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1934年10月起,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先后被迫离开原有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 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并以50万兵力,分兵四路,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新战略,从四面八方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包围和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先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作战物资,然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占领根据地。面对“围剿”的严峻形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一开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1934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短促突击”,使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遭到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断绝,突围转移成了惟一的出路。
        在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等情况,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上博古负责,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在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的准备。1934年7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共七千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出发东进,12日到达连城以北,后继进闽中。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并提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五项具体主张。红七军团转战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于10月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于德兴的重溪。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两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为中央代表兼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军近1万人,继续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11月,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被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弹尽粮绝,方志敏在突围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就义),部队大部分牺牲,先遣队失败。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坚持在闽浙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成为后来新四军的一部分。
        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不久,7月23日,中共书记处及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渡过湘江,深入到中央苏区西北之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在新化、溆浦一带建立根据地。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下,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快速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并建立了红六军团领导机构,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接着,部队于9月4日在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向黔东挺进。10月24日在黔东北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这时,经中共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合并组成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在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红六军团西征后,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改编,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11月中旬,该军三千余人从河南罗山地区出发,向鄂豫陕进军,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但是,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限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知道。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①。事实上,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已作出了转移的决定,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在战略决断上是处于犹豫和矛盾状态的,他们一方面做着撤离苏区的准备工作,另方面则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转移问题,并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工作,但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是同当时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不仅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不利于有生力量的保存,而且也使得准备工作难以充分进行。正是在这种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宣传动员和全面、充分准备的情势下,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0月7日,军委命令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军事与政治命令”。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多人从瑞金地区出发,向西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行动,“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②。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然后沿着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然后放下行李实行反攻,与二、六军团一起创造新的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中央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围绕在中央纵队的前后左右,进行护卫,力求对敌避战,迅速夺路西进。这种大搬家式的部署,实际上完全束缚了中央红军的手脚,“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③,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蒋介石在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后,即对红军的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分析:(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三)进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在这几个方案中,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湘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部会合,将来在湘鄂川黔建立一片苏区。因此,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试图用前堵后追的办法消灭红军。④
        10月21日至23日,红军突破了由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扼守的江西信丰至安远的第一道封锁线,横渡章水,进入粤北。11月1日至8日,又从汝城与仁化间突破湖南军阀何健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11月13日至15日,红军突破由何健、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湖南酃县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宜章、临武等县。此后,红军渡过潇水,向湘江东岸前进。这时,蒋介石急调40万兵力沿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欲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面对国民党重兵和湘江天险,博古、李德等领导人命令红军死打硬拼,夺路突围。从11月25日至30日,红军官兵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地区与敌浴血奋战,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面对严重敌情,博古、李德仍机械地坚持前往湘西的计划。1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阻击追敌,主力立即脱离敌人,西进龙胜地区,企图打开西进道路,然后继续北进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在龙胜地区经过艰苦行军,于12月11日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这时,国民党广西军队在红军左后侧尾随,蒋介石中央军第一、二两个兵团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等地筑堡堵击,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上,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极大忧虑。12月12日,中共中央临时决定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创造新根据地。尽管博古、李德坚持原有计划,会议也没有对战略大方向作出决定,但毛泽东的建议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于是,红军自通道县城改变了进军的方向,西进贵州,并于15日突破黔军第一道防线,占领了黎平。
        不过,尽管通道转兵对于避开敌人的包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的建议也没有说服当时掌握领导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实际上,在西进贵州过程中,博古、李德仍企图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12月13日军委在《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动机以便转入北上。”14日,军委给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军现已进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动机,以便转入北上。”要求二、六军团“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底(抵)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到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6日,军委又命令一、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前出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区的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切都说明,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底是北上湘西还是转兵西进贵州?中央红军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问题仍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建议,决定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了使中央红军今后能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有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以及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更有利于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和今后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的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⑤决议还强调,为保证这个战略决定的执行,要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和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决定放弃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决定不去湘西建立根据地而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对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的初步否定,是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针改变的开始,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会后,中革军委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当日即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力。下令撤消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日,军委对中央红军各部行动作了新的部署,将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三军团、军委纵队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分两路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军委命令一军团第二师在1935年1月1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并侦明河对岸敌情;第一师进至袁家渡附近架桥,以准备强渡乌江,进入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
        为确定进入黔北地区后的行动方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不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的新的行动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红军立刻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其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要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红军的战斗情绪,坚强红军的战斗意志与胜利信心;必须尽量利用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坚决消灭当地国民党贵州军队和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活动区域。为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决定还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的限制,有力地保证了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议的贯彻实施。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行动,于1935年1月初强渡乌江成功。接着于1月7日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进驻遵义。
        在遵义,中央红军获得了自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整,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3日,中共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向随各军团行动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各军团首长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⑥
        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红军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开始时,由博古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博古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接着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其他与会人员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尽管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何克全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李德更是完全坚决拒绝对他的批评,但会议着重指出博古、李德应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张闻天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关于红军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向,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最后还作出了以下决定:一、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取消三人团(即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今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以代替原来的三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部,统一指挥红军行动。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核心。
        应当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⑦。由于当时形势紧迫和大多数人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决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以便集中力量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开始向四川进军。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的渡江作战计划指出,中央红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攻击。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次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打开四川的局面。该计划还指出,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中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敌人等待敌人来攻。在尾追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29日,中央红军各部分三路由赤水县猿猴场(今元厚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准备渡长江北上。
        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1月19日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试图以追剿军跟踪击追,压迫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的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遂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抽调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追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作预备队。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电报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2月9日,军委纵队到达威信县扎西镇,并在此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和红军缩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部队要轻装,要精简机构,要充实战斗连队。这次会议史称扎西会议。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其中一军团编为二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均取消师,三军团编为四个团,五、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
        红军向扎西附近集结,调动了各路敌军向扎西进逼,于是,红军利用敌人主力被吸引到川黔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突然回师东进,重入黔北,于2月18—21日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二渡赤水河。在随后数日之内,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并于28日重占遵义,⑧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人以上,缴枪一千以上,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中央红军取得娄山关、遵义战役胜利后,蒋介石急忙于3月2日由武汉飞抵重庆。3日,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向东图,与萧贺联合”,命令驻川黔军,未得许可,不得擅自进退。要求各部队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的战略,南北夹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此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吸引更多的敌人前来围攻。并决定趁吴奇伟部刚刚吃败仗尚在乌江南岸,向黔西打击周浑元纵队,在运动中消灭之。3月5日,野战军司令部致电各军团,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由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部,并指示“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随后,前敌司令部、野战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和红军后方离开遵义,前往鸭溪。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域,仍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和王家烈部队作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随后中央红军主力向茅台地区机动,袭取仁怀并于3月16日、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疾进川南古蔺地区,佯作北渡长江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此时,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军主力在叙永至赤水河沿岸赶筑碉堡,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由东向西“追剿”。正当国民党军队再次向川南奔集,进行防堵之时,中共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要求红军各部坚决迅速东渡赤水河。中央红军各部按照命令在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到二郎滩等渡口,突然四渡赤水河,并快速通过遵义、仁怀之线,向南疾进,寻求新的机动。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乌江南岸。为将国民党滇军调出云南,4月初,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另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主力即将东渡姿态。此时,已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主力欲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滇军驰援贵州,同时命令薛岳和湘军东进至余庆等地布防。这样,红军成功地调出了滇军,创造了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的局势。从4月8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紫云等地,向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于当月中下旬强渡北盘江,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红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红军侧后,但因为敌人又集中70团以上的兵力进行追击,因而“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由于金沙江两岸空虚,红军有可能实现中央过去决定的在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为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⑨根据这一指示,中央红军各部以急行军之势,向金沙江快速前进。从5月3日到9日,在绞平渡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⑩至此,红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附近进行了休整,扩军、筹款。为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5月12日,中共中央又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定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地区开始北上,准备经德昌、西昌、泸沽向大渡河边前进。5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强渡大渡河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开路,向冕宁以北的安顺场方向前进。5月下旬,一军团攻占泸沽,到达彝族地区冕宁县和县境大桥、拖乌等地。在这里,红军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刘伯承还同彝族沽基家属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至5月24日晚,一军团先头部队赶至大渡河的安顺场,控制了渡口。25日,一军团一师杨得志团第二连的17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渡过河,占领了北岸渡口。由于安顺场水深流急,难以架桥,加之渡船仅有一只,因而红军主力无法迅速渡河。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火速强占离安顺场有160公里的泸定桥,由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一军团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接着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奉命配合行动。5月29日,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由22名勇士攀缘铁索,飞夺泸定桥,打开了大部队前进的道路。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大渡河后,决定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至6月上旬,突破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进入川康边境。接着,红军又翻越了海拔4 5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6月13日,先头部队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达维地区,与从川陕边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16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到达懋功地区。至此,一、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会师。这时,中央红军约二万人,四方面军约八万人,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而成,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当时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1932年5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并在七里坪重创敌军,但由于张国焘“左”倾错误的领导,反“围剿”斗争很快遭受挫折,被迫撤出了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1933年初,开辟了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湖南、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他们利用能够截获和破译敌人密码的电台力量,不断将截获的情报报告给中央红军,为中央红军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在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红四方面军还通过声东击西和势如破竹的军事行动,迷惑和调动敌人,有利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顺利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1935年3月,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向川康边境转移。6月与中央红军会合。
        两支红军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如受限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11)。但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在如何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了分歧。他不赞成中央提出的计划,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就红军目前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及战略指挥等方面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首先作了报告,阐述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张国焘在发言中一面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一面又大谈其南下的主张。会议于28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决定强调,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还说:“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兆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决定强调:“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说:“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2)根据这一决定,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同时将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开进,要求三路军于7月7日至13日分别集中箭步塘、上计口、芦花、红土坡之线。7月上旬,左路军之一军团从懋功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大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统辖的中、右两路军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完成,胡宗南军先于红军集结于松潘地区。
        根据形势的变化,从8月1日起红军开始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要求“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洮河流域消灭敌之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执行该计划,中央军委将红军主力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含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军、三十二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自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含一方面军之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 自毛儿盖攻班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跟随右路军行动。8月4日到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以及组织问题。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经过此次会议的解释、批评和教育,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针。但由于北上时间因张国焘延误了一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因而当左路军准备集中力量进攻阿坝的时候,敌情已发生新的变化。南线敌军加紧进犯红军,红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根据敌情变化和其他自然条件,中央不得不改变夏洮战役最初设定的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展,右路军配合左路军的行动计划,将重心由西转向东,即将主攻方向由阿坝移到班佑,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右路。8月15日,中央将此决定电示张国焘。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方面同意中央新的行动计划,另方面则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及左路阿坝比右路条件好。
        为进一步统一思想,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何克全、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应坚决坚持红军主力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会议最后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补充规定》要求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攻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此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区域。该规定还强调:“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24日,中央政治局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强调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击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越过茫茫草地,于27日占领班佑。29日到达巴西、阿西。30日,发动包座战役。经过两天激战,全歼胡宗南第49师五千余人,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但是,左路军在8月21日攻占阿坝后,行进迟缓。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的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与架桥,以及粮食困难,不同意左路军北上与右路军会合,擅自将已进到墨洼的部队折回阿坝,并提出左右两路军同时南下回击松潘的主张。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9日他又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等地,并声称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对此,中央政治局于9日专门致电张国焘,强调指出,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当日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继续北上。第二天,中央向四方面军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再次重申北上战略方针是惟一正确的。指出:“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至此,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右路军中的一、四方面军部队在阿西分开了。11日中央率三军团到达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同一天,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立即率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依然执迷不悟,顽固坚持其南下主张,并诬称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
        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解决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在红军战略方针上发生的极大分歧,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俄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着重指出,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原因,“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俄界会议还决定将原有的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同时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9月14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电报批评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但张国焘拒不改正其错误,反而于15日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并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攻击,施加压力。这次会议还以所谓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了《大举南下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17日,张国焘又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南下。
        俄界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9月17日攻占天险腊子口,接着翻过岷山。9月20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了休整。26日,陕甘支队以急行军通过渭水封锁线,占领榜罗镇,并于次日克通渭城。在榜罗镇休息期间,中共中央从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并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的局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此后,陕甘支队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西(安)兰(州)公路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公路封锁线,翻过了六盘山高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吴旗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经过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行程两万五千里,进行三百多次战斗,击溃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5年9月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南下后,于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竖起反党旗帜另立中央,宣布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等组织,自封主席,并非法作出所谓组织决议。接着,又先后发起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以及天(全)、芦(山)、名 (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占领了以天全、芦山、宝兴为中心的川康边广大地区,但是由于其南下战略方针的错误,最终无法打开一个胜利的局面。1935年11月,当部队进至名山的百丈关后,遭到四川军阀刘湘优势兵力的阻击,激战七昼夜,部队伤亡过万,严重失利,于11月下旬被迫撤出战斗。这是张国焘率兵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退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其错误方针的大失败。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已达到公开另立中央的程度,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还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1936年2月,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加不利的变化,国民党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南下红军部队处境益加困难,一方面是强敌不断进逼,另方面则是既无巩固的根据地,又缺少物资补充,长此下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摆脱不利局面,张国焘不得不将南下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经达维、懋功向丹巴至道孚、炉霍、甘孜一线转移。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害,南下红军已由初始的八万多人锐减至四万多人。
        当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由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活动在湘鄂川黔地区的红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后,于1935年11月由湘西的桑植出发,开始战略转移。途经贵州、四川、云南,进至西康。遵照中共中央指示,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旋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两军会合后,即召开了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会议决定了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战略方针。与会人员对张国焘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在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下,张国焘在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了北上的愿望。会后,红二、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北上。各纵队英勇奋战,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严重缺粮等困难,于7月下旬至8月初,先后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期间,中共中央不断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热烈欢迎北上,并根据敌情变化,指示两军的行动方向。同时,中央还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征军,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北上。
        8月5日,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关于迅速出甘南,打通北上道路的指示,共同组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各纵队向甘南挺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克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等县城,以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红二方面军先后占领了礼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县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出的西征军,在左权、聂荣臻的率领下,进至西(安)兰(州)公路以北地区,与二、四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
        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件后,立即将其嫡系胡宗南部从湖南调到陕甘,强占西(安)兰(州)大道。为打破敌人的企图,争取主动,中央命令红四军立即北上西兰通道地区,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公路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同南下的红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央数次致电二、四方面军,迅速行动,以免错过时机,酿成被动。但此时张国焘违反甘孜会议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的决定,提出西绕青海,进入甘北的错误主张。9月18日,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的西北局在岷州附近的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党中央的电令。会上,朱德、陈昌浩等人坚决主张北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战役计划》。19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党中央表示:“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24日、25日到达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但张国焘并不想真心执行这一决定,9月21日,张国焘赶到漳县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坚持西进反对北上,公然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的决定。张国焘这种做法遭到朱德、任弼时等人的坚决反对。中央也严令停止西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此情况下,张国焘又不得不放弃其西进计划,同意执行北上战略方针。从9月30日起,四方面军部队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静宁、会宁方向进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派西征军第一师、第二师在隆德、静宁、界石铺一线和庄浪、渭水与平原大道之间纵横游击,威胁国民党胡宗南部,积极策应。10月2日,西征军部队攻占会宁城。10月8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红二方面军经中央同意,于10月4日放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区,向北转移,渡渭水,越西兰大道,于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亦胜利完成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全力投入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实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