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全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宁。在大混乱的年月里,四川地方军阀便逐渐形成。自1917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争夺全省领导权起,在南北对立和历次战争中,川省大小军阀竞相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由此,很快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军阀派系,如以熊克武为首的一军系,以刘湘为首的二军系(亦称速成系),刘文辉的保定系,刘存厚的武备系等等。
        1920年,四川开始采行“防区制”,全省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六七个防区。每个防区为一派军阀所控制,名义上归中央和省政府领导,实则任由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当时,“每一防区负责民事行政的是隶属于军司令部的政务处或政务委员会。主席是军长本人”①。下设各部,以分掌财政、民政、教育、公用事业和建设等职权。军长在其防区内,可以自行委任官吏,征收租税,“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使,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为了扩充实力,各军阀压榨民众,不惜敲骨吸髓。全省的苛捐杂税不下百余种,田赋更是年年预征,甚至一年数征。1933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防区内,田赋已预征到了1983年,个别地方实际预征到了百年以后;田颂尧二十九军的川北防区也预征到了1978年。大小军阀在其地盘内肆意苛敛,诛求无厌,一切措置,恣睢由心,一个防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各防区之间,则形同异国,彼此敌视。军阀之间又常常互争地盘,你攘我夺,导致兵燹连绵,血流漂杵。从民初到1934年,川省大小战事多达四百七十余次,②正所谓“战祸之烈,甲于全国”。
        1926年,在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军声中,杨森抢先一步追随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随后,四川军阀纷纷易帜,一个个都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但互争地盘、厮杀混战却一如既往。不过,四川军阀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闭关自守与一致排外。关起门来,他们可以大打出手,你杀我砍,但均无意或无力向外省扩张,更谈不上问鼎中原去争雄天下了。同时,他们之间虽然在四川内部不断争战,炮火连天,但又无不视该省为其禁脔,绝不容许外来势力染指其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一直试图插手四川军政,竟长期不能得遂所愿。
        1927年6月,南京政府组织的“清党委员会”欲在四川重建国民党。可是, “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仰承四川军人的鼻息……还分别请求这些将军们保护党的工作人员”③。由于得不到军人支持,建党计划“遂以失败告终”。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了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从7月起在成都开始工作。然而,在川军首领的强烈反对下,该会只得撤离成都。到1929年底,四川人口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而国民党党员却只有77名,竟是全国最少的一个省。1930—1934年间,国民党又屡次尝试在四川建党,均遭该省军阀驱逐,以至于有人痛骂刘湘是“不知我党主义为何物的无耻军阀”④。截止1932年,国民政府在四川设置的机构,也只有中国银行、海关、邮电局和财政部盐务管理局等寥寥可数的几个。1933年春,刘湘的一名亲信曾公开对外宣称:“如果说四川的事情能由中央政府解决,那么中央政权今天尚未取得成功。如果说中央政府能够用武力统治四川,那么请看政府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满洲、江西、湖北及共产党问题。如果说邻省的军队可能统治四川,那么请记住,过去滇军和黔军曾多次被打败,历史一定会重演。”⑤对于川省军阀顾盼自雄、游离于中央政府势力之外的局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当然无法容忍。只不过在南京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年间,蒋介石一直忙于制服各派大军阀的反抗势力和围剿工农红军,与四川军阀尚能做到基本相安无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3年秋,刘湘联合田颂尧、邓锡侯、罗泽洲、李家钰等,打垮了刘文辉部,基本上“统一”了四川。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大西南,蒋介石派其嫡系大军尾追于后,施假途灭虢之伎,欲将川、康、黔、滇各省统治大权一举收归中央。对此,刘湘惊惧万分,深恐蒋介石借机派兵入川,乃大力组织对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又调军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结果,六路围攻惨遭失败,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灭,罗泽洲、李家钰部损折大半,刘湘、杨森的精锐伤亡惨重,邓锡侯、刘存厚部亦元气大伤。一时间,兵溃、财乏、内讧交相迭至,令刘湘为之焦头烂额。无奈之下,刘湘只好于1934年8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幻想以下野出走来缓和危机。9月8日,刘湘再电南京乞援。16日,蒋介石复电,勖勉刘湘“克日复职”。遵从蒋的训示,10月22日,刘湘通电复就四川善后督办兼剿匪总司令等职。随后,11月12日,刘湘平生首次离川,由重庆乘轮东下,赴南京见蒋,协商川省有关问题。首先,蒋介石决定,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统一指挥和节制川军;又拨发500万元的“剿赤”经费,特准刘湘发行四川善后公债7 000万元,并为川军补充枪械弹药。然后,以此为条件,蒋介石要求派十个师的中央军,分别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川军作战,统一归刘湘指挥调遣。刘湘对中央军入川一事,坚决拒绝,并以辞职相要挟。蒋介石不愿双方弄僵,遂暂作让步,改提派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几经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交易:由刘湘在速成学堂的同学贺国光任主任,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进驻四川,指导、监督四川的反共军务。
        12月21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将刘文辉免职,由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府委员有刘湘、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邓汉祥、谢培筠等。次年2月10日,新的省政府成员正式宣誓就职,惟因“剿匪关系”,省府只好“先行就渝成立”,“俟军事粗定,仍即迁回成都”⑥。并开始着手进行统一川省军政工作。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参谋团抵达重庆。18日下午,参谋团召开会议,贺国光、刘湘、杨森、李家钰和各军高级参谋及参谋团高级人员到会,检讨过去“剿匪”错误,并对军事上有重要决定。按照蒋、刘协商的条件,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上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其任务为维系各军联络,督察、考核各军作战勤惰,了解械弹分配、消耗情况及军费支用状况,搜集情报等。⑦这些均局限于运筹、策划、指导和督察“剿匪”军事,无权过问地方政治。然而,参谋团入川时,却带进了一个宪兵团和康泽的别动大队三个支队约二千余人。
        入川前,康泽即拟定了一个“五运”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所谓“五运”,就是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和商运。入川后,康泽兼任参谋团的政训处长和省保安处政训主任。他指挥别动队员,大搞“五运”,意欲整垮四川实力派。尤其是匪运最为猖獗,各地的土匪、会党、流痞、无赖,经别动队联络后,委之以总司令、路司令、旅长等各种军职,然后到处制造反对刘湘的武力暴动。康泽又在各专区的保安司令部内设立政训室,在各县设政训员,力图控制四川行政;其别动队员也被派到川军的各军、师担任政训工作人员,广为渗透,拉拢控制川军。随后,康泽又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至四川,在各水陆码头、交通要道,设立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使其爪牙布满川蜀大地。参谋团和别动队的入川与展开活动,是蒋介石实现“川黔中央化”的第一步,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除利用别动队夺取四川基层政权外,蒋介石又不遗余力地分化、瓦解川军上层将领。蒋介石宰割四川军阀的第一步,先是鼓励刘湘统一四川军政、民政、财政,以加深刘湘与其他军阀的矛盾。川省新政府成立之时,蒋就电令刘湘、刘文辉、田颂尧、罗泽洲、李家钰等人,认为“川乱频年,军民交困,防区特制,实为厉阶”,要求各将领从速践履自己“打破防区制,交还政权”的宣言。同年3月15日,蒋介石又致电刘、田、罗、李诸人,指出“军人干政”和“文吏贪污”,乃一切弊端“最重要之因”,并胪列禁令五条: (一)禁止以武力干涉行政诉讼;(二)禁止现任军官佐兼任县局;(三)禁止地方团队人员由驻军指派;(四)禁止军政长官与民争利;(五)禁止征收员丁需索。要求各军、师长“先从本身做起”,并“严饬所属”,“务各凛遵为要”⑧。在蒋介石的支持下,2月下旬,刘湘致电川中各将,决定从3月起,各部队经费统一由善后督办公署按月核发;通令田赋必须一年一征,并附征三倍临时军费,“此外不得再有预征借垫情事”,如有“违法取巧,自便私图者”,一经查实,“定即执法以绳,决不宽假”。与此同时,省府也下令废除苛捐杂税。不久,蒋介石亦电川中各将,严禁各军苛敛勒征。紧接着,刘湘利用手中权力,吞并、收编保定系和军官系的部队,并限制其发展。又规定,原各防区官吏,须经省府考试合格后,方可予以委任。这样,四川的民政、军政、财政逐渐走向统一,而其他军阀对刘湘的怨恨也在不断加深。
        第二步,蒋介石便利用刘湘与其他军阀的矛盾,大肆分化、收买川军,控制川省财政金融,大挖刘湘墙角,扩充中央在四川的势力。在整编川军时,蒋升任刘湘的师长唐式遵为第二十一军军长,王缵绪为第四十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又将军官系头目李家钰升为第四十七军军长;保留了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等人的第二十军、二十四军、四十五军、四十一军军长的职务。由此,唐、王、潘三人脱离刘湘,各自独树一帜,起到了相互牵制的作用。杨森、孙震和李家钰则因得到了好处,便俯首帖耳地投入蒋的怀抱中。蒋介石还下令,1935年7月15日前,川军一律缩编三分之一。全川由三三六团削减为二七○团,每年军饷也由5 980万元减到4 000万元。川军团长以上官佐,须由军政部统一委派,军饷则在国税项下开支。这样,在人事财饷权上,便把刘湘架空了起来。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刘湘曾派郭勋祺、潘佐部到贵州土城,派廖泽等部到贵州松坎一带去阻击红军。嗣后,刘湘又亲率重兵,在邛崃一线围堵红军。这些行动,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便开始了他派兵入川的第三步。虽然在2月11日,刘湘曾致电蒋介石,诡称“川境几无匪踪”;但川军的怯懦无能,再加上屡遭重挫、实力大减,使中央军入川协助追堵红军,成了蒋介石图川的强有力借口。早在1月间,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已进抵川东奉节、万县、夔州、涪陵一带;川北方面,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也由胡宗南部丁德隆的独立旅接替。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次日,马上颁行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一纸令下,刘湘的军事统率、指挥权便被夺走。此后,蒋介石在四川先后住了近半年时间,用以扩大中央在四川的影响。
        5月后,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西昌地区。蒋介石调其嫡系薛岳、李抱冰、万耀煌、徐源泉、周浑元、上官云相、郝梦麟等部,在滇、黔、川、康各省展开围追堵截。这些中央军,绝大部分都尾追红军进入了四川。入夏后,蒋介石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 自兼行营主任,管理滇、黔、川、康各省军事、行政、经济大事。接着,他又逼迫刘湘把省政府迁回成都,使之离开了长期盘踞的重庆老窝。7月,蒋介石在峨眉山办起了军官训练团,由他和刘湘分任正、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刘文辉、邓锡侯任团副,分批轮训川军团以上及少数营级军官,以实现川军的“中央化”。训练团共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由军长任营长,师长任连长。训练期间,蒋系人员一方面向受训军官灌输拥蒋独裁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采用拉拢、收买、封官许愿和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法,使一批川军将领倒向了蒋介石这一边。
        10月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把原参谋团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随后,蒋又决定在成都北较场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送川军营、团长以上军官及编余军官,入该校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军士和部分青年入校,以培养其所谓的“黄埔精神”,然后再分配给川军各部。后来,凡川军军官不到蒋记军校受训,不加入国民党者,均不予任用。这就样,蒋介石煞费苦心,通过参谋团和别动队的首先入川,打击了川省实力派;然后整理统一川政,加强中央的控制力;再到大批中央军涌进川蜀,推行川军“中央化”,一步步把四川的军政大权逐渐收回到了中央。从此,四川地方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