建屋,花了70万两银子,于1918年建造了一座五层楼大厦。大楼按照报纸工作流程设计建造,是一座编辑业务、营业广告和排字浇铸、照相制版、机器印刷以及生活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新闻大厦。与此同时,为适应报纸版面扩大,发行量迅速上升的新局面,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史量才不惜高价,于1918年向美国购置了最新式的何氏32卷筒轮转机。对于其他如铸字、铅版、制作铜版、锌版的设备等也一一更新。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申报》在当时成为全国报界设备新型完善、印刷精良、版面清晰的一张报纸。
        更为重要的是,史量才在接办报纸后,强调报纸的记载要真实、客观、公正,主张独立自主办报,即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主。为此,史量才不屈服于袁世凯政府的利诱收买政策,努力摆脱政府统治集团对报纸的影响,直言拒绝袁世凯想借用《申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重要报纸的地位,为他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企图。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申报》不断发表时评、杂评,反对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抨击复辟帝制。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称帝,下令这一天为“洪宪”元年元旦,强制各报纸在报头上加印“洪宪”年号。《申报》及其他一些报纸以六号铅字“洪宪元年”四字在公历下印出,表示消极抵抗。至3月15日,将“洪宪元年”四个字中的“宪”字故意刻漏,后来又把四个字刻的或印得模糊不清。直到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宣布撤消帝制,报纸的报头年号重新恢复中华民国纪年。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几天,《申报》即于1917年11月10日发表了消息,还刊登了列宁关于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的著名演说,成为中国报刊第一次报道十月革命的两家报纸之一(另一家报纸为《民国日报》)。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申报》即从北京来电发表了北京学生天安门集会游行受到军警镇压的消息,报道了事件经过详情及北京进步舆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连续发表评论,赞扬学生爱国热情,反对北京政府对学生实施高压。5月7日,《申报》在一篇题为《人心未死》的评论中说道:“哀莫大于心死。国亡能生存世界与否,全视此人心之死与未死而已。全国人心之死,则虽国家庞大之躯壳而终必亡,全国人心尚在,则虽弱无可弱而必兴。今北京学生争青岛,为学界人心未死之表示。各省团体争北京学生被捕事,又为各界人心未死之表示。我国将来救国负担,全赖此一线未死之人心。”评论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为支持国人排斥日货,实行经济抵制,包括《申报》在内的7家中文报纸议决不再刊登日商广告,并于5月15日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此后,《申报》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活动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与北伐战争等重大事件,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与报道。
        1927年以后,史量才曾幻想在全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局面下发展其事业,实现其救国之理想。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却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连年发动战争,致使民不聊生,民族经济日益凋敝。蒋介石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在武装镇压人民群众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限制言论出版,摧残民办新闻事业,剥夺人民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反动法令。在此情形下,《申报》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在当局的新闻检查中,被临时挖掉印刷铅版,报纸版面上开天窗即达9次。一些曾经为《申报》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主笔如陈冷、张默等或辞职离开,或更加小心谨慎,尽力避免发生政治事故和外界纠纷。虽然这一时期《申报》的发行量仍不断上升,并且史量才还于1929年以70万元的价格,从美商福开森手中购进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从而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但是,对一向主张独立自主办报的史量才来说,他更觉得在国民党舆论控制和新闻检查下的不自由,内心对受到的限制和束缚深感不满。
        为实现救国之志,使《申报》尽其“保国为民之天职”③,史量才决心借《申报》创刊60周年之际,着手打破保守谨慎之常规,积极进行报纸的改革与振兴工作。他的愿望和计划得到了爱国民主进步人士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的支持。1931年1月成立《申报》总管理处,“为全馆提纲挈领之机关”④,统辖一切馆务。史量才为总经理兼总务部主任,经理马荫良兼副主任,总管理处下设设计部,以黄炎培为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聘请尚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陶行知为总管理处不公开对外的顾问。民主进步人士的参与,给《申报》带来了活力,使该报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由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营业性质,转向爱国进步立场,要求抗日和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倾向抗日,支持进步的民族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申报》就对日本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阴谋进行过揭露,指出了发生侵略战争的危机。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申报》就以自己采写的47条电讯和“日军大举侵略东省”等鲜明标题,详细地报道了事变真相,指明了日军侵略的性质。9月23日,又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时发表了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指出:如“我退至山海关, 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要求南京政府“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10月30日,《申报》还发表了上海市150多个工会组织,代表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新闻。联合会通电中央政府,要求组织义勇军,誓为政府起来抗日的后盾。11月上旬,《申报》连续发表时评,称赞抗日英雄马占山率部抗敌,击退来犯日军的事迹。当马占山部在日军飞机大炮狂炸猛攻下弹尽粮绝之时,报纸在《吾人能坐视马占山孤军抗暴乎!》的时评中,提议人民勒令原黑龙江省主席万国宾缴回卷逃的省库,支援马占山将军。
        当全国出现空前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浪潮,各地学生组成的请愿示威团于12月间齐集南京,向南京政府举行爱国示威,接连遭受血腥镇压之际,《申报》不顾南京政府之禁令,向全国报道了12月17日发生的珍珠桥惨案真相,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评议》,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2月20日,《申报》刊发了宋庆龄对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南京被暗杀一事的宣言,这篇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其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蒋介石个人独裁,“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宣言表示:“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他们将奋起斗争,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前进。
        与此同时,史量才也积极为抗日救亡活动而奔走,参与抗日救亡社会活动。9月22日,史量才第一次出席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议,被增选为委员,负责主持国际宣传和委员会检查奸商偷售日货工作。当上海市政府秉承南京政府旨意,对日军谋占上海步步退让之际,史量才于1932年1月14日邀集二十余人,在其住宅成立了一个名为“壬申俱乐部”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分析形势,研究抗日对策,并多次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准备自卫之意见,但未被接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沪第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日军。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游行请愿,声援第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英勇抗战。1月30日、31日两日,陶行知亲自执笔为《申报》撰写了《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指出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十九路军是国民自己的军队,应对他负起责任,供给它武器、粮食、药品及一切物质上的需要。号召全国军队立即奋起,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的国土。
        为了支持前方军队作战,防止日军进犯时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混乱,史量才在征得宋庆龄、陶行知等爱国进步人士的意见后,与当时上海金融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和社会知名人士三十多人一起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为秘书长。维持会除应付地方事件外,还发动各行各业组织义勇军,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动员上海各界、海外侨胞捐献支援军队给养。在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地说,事已至此,“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我年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听者极为感动。该会成立后,史量才以身作则,他不顾二十多年来积聚起来的财富,慷慨解囊,将存在英商汇丰银行《申报》准备购置纸张的7万美元,兑成银元,捐献给维持会,以供战时之需。他这种为了抗日的奉献精神,影响了许多人,促进了不少爱国捐献,有力地支持十九路军官兵的抗战。
        在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下,1932年3月1日,日军在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3月2日,《申报》发表时评,疾呼:“我军以敌重兵压迫,后援不至,已全线退却。国人乎,今日之事,吾人为救国计,惟有继续奋斗而已,复何言,复何言!”次日,又发表时评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对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史量才甚为悲愤,其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益加鲜明。
        这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多方拉拢史量才,并给以许多荣誉职衔。史量才不为所动,坚持民主抗日立场。1932年3月,南京政府为应付舆论,企图以“国难会议”压制抗日力量,史量才亦被南京政府聘为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为不同国民党合作,史量才与马相伯等六十多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不参加会议。4月1日,《申报》发表时评说:“国难会议,一言以蔽之,不过为敷衍人民之一种手段,吾人是否应重视斯会,被征聘之诸君是否甘为傀儡,其三思。”时评发表后,又有许多人声明不参加该会。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原聘会员五百多人,出席者仅百余人。1932年10月,史量才又被国民党指定为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又授以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等职。史量才虽周旋期间,但毫未改变初衷,出席会议活动时,多沉默寡言,有时则称病请假。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经过谈商,一致认为《申报》应于此时鲜明表示反对内战主张。为此,《申报》于6月30日、7月2日和4日连续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深刻揭露了南京国民政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专以枪口对内,连续进行内战的本质及其必然结果。时评指出,政府“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尤甚于“匪”。“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有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恐惧与不满,他们急忙电告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则亲自写信给蒋介石,报告《申报》发表这些文章的动机背景和操纵者,并诬称史量才是报阀,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专做危害党国的事,甚至想称霸一方,图谋上海方面独立。蒋介石立即在朱家骅的信上批示:“申报禁止邮递”,指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这样,从7月16日起,除上海、杭州、南京外,其他各地所订之《申报》全部扣押于上海邮政总局地下室。史量才对此极为愤慨,拟在报端公开揭露,宋庆龄、陶行知、黄炎培等主张先摸清蒋介石之意图再定对策,史量才乃派《申报》驻南京特派员了解情况,查明原由。后几经周旋谈判,蒋介石指定他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按照他的意见处置,提出了恢复《申报》邮递的三个条件:(一)《申报》时评必须改变态度;(二)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三人离开报馆;(三)国民党中宣部派员到报馆指导工作和发行。史量才与多方研究后表示: (一) (二)两项可以接受,对(三)宁可《申报》停办,也不接受。蒋介石乃以前两项照办为条件取消对《申报》的禁邮令,8月21日恢复邮递。
        1932年12月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成立后中外记者招待会,《申报》除派记者参加外,史量才本人也以记者身份出席。他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拥护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南京政府侵犯言论、出版自由,非法逮捕、迫害进步人士,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等暴行,号召新闻界人士与同盟并肩战斗。史量才与《申报》为积极支持同盟的正义斗争,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对同盟的宣言、电函及活动情况均予以如实报道。如1933年2月,由同盟联合上海记者公会发起的、抗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逮捕并枪杀《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的活动;同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在上海租界被捕后,同盟对廖承志等的营救过程等,《申报》都作了及时报道。由此一方面扩大了同盟的政治影响,使争取民权保障的呼声遍及国内外,另方面使史量才和《申报》的声誉也大为提高。
        为使《申报》成为上海的重要社会活动中心,从1932年7月至1933年底,史量才还创办了《申报月刊》、对外开放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并出版了《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申报》还开辟了“答读者问”专栏,引导读者学习进步书刊。为改进《申报》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副刊《自由谈》,史量才还大胆起用有比较强烈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黎烈文,由其任主编,把《自由谈》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副刊经常发表鲁迅、茅盾、巴金等一些革命和进步作家的稿件,从1933年到1934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刊登鲁迅以各种笔名写的战斗性杂文就有143篇,最多的一个月发表15篇,平均两天1篇。
        史量才所从事的活动及《申报》所表现出来的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满,日益为蒋介石所不容。1934年夏秋间,蒋介石即下令要戴笠布置军统特务暗杀史量才。戴笠受命后,精心策划暗杀行动。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一度在《申报》馆和史量才住宅附近寻找房子埋伏,伺机动手,但因怕事机泄露而迟迟未敢在上海行动。后特务们通过史量才的司机打听到史量才10月间去杭州休养,于是便决定趁史量才去杭州之际进行阻击。旋又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暗杀在杭州市区,人们一定会指责省会警察局的安全保卫工作,并要负责破案。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在军统局的控制之下,这样在杭州作案会自找麻烦,于是戴笠最后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以外的地方去进行。
        10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别墅休养。11月13日,乘自备汽车由杭返沪。同车有他的夫人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以及儿子的同学邓祖询和内侄女沈丽娟,连同司机共六人。由于消息事先被戴笠手下的特务获悉,特务们立即进行布置。他们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4华里的地方为暗杀地点,并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以作掩饰。一个是京字第72号,这是仿制南京盐业银行的汽车牌照,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10月底前后即开到杭州,停在杭州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则用的是京字72号牌照。参与此次暗杀行动的有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六人。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就去所定地点守候。下午3时零5分,当史的汽车驶到海宁与杭县交界之翁家埠大闸口时,发现有一辆牌照号为京字第72号的老式别克敞篷车横在马路当中,当司机减低速度即将靠近72号汽车时,伪装检修车的特务们即拔枪向史的汽车轮胎进行射击,司机急忙俯身避弹停车,在慌乱中,史量才扶着夫人和儿子急忙跳出车来分头向田野奔逃,三名特务尾追史永赓射击,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史永赓从田野中飞奔逃脱。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避进附近一农家。追赶的两个特务一个追踪进入农户,另一个则绕至农户后门守候,当史量才从该农户后门穿出时,即被特务枪弹击中腿部,忍痛行不数步,倒在一干涸了的小水塘中。两名特务赶至,各向其头部射击一枪,史量才当即死亡,时年56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司机黄锦才和在司机旁坐的史永赓的同学邓祖询。内侄女沈丽娟受轻伤。凶手们见目的已达到,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在逃往南京的途中,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时才换上原来的号码。
        事件发生后,临近海宁的杭县县长叶风虎奉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之命,带着法官、担架,乘警备车来到出事地点,察看汽车和尸体,传询临近农民,并将遗体运往杭州。14日,《申报》馆则派人又从杭州运回上海。
        史量才遭暗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为之震惊,上海报纸为悼念史量才而发表的评论中认为史案绝非寻常。11月14日《新闻报》的评论认为暗杀之风,年时甚盛,然事虽奇突,无不有蛛丝马迹可寻,若惝恍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该报还提出,暗杀者何以能知史氏是必经此地,而预设路遇之机,凶手既未就获,此疑团殆无从解释! 11月15日《晨报》评论认为暴徒早有暗杀意志与计划,则亦已有事实为之证明:史氏车经翁家埠,暴徒如无事前之闻知不能有临时阻击。而暴徒事前能闻知史氏之行踪,即为暴徒侦伺已久之证据,此其一也。暴徒人数有五六人之多,足证暴徒实有较大之决心,此其二也。暴徒见史氏及其家属,即行开枪,无劫掠财物或绑架勒赎之意,而有必置死地,即又可见暴徒预定之计划,再取史氏之生命,而不在财富,此其三也。这些评论,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史案是一桩政治性谋杀案。
        由于事发突然,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于是在案发的第二天,行政院长汪精卫特电苏浙沪杭缉凶,蒋介石也故作姿态特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负责根究为要”。18日蒋又电令鲁涤平,“此案在浙境发生,实属骇人听闻”,必须“限期破案,否则各级负责当局,必当严加惩处不贷”。浙江省主席通令省内各机关分途追缉凶手,悬赏1万元,限十日之内破案。但所有这一切,均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随着时间推移,追拿凶手之事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12月8日,《申报》馆为史量才举行追悼会,全体同人发表誓词:“同人誓以至诚,继续史总经理遗志,积极奋斗,此誓!”23日,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参议会、上海市地方维持会等81个机关和民众团体,为史量才举行追悼大会。参加的有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陶百川、保安处长杨虎及潘公展、钱新之、黄任之、徐佩璜、杜月笙、王晓籁、俞佐庭、朱学范、陆京士、贝淞荪、林康侯、刘鸿生、江亢虎、江问渔、朱少屏等各界代表五千余人。《申报》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的职员、学生在李公仆的主持下,也举行了追悼会,许多民主进步爱国人士和广大读者为史量才的遇难深为痛惜,有的人讲话时流下了泪来。
        史量才被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加深了对国民党本质特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