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拼凑伪满洲国之后, 日本又把侵略的矛头直指热河,试图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侵入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打开方便之门。所以说,武力侵占热河,是关东军推行日本“大陆政策”、“征服满蒙”的一个重要环节。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关东军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目的是“尽最大努力使热河省圆满地纳入满洲国”①。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②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开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 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此后, 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玉麟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玉麟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
        这年冬天, 日军占领了锦州,进窥热河的门户, 日军又以伪满洲国的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 日方代表有武部六藏,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汤玉麟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议。会上, 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一)汤玉麟派代表长驻长春加强联络; (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将铁路由北票伸至承德;(三)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
        日军见诱降不成,关东军“武藤司令官乃决心以武力占领热河省”③。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④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 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时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满洲的气氛是,如果不占领热河省则无法形成满洲国。”日本报纸杂志也大肆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一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加为三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六、第十四师团、第十师团主力、第二十师团司令部以及混成第八、第三十八旅和第一、第四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六个师团、四个混成旅、二个骑兵旅、一个飞行队,约十万人。同年6月,还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扩大编制的命令,8月更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和正、副参谋长。司令官为武藤信义,正、副参谋长分别是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同时积极编组伪军。伪满初期共有伪军14万人,为侵占热河, 日军又在辽西和吉西地区组织了王道布的骑兵旅,刘桂堂的护国游击队,程国瑞、李际春的暂编第一、第二军等伪军。
        三是密谋策划,频繁挑衅。1932年7月3日,东京日军参谋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驻义县日军300人以石本权三郎被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当时中国国内“纷电政府及热河守军,不得退让。而日军于开战以后,见我方热军及义勇军前后应敌,不易得利,即借汤玉麟代表与之交涉,停止进攻”。这样,第一次日军侵热之行动在攻击北票,轰炸朝阳之后,“形势即行和缓”。⑤8月19日,日军又挑起第二次攻热事件,与中国守军战于南岭。“我南岭阵地虽被占,热军仍据险抗战,义勇军更制其后路”,日军为避免重大损失,遂又停战。此后,日军屡有小规模的攻击,战事忽起忽停。
        日军大规模进攻热河是从榆关之战拉开序幕的。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开始向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榆关更是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当时,榆关虽然驻有东北军独立第九旅何柱国部的一个团,但在南京当局避免冲突为方针的思想指导下,实际上是处于不战、不和、不守状态,对榆关前线未有有力而充分的准备。
        从1932年5月开始,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制造侵略借口。5月初,日本宪兵队挑起“义勇军事件”,强迫临榆县长将曾当过义勇军的土匪赵国思交给日方,被中国方面拒绝。10月1日,日军守备队又挑起伪满警察闯入东罗城强登“天下第一关”城墙,造成双方死亡士兵各一名的事件,准备起事。经何柱国与日方反复交涉,双方达成事出误会,对死亡的日籍伪警及中方阵亡军士互相抚恤的协议,此事暂告解决。12月8日,关东军再次挑起装甲列车炮击榆关守军司令部及公安局附近的事件,并诡称是遭中国哨兵射击而引起的。为此,何柱国于9日、10日先后与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代表会谈,结果,中方何柱国以私人名义签订对榆关地方驻军允许取缔排日抗日行动的协议而告终。
        面对日军的不断进逼与挑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于1932年7月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第九、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之山炮营及工兵第七营等部队,共约二万人,司令部驻榆关城。此时,榆关前线部队仍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临永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虽然着手进行滦榆地区防御体系和交通、通讯建设及河川、海岸、物资等调查,但因当地人力物力缺乏,工程进度缓慢。
        1933年1月1日夜半, 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经过阴谋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事发后,落合一面派人向何柱国提出抗议,一口咬定是何柱国部所为;一面借机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并电告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请援。当晚,来攻日军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临永警备司令部立即命令榆关守军步兵第九旅之部第六二六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第六二五团以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第六二七团主力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令驻抚宁的骑兵第三旅、滦县的步兵第二十旅等部准备待命行动。
        2日凌晨1时左右,日方向中方提出四项条件:(一)南关归日方警戒;(二)撤退南关驻军;(三)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四)撤退城上守兵,并限即时答复。中国方面言称待天明调查事情真相后,再开始交涉。3时,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并要求将所提第四条件改为“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迫令中方立即承认,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中方坚决拒绝,当即按原计划配置军队。此时, 日军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2日9时,日军守备队三十多人用木梯攀登南关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10时,由前卫开来的日步炮兵三千余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企图从南门突破。中国守军沉着应战,到下午5时, 日军不支而退。傍晚,关东军命令步兵第四旅旅长铃木“一并指挥随着事发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十六旅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⑥。
        3日10时,日军增派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抵抗。经过激烈战斗,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东南城角、南门、西南水门均有激战。南门守兵全部战死, 日军坦克趁势闯入。安德馨营长率两个班奋勇堵击,厮杀之中,砍杀日军数十人,后因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同时,东南城角和东北城角亦陷落。团长王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撤退。至此,榆关被日军占领。
        历时三日的榆关之战,中日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日方海陆空军一致动作,临榆县城被毁十分之七,军民死亡颇多”⑦。榆关失陷,造成两方面严重后果:“一为平津之失其保障而危机愈迫,一为日军免其西顾之忧而得并力侵热。”⑧尤其热河局势万分危急。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际联盟开会,引起与会各国的反响,美国反对日军扩大战争的行为,苏联也表示不满。在此情况下,日本感到不便立即对热河实行攻击,于是一面由外相内田向美、英、法、俄、意五国驻日大使声明,事态“不再扩大”;一面加紧侵热准备,等待国联开会的结果。 日方除了继续制造侵热舆论外,还积极调动军队,进行侵热的军事部署。到1933年2月,侵热兵力共有关东军第六师团所属第十一、第三十六旅,骑兵第四旅,第八师团所属第四、第十六旅,混成第十四旅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共四万多人。另有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等伪军部队。
        为进犯热河, 日关东军于193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参谋会议,布置关东军热河作战要旨:派第六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在热河东境作战;派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急速进兵热河南部及河北省边境,“构成把华北与热河真正割断的铜墙铁壁”,以压迫张学良的势力,使热河省华军及义勇军陷于孤立无援,尔后席卷西部及西南部。除另有命令外,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作战,本作战由本月下旬开始,在结冰期结束主要行动。
        2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因侵略准备就绪,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要求第六师团的主力于2月23日由通辽出发,向开鲁、下洼、赤峰及林西、多伦方向进攻;又以较强一部兵力于2月23日从朝阳寺附近出发,从北票铁道方面开始,经朝阳、建平向赤峰方向进攻;第八师团的一部于2月23日开始行动,迅速占领北票,并统一指挥在该方面作战的第六师团。主力分成两路纵队,于27日从北票及绥中附近出发,尽快向建昌附近及其以南一线挺进,不失时机地以一部确保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要隘,掩护日军主力侧翼,尔后以主力占领承德及古北口;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主力按随时可出动的态势做好准备;飞行队以一部协助第六师团,主力协助第八师团作战。
        日本政府为摆脱国联对其扩大侵略战争的束缚,于1933年2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退出国联的方针。2月24日,当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其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政府便于27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热河的战争。2月23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就日军侵热事向中国外交部部长罗文干面交日本政府备忘录,妄称:“热河省内张军及其他反满军队之存在,不但与‘满洲国’主权抵触,且与热省治安恢复不能两立。”此次日军攻热,系“因张军等留驻热省内,不得已而出此”,其责任“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并扬言如张学良等部武力抵抗,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当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将致日本政府之备忘录交日领事上村,指出:“热河为中国之领土,与东三省之为中国领土相同。中国政府派兵往热防御外国之武力侵略,乃系行使其固有之主权。日本政府竟要中国军队退出热河,显系扩大侵略范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 日本政府自应绝对负攻热之全责。”“如日本军事行动侵及华北,中国军队自必行其自卫守土之权”。在日本施展外交策略的同一天,日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开始向热河发动总攻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目标。
        “日军既控榆关、九门口,威胁平津。又三路集热边,北方形势甚为紧张。平津人心恐慌,全国亦感大难之将至。”⑨在此严峻形势下,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2月12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热河为中国整个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 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带领高级幕僚和众多将领以及救国会、后援会等群众抗日团体的领袖人物朱子桥、黄炎培等,分乘五十余辆大小汽车,携带大批慰劳品到达热河省会承德,“与汤玉麟商战守事宜”⑩。次日,汤玉麟以热河省政府主席身份设宴欢迎。在欢迎会上,宋子文“代表政府作态度坚决之演说,明示政府保守热河之决心”。宋子文对与会人员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11)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亦信誓旦旦表示决心与日周旋到底。他说:“玉麟为桑梓,为国家,情义两方均难卸责,惟矢志守土,藉尽天职。”(12)同一天,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等27名东北军将领从承德发出通电,谓:“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呼吁全国一致支援。2月20日,中国东北军总部制定了“确保冀热巩固平津”的作战方针,规定在热河方面:(一)以有力之热边守军务极力迟滞敌之前进,予后方主力军以运动之余裕时间;(二)如强敌突然进袭,务宜死守各要点,以待主力军来援;(三)按预定计划扼守凌源、赤峰、乌丹之线;(四)如敌以主力自朝阳向凌源方面进犯,则以右军团固守叶柏寿、大城子一带,以第二集团军主力经建平以东向南压迫;(五)如敌主力自开鲁方面西进,则以第二集团军主力守备小河沿、乌丹线,以骑兵军直袭通辽,以后方援军主力速向经棚、林西间集结,构成左翼重点,与骑兵合力采取攻势;(六)如敌对开鲁、阜新、朝阳等地同时进攻,则令各军扼守凌源、赤峰各要点,以待援军。但此计划未及下达, 日军进攻已提前开始。
        日军“热河作战进展极为顺利”(13)。北路方面,日军第六师团约万人,在伪军刘桂堂等部的配合下,于23日晨开始按既定目标进攻。中国守军以第五、第六军团共十个旅约五万人迎击。开鲁守军崔兴武骑兵旅刚一接触即溃退,率部逃林东(3月上旬投敌)。24日,开鲁失陷。接着, 日军沿辽河直趋下洼。至26日,日军前锋进至下洼,并有一部占白石嘴。28日,日军第六师团长下攻赤峰命令。3月1日,日伪军开始在赤峰东面高地进攻,被第四十一军孙殿英所部击退。接着, 日军即增兵分向东南、东北再攻,并有十余架飞机进行配合轰炸。孙部虽竭力抵抗,但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向后撤退。3月2日,日军占领赤峰。在中路方面,日军第八师团及伪军丁强等部,由义县向北票、朝阳、凌源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四、第五军团各一部,共三个师、一个旅迎击。2月22日,日军占领北票后即向朝阳进攻,汤玉麟所部驻朝阳的董福亭第一○七旅稍战即向凌源撤退。25日,朝阳失陷。3月1日,日军又以步兵第十六旅为挺进队,分乘一百多辆汽车从朝阳出发,沿着朝阳——凌源——平泉公路前进。万福麟所部第一三○师在叶柏寿附近狙击日军,但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被迫向平泉撤退。2日,日军在追击中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第一三○师到平泉与第一二九师会合后,准备狙击日军前进,但由于万福麟的第4军团已全线动摇,该部也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下午,日军一部乘汽车向承德追击。
        在日军向承德推进之时,汤玉麟闻讯惊慌失措,不思督战力保,却千方百计准备逃跑。3月2日,竟将供前线运输用的载重汽车240辆全部扣留,“装载私产,向津运输”。(14)他本人也在4日凌晨率部离开承德,向滦平逃跑,前敌总指挥张作相亦仓促撤向古北口,承德顿成空城。“日军侦明虚实,即以128名之小队,于4日晨10时入据承德”。(15)在南路方面,日军进展也极为迅速。2月27日,日军混成第十四旅进至热河境内白石嘴边门地区,并向驻守在沙帽山附近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第一一九、第一○八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战至28日10时,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继续向凌源方向进攻。3月2日,占领凌源。3月4日与5日,日军又分别占领冷口等地。6日,进犯日军向喜峰口方向发起进攻。
        热河抵抗很快失败,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前宣布的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的说法形成巨大反差。从日军开始进攻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十余天,8万大军仓皇败走,大片国土尽丧敌手。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即如当时评论所言,有以下几个方面:“汤玉麟主热数载,横征暴敛,民不堪命,是以日军进犯,后方民众不为汤助,行军御敌,诸感困难,此其一。热军素乏训练,加以欠饷一年以上,军心极为涣散。战前,宋(子文)张(学良)莅热,中央济热军费30万,汤又尽入私囊,士卒怨望既深,一遇强敌,莫肯效死,此其二。汤玉麟视热河为禁地,不欲客军入驻,事前张学良屡欲派兵援热,均被拒绝,待至情势危急,始允开入一部,而于统兵大员,又示推拒。援热司令,张(学良)意初拟派万福麟,为汤所阻。商至再,始定张作相。费时旷日,坐失良机,仓皇应战,焉得不败?此其三。驻热义勇军冯占海、刘震东等部,原归朱庆澜所组之东北后援会指挥,乃热战爆发之顷,张学良忽指朱指挥无方,将所有义勇军收归军分会。另组东北热河协会,推朱为主席,专办后方接济事宜,义军哗然,通电反对,应战之时,亦不努力,此其四。热军崔兴武以不获提升师长而失望, 日军进攻开鲁,不战而退;朝阳之董福亭,御下无方,激起内变,敌军进迫,不战即溃,军心不附,何以御敌,此其五。此外,器械之不良,主将指挥之无方,尤不待言。”(16)毫无疑问,时人所指出的上述导致热河失守的原因是极有见地的,也是中肯的。但是,更深刻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很显然,蒋介石对于日军进攻热河,虽然没有像九一八那样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还作了一定的准备,但这些准备均非实质性的。事实上,蒋介石依然把重心放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上。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本人正在南昌指挥国民党中央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所以,热河的沦陷,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如宋庆龄在热河失陷后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又说:“蒋介石所宣传的对日本的 ‘长期抵抗’,已经不能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17)《国闻周报》也载文指出:“日本宣传侵热,几及一年,何以政府无充分之准备?……热河战事,不旬日而弃守, 自表面言,责在汤玉麟, 自实质言,则责在政府。……汤玉麟固应惩办,较汤玉麟重大倍蓰者,应如何惩办?”(18)
        热河沦陷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同声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与外交。作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各方对张,殊多责难,群情激愤,函电纷弛”。(19)3月5日,立法院长孙科就承德弃守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事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随后,一些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以汤玉麟弃职潜逃,张学良失地丧师,动摇国本,向监察院提出弹劾;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向中央政治会议递交提案,要求严办张学良等人。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的团体也纷纷上书国民党中央,要求对张学良等严惩。当时,张学良曾表示要亲率东北军去恢复热河,与日军决一死战。但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于3月7日向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称:“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
        在全国声讨中,3月8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到达河北石家庄,立即召见了何应钦、黄绍竑,询问前线战况与对张学良处理的意见。何、黄二人均主张张学良下台,说:“如果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他们还说:“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20)
        实际上,蒋介石早已有让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取而代之的意思。据亲身经历此事的黄绍竑回忆:在1933年2月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但我以内政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要在政治上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21)。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在何、黄往见蒋介石前,张学良拟同行,但因蒋介石还摸不透张学良本人的态度与东北军的动向,故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为由而拒绝。此时,听完何、黄的意见,蒋介石便决心要张学良辞职下野,并以何应钦来取代他。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河北保定车站蒋的专车上会晤。会晤前,蒋介石先授意随他北上的宋子文与张交换意见。张学良提出两项办法:(一)各路东北军由张率领,克复承德,中央负责接济;(二)准张辞职,中央负抗日全责。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的旨意,示意张学良辞职,张学良表示同意。随后,蒋、张晤面。见面时,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便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接着,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委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张学良还陈述了自己对抗日的想法:“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听后,只是以“是的、是的”相应付。张学良看蒋不愿多谈,即行退出。(22)这样,整个谈话很快即告结束。11日,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12日,国民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于当日飞上海。4月1日出国。所留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担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这样,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东北军的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