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省后,随着中国军队长城抗战的失利和5月底《塘沽协定》的签订,地处北疆的察哈尔省正承受着日、伪军蚕食鲸吞的巨大压力。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 日本侵略者就处心积虑地要制造一个“独立”的内蒙古政权。1932年,日军侵占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并设置兴安省进行殖民统治。其时,由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驻守的察哈尔省正横亘在热河与绥远之间。该军在察省坚持抗日立场,积极备战,遂成为日本实施其伪化内蒙古阴谋的一大障碍。因此, 日本关东军利用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之机,不断挑起事端,制造借口,企图将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排挤出察哈尔。这样,就有了两次察东事件的发生。
        截止1934年末,察哈尔全省共有16个县,总面积为258 815平方公里,①但察省当局实际能够管辖的地盘却日益缩小。1933年3月,热河失陷,原汤玉麟的第五军团溃散后,其残部退至察东沽源一带。攻取热河后, 日军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附近的冀东、察东进犯。长城抗战时,中国方面曾由第六军团张作相部所属之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第七军团傅作义部的第五十九军及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担任察东防务。1933年4月下旬,日军纠集伪军刘桂棠、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重镇多伦,赵承绶的骑一军被迫于4月28日后撤至沽源。日伪军侵占多伦后,以该市为据点,不断向南蚕食。5月24日,沽源县亦告失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了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以多伦和沽源为出发地,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其一路由多伦西攻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另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然后西攻张北,最后两路钳击张家口。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一时间,张北危急,张垣震动,“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②。
        是时,冯玉祥、方振武等人组织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刚刚成立,便决定举行察东战役。冯玉祥令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和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立即驰援张北,组织防御;方振武则调其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一带应战;张凌云担任龙关、赤城警备司令后,亦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同防守独石口。随后,冯玉祥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救国军、第二军、第六军、第十六军、第五路军等部,从张北率军北征。6月22日,张砺生部首先收复康保,26日,沽源伪军刘桂棠部反正,张海鹏部被击退,沽源宣告收复。7月1日,宝昌亦告收复,12日,失陷七十余天的多伦终被攻克。此役共歼灭日伪军千余人,全部收复了察东四县失地。
        后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同盟军终归失败,所复失地又大多陷于敌手。8月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重上泰山隐居。29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察省政府,重新任命宋哲元为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重主察政后,立即着手收编抗日同盟军。新编察东剿匪司令刘桂棠却拒绝接受整编,率部叛逃。12月,宋哲元令其第二十九军一部追剿刘部。不料,刘桂棠已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秘密勾结,他率部东逃后, 日本关东军和李守信的蒙伪军立刻从多伦方向进入察东接应。日伪军借口二十九军追剿刘部,威胁了“满洲国”的安全,遂向追剿部队挑衅。宋哲元为避免引发更大冲突,只好令部队暂停追剿。
        可是,畏缩退让并不能阻遏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反而助长其嚣张气焰。1934年9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出一架飞机,到张家口上空散发题为《警告》的传单,恫吓宋哲元部退出龙关、张北以东地区,否则日军将进攻并轰炸张家口。秋冬之交,关东军借口保障长城线和“满洲国”安全,出动日伪军,公然吞并了与热河丰宁县临界的沽源二、四两区土地。11月,日伪军得寸进尺,为了巩固所谓“热西防线”,打通绥、察两省毒品运输线,又策划进占沽源县东南部的第一区。该区与丰宁县大滩接壤的重要村庄有:马村、南石柱子、北石柱子、永安堡、四道沟、明沙滩、长梁、乌泥河、小干沟、狐狸沟、井儿沟、义合成等。这些村庄多介于多伦与沽源二、四两区之间,占沽源一区面积的一半以上,且“大滩与长梁各村庄之间,有一高坝,一上一下,共为二三十里,一片荒凉,向无人烟, 日军不能在坝上设防,一旦有事,我军一过此坝,大滩即不能守,故日方在军事上言,必将坝西我之村庄全部占去”③。事前,日方强指这些村庄为伪满洲国热河省丰宁县属地,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曾向察省当局提出两点要求:(一)将上述各村庄划入热河版图;(二)察东的第二十九军部队退到长城线以西以南地区,长城线以东以北由日方设警。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宋哲元的严词拒绝; 日方要求在上述地区行军,亦未能得逞。11月,日本关东军嗾使伪军进攻长梁、乌泥河等村庄,被第二十九军和当地民团击退。
        1935年1月9日,宋哲元自张家口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报告,日军不断侵扰察境,并开始修建飞机场,“开到大滩之日军,其司令为松田,并日兵七十余人,装甲汽车五辆,扬言尚有步兵一团,正用汽车输送中,并于南围子置飞机场,又在黑河大滩间架设电话……”蒋介石复电:“今春敌必向我察东或华北高压威胁,望对于察东应积极增加兵力,巩固防务,以戢其扰乱野心。”蒋又电令军需署:“请即发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主席察省补助费五万元。”④1月15日,伪满“自卫团”在日军支持下,再度袭击长梁、乌泥河一带。宋哲元令当地驻军王子亮团与地方民团奋起反击,伪满“自卫团”被击溃,四十余人被缴械。当天, 日军司令森一郎向赤城中国驻军提出警告,要求赤城县东30里龙门所的驻军必须撤退;日军旋即来攻,亦被击退。日军鉴于利用伪军无法达到强占长梁、乌泥河等村庄的目的,乃决定赤膊上阵。关东军公然叫嚣要以武力“驱逐宋军”⑤,随即令第7师团谷实夫旅团迅速自承德开向热察边界,驻守热河赤峰的若松联队也奉命向多伦移动, 日机两队共6架同时由承德飞抵多伦,驻多伦的伪警备旅李守信部则向沽源调动。到1月16日,日方在察东一带已调集了万余人,日军主力集中在热河丰宁县,其前哨部队分屯在大滩周围,以伪军张海鹏部约三千人配置在第一线,紧随其后的是一千余名日军。由此,察东形势顿形紧张,中日军队相互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月17日,热河日军公开扬言,将以“相当计划”对付宋哲元部。当天,察省当局决定委派萧振瀛驰赴北平,汇报察东形势。18日晚8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妄称沽源县乌泥河一带为伪满领土,指责宋哲元部曾一度开驻丰宁县大滩一带,“有碍该县行政”;又于1月12日“在长梁附近,配置工事,并袭击当地守卫团”⑥。因此,日军为维持日满共同防卫精神起见,决定实行武力驱逐宋军的行动。当天,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发出警告,声称沽源县南长城要隘独石口至沽源一带系属伪满热河省,要求宋军迅速撤退;否则, 日方将采取断然措施。次日,高桥坦又通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略谓宋哲元部于15日袭击伪满自卫团,掳去四十余人,“关东军不能坐视此种暴举,决定派兵彻底肃清属于 ‘满洲国’的该地方”。同一天,蒋介石向北平政整会负责人黄郛表示,日军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应当“就地解决”。何应钦则电令宋哲元,要求二十九军切勿抵抗,以免日军有所借口,并命宋作出“让步”:将长梁、乌泥河及其他处所民团机关等撤至后方,将驻守东栅子的步兵连撤到独石口附近,改用保安队担任东栅子警戒任务。也就在这一天, 日、伪军向沽源县境进犯,其主力部队由大滩向沽源县城移动,另一部从丰宁县西大阁镇向独石口徐徐推进。
        遵循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决定的对日妥协方针,1月20日,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开始与松井源之助在张家口谈判察东事件,秦表示愿意让步,松井则要求察省当局派人到大滩,直接与谷实夫旅团长商谈。次日,秦德纯偕岳开侁继续与松井谈判。就在双方进行谈判交涉之际,22日下午6时许,日、伪军千余人,配备飞机四架、装甲车十余辆、大炮二十余门,分两路大举进犯察东。次日上午10时后,日机投弹七枚,炮兵开炮四十余发,轰炸东栅子。顷刻间,全镇变成瓦砾,民团及居民死伤四十余人。正午时分, 日军向独石口东北方的长城线也发起进攻,至当晚7时始停止。24日,沽源方面日伪军又增加兵力,多伦日伪军也跃跃欲试。中午11时至下午3时, 日机再次轰炸东栅子和独石口,毁民房五十余间,两地死伤军民又有四十多人, 日军永见俊德部队终于侵占了东栅子。连日来,按照蒋介石、何应钦的训示,“我方仍抱和平宗旨,不加抵抗,而日军军事动作迄未停止……”⑦1月25日,日机继续在独石口等处狂轰滥炸,杀害无辜平民。在沽源以东、南北石柱子一带,日军又增加了一个联队约1 600人,使前线日军总数超过了3 000人,统一由永见俊德指挥;伪军约有两千余人,由王永清指挥,仍保持进攻态势。而承德、大滩间日军后续兵力更增至五千余人, 日机一队共九架,亦时出活动。
        1935年伊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月22日在67届议会上发表演说,暗示要调整中日关系,支持蒋介石“剿共”内战的“统一”事业,倡言所谓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此时,蒋介石继续奉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对外正忙于响应广田的讲话,努力与日本“调和感情”,“增加邦交”。因此,在1月24日,蒋介石虽然电告在北平的何应钦,“沽源与独石口应固守”,但却提出:“部队不必过多,当授权宋主席相机处置可也。”⑧26日,蒋介石、汪精卫、黄郛又电告何应钦,指示对察东事件与日方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一)务求速了,勿使迁延以免扩大。(二)察东方面,如能亦划定一条停战线,以示限制,或可免其进无止境。(三)停战线只作为军事处置,万不可有国境字样。(四)停战线虽不妨延长,惟缓冲地区则务求缩小,其详由兄酌定,但沽源独石口两处为必守之据点,万不可划入。(五)此事既作为军事处置,应避免外交政治方式……”⑨日方在基本完成军事占领工作后,亦同意通过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察东问题。26日晨,松井源之助由张家口赶赴北平,偕高桥坦于11时,约会察省外交特派员岳开侁和战区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式勤交换意见,会商察东事件解决办法。当时,秦德纯等人以地图交松井察看,并诘问他:热察省界,标注甚明, 日方所谓察东各地系属热境说,究竟有何依据?孰料,松井盛气凌人地答曰: “现在地图,不能与旧图并论,君不知 ‘满洲事变’乎?君之脑筋不新,谅对新舆图尚未看过也。”⑩当天下午,松井转赴天津,并宣称:“察东日军目下无向沽源、独石口进攻之意。”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商洽谈判地点一事,中方要求在北平或张家口进行,日方断然拒绝,坚持要在大滩会谈,“和平遂告无望”。
        在双方就谈判地点进行交涉之时,日军仍未停止军事行动。27日,日军越过长梁、乌泥河之线,有三百余人侵占了沽源城东15里的乔家围子与义合成两村,一时“形势似甚严重”。不过,日本政府此时正对外大肆宣扬所谓对华亲善的睦邻论调,尚不希望察东事件进一步扩大;加之事件发生后,英美官方“极为震动”,对日伪军侵察明确表示不满和反对。因此,日方态度迅速发生转变。28日,日军忽然退出东栅子。29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与其参赞有野访晤汪精卫,一方面要求彻底取缔排日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示,“察东问题不致扩大,可就地解决”。当天晚上,高桥坦面见何应钦,“忽向我当局提出关东军方面对于和平会议之原则三项,和平大见转机”(11)。高桥坦要求在大滩会谈,何应钦主张先在北平谈妥,再至大滩定议。30日下午1时,殷同、朱式勤与高桥坦在北平开始谈判察东事件, 日方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国对察热边境不幸事件,口头表示遗憾;(二)察省如数交还所收热河民团枪械;(三)中国军队将来绝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以东地区,并不得有威胁行动。 日方既已同意和谈,中方对于会议地点亦不再坚持,双方遂向各自政府请示核准,乃约定2月1日至3日在大滩举行和谈会议。
        2月1日,中日代表赴沽源再转大滩。2月2日上午11时半,双方代表在大滩南五公里的南岗子永见联队司令部正式举行会谈。中方代表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长郭堉恺,察省政府科长张祖德任翻译。 日方代表为关东军第7师团第13旅团长谷实夫、第二十五联队长永见俊德,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任翻译,岩永中佐、板井中佐及伪满丰宁县长亦与会。会谈开始后,双方代表握手致意,首先由谷实夫少将发言,略述察东事件发生的经过,宣称系出于一时误会,言辞间对二十九军颇多指责。接着,他表示,现在双方既均不愿使事态扩大, 日军即可全部撤回原防,希望察省当局也不要再向独石口、沽源方面增兵。中方代表张樾亭答称:中国始终保持和平原则,对此次事变,深表遗憾;今日方既愿即行撤兵,和平了结,双方误会从此冰释,独石口、沽源一带自无再事增兵之必要。“此次会商,既无会议形式”,亦毫无谈判可言,条件与解决方案俱由日方在会前提出,中方代表不过满口承认而已。因此,会议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到12点,双方达成了解决办法,中日代表聚餐后各自散去。
        随之,张樾亭返回张垣,次日至北平,向宋哲元、何应钦报告会谈经过。同一天,察东日军向热河撤退,长梁、乌泥河、南北石柱子及东栅子一带,由保安队及民团维持。2月4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正式公布了《大滩口约》,其“口头约定解决办法”为:“日军即返回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所有前此二十九军所收热河民团之步枪,计三十七枝,子弹一千五百粒,准于本月七日,由沽源县长如数送到大滩,发还热河民团。”(12)同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的《大滩协定》则称, 日方提出下列要求:“一、支那方面将来誓严禁以兵入满洲国内或与满洲国以威胁刺激日本军等之行为,即如现支那方面使密侦之侦察关东军之行动,一切中止。二、支那方面将来有违反右誓约之场合, 日本军断乎执行自主的行动,其责任支那负之。日本军对于支那方面如增加兵力或增强阵地之企图,认定系挑战的行为。三、支那方面前押收之满洲国民团之武器,由沽源县长于二月七日送至南围子,返还于日本军。”(13)以上各条,均经宋哲元军之代表“承认”,“且速实行第三项”。
        2月7日,中方按约将缴获热河民团的枪弹,押运至大滩发还。次日,大滩日军第二十五联队永见俊德部亦撤回丰宁。这样,第一次察东事件以中方蒙受屈辱而告结束。
        通过上述事件, 日军削弱了中国地方政府对沽源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强夺了长梁、乌泥河一带,即在该地区设立“国境警察队”,将该地区划为伪满热河省丰宁县第六区。随后,日军废止了这一地区重要村庄的原有名称,重新以日军官兵名字命名,如南围子改名谷围子(日军谷支队长)、小厂(即永安堡)改称永见堡(联队长永见俊德)、石头城子改称石井堡(石井队长)、长梁改称林田堡(林田队长)、乌泥河改名松田堡(松田队长)、北石柱子改名岩仲堡(岩仲参谋)、仁合堡改称松井堡(松井特务机关长),另将断木梁东方高地改名斋藤山(日军少尉斋藤阵亡于此)、西方高地改名松田山(为纪念日军队长松田战功)、断木梁南北高地改名陈笠山(日兵陈笠阵亡于此)、断木梁中部改名永见梁(纪念日军永见联队长)等。(14)3月7日,关东军在多伦设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以伪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兼任行政长官,日人中岛荣大任自治指导官,下设参谋、指导、行政三厅,每厅各设两处,由程允山、辛得胜、郭秀、林昆、景岚、韩寿天等分任各厅、处长;“察东长城线以东地区及察北额尔纳哈旗、乌珠穆沁旗等,均被划入自治区内”(15)。同时,日方又增加和调整了它在察东的驻军兵力。3月上旬,李守信在多伦组设了伪察东特别区警备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法四处,并将察东伪军改编为两个支队,每个支队辖骑兵两团、步兵一团。第一支队长为刘继广,李景珍、陈生分任骑兵团长,鲁文广为步兵团长;第二支队长尹宝山,骑兵团长王振华、丁其昌,步兵团长景德泉。伪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也编组了一团伪军,由程允山兼任团长。这些伪军,“在察东各地,活动甚力”。到5月7日,日军以为在多伦驻军数量过少,特将伪热河第七军王静修部陈景春团调往多伦。该团所辖的杜志强、赵春垣两营,分别驻守于多伦县属之大梁底和榆树沟两地。
        在增加军力的同时,日伪对察东的蚕食侵吞也日甚一日。3月初, 日本特务带领伪警察到察东阿古庙全乡、扇子梁、口袋营子、廿五号河东村、卡路、双井子、牛角沟等处,“测绘地图,登记户口。又日人三好指导官,在大滩召集东六乡民众开会,并预拟呈文,劝令民众署名,向长春伪当局要求,将沽源平定堡划归伪满。”其时,虽然尚无军事行动,但“民众以为日方仍企图侵占沽源,大形恐慌。因之今春田地亦未能如期耕种”(16)。对此,宋哲元曾派人多次向日方交涉,请求予以制止,但却根本无效。5月初,日人又在大梁底设立华兴垦牧公司,由纪靖年任总理,在沽源组织信成垦牧公司,以张连珠为总理。在日伪军武力支持下,由这两个公司出面办理察东各地垦牧事宜,强迫拥有羊群的所有蒙古人到各公司纳税;否则,即不准畜牧放养。同时,沽源的二道渠等村庄,又有日本人进行丈量土地事件,当地居民惊慌异常。针对日伪军的侵略阴谋,宋哲元曾一再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敌方动向,并要求中央采取相应对策。然而,南京当局正忙于“务使中日国交日益亲密接近”的工作,(17)对察东危局竟不屑一顾。
        6月初,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日伪军三千余人,在察东大梁底一带,连日举行军事演习,意欲威吓察省当局。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遂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当天,伪军首先进攻东栅子等地。次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永安堡)。第二十九军所部在这两处均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却将事实真相歪曲为:“6月11日丰宁县日人参事官一行,将进入东(北)栅子(独石口北约八公里的伪满洲国境内)时,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而返回。”又宣称在12日,宋军曾向小厂的国境警察射击。关东军立即以此事为借口,电令土肥原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18)。旋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逼过黄河,恐会对中国方面造成过分刺激,从而影响到平津的局势;遂于13日电令关东军, “考虑到早日解决华北问题和将来可利用宋哲元”(19),决定放弃迫宋退过黄河的计划,并制定了新的《对宋哲元交涉纲要》。
        很快, 日方将察东事件纳入到张北事件及河北问题的交涉中,进行所谓的通盘处理。从此,察哈尔省境内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