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例》内有“尊号仍存不废”,“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等内容,对移居的时间、移居前的管理措施,均未作明确规定。这样,清废帝溥仪仍然居住在紫禁城中,在宫内不但保持着“宣统”纪年称号,而且不时与遗老遗少们书信往来,密谋复辟。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并决定把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例五条,其中规定,清室即日迁出宫禁。11月5日,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等向清室宣布了这个条件,限令溥仪即日迁出宫禁。当天下午,溥仪及其妻妾等离开紫禁城。同一天,“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宣布成立,封闭检查各个宫殿。11月20日,又正式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李煜瀛任委员长,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以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从12月23日开始点查宫内物品。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与紧张工作,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同时展出故宫文物,对外开放。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院董事会与理事会主持全院工作。之下设有古物馆和图书馆,前者由易培基任馆长,张继、马衡副之,后者由陈垣任馆长,沈兼士、袁同礼副之。全院陈列工作即由这两个馆分别主持。另外属于宫廷原状陈列部分则由院秘书处来管理。
        故宫博物院初创时期,内缺经费,外遭各系军阀与清室遗老的一再干扰、阻挠,得不到片刻安宁。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借故通缉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李煜瀛、易培基,两人不得不藏匿起来;同年下半年,院务主持人陈垣和庄蕴宽先后遭逮。故宫博物院的生存岌岌可危,文物安全也受到极大的威胁。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北伐部队占领北京后,故宫博物院由国民政府明令接收。国民政府派易培基为接收专员,任马衡、俞同奎、肖瑜、吴瀛为接收委员。接着,国民政府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设理事会、院长、副院长和基金保管委员会。业务分秘书、总务两个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各种专门委员会。次年2月,理事会选举李煜瀛为新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马衡副之),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副之),张继为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副之)。一时,著名学者云集该院,各项工作逐步展开。
        故宫博物院下设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工作分门别类,各有所专。古物馆的工作主要是整治瓷铜玉器、金石书画、鉴别真伪、研究考订、编订期刊或不定期刊物;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提存集中编次目录、鉴别善本、整治旧集;文献馆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史料、考订流传。
        1928年至1932年,故宫博物院对各处古代建筑进行修整,并兴建了延禧宫新库,开辟了各种专题陈列室,展出书画、陶瓷、青铜、玉器、织绣、珐琅、古扇、古镜、碑帖、刀剑、乾隆御赏品等,使得广大观众得以首次亲睹这些古代珍品。1930年还制定并报请国民政府批准了“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将中华门以北各宫殿以及太庙、景山、大高殿等,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
        正当故宫博物院的事业稳步发展之际,1931年,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当时的东北三省。1933年初,又攻陷榆关,进逼热河,华北局势益趋紧张。为确保历代珍贵文物的安全,南京国民政府“乃以减少日军目标之理由,决定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珍品,迁移南下”①。据1933年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的工作报告称:“本年开岁伊始,榆关事变,骤然发生,平津密迩,时虞危险。本院奉令将物品南移,以策安全,以免此史献上、文化上具有重大价值之物品,罹于浩劫。”1月10日,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担负故宫古物保管责任,聘任张继、戴传贤、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张人杰、陈寅恪、翁文灏、李济、袁同礼、马衡等十一人为委员。关于古物南迁办法,则责成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五部组织委员会,共同办理运输、保护、安置事宜。在准备迁移期间,故宫博物院的陈列等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有些正在陈列展出的艺术品也被撤下装箱。
        故宫古物南迁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北方人士对故宫古物南迁事,颇致怀疑”。认为:“古物虽可珍贵,未必更重于人民之生命;古物南迁以后,未必即保万全;且辗转运搬,反恐易致损坏或遭逢他种意外;至于故宫古物迁移一空之后,北平即幸而不遭兵燹,其都市状况将因此更形衰落,已属显然。”因此,平津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反对。1月23日,北平民众在中南海成立保护古物协会,由周肇祥任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运。同日及上日,北平工联、北平各团体救国会亦通电反对。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南迁一事,“早已抱有决心”,不顾社会上的反对意见,积极筹备运迁事宜。
        2月6日晚9时半,第一批故宫古物共有2 118箱开始由北平南运。主要珍物为《四库全书》、铜器、玉器、字画以及各类档案。启运时,军警将天安门至西车站一带戒严,并将北平民众保存古物协会主席周肇祥逮捕。首批古物由平汉路到郑州,转陇海线到徐州,再由津浦线到浦口。古物运到时已是2月9日。但是此时国民政府关于古物存放地点问题,实际上还未最后确定。而在此先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张继的提案,决定将故宫古物分置于开封、洛阳等地,并由行政院会议讨论制定详细办法。于是,到达浦口的古物只好暂留车中。不久,蒋介石从南昌致电国民党中央,以郑州、洛阳等处未有相当布置和设备为由,主张将古物存放南京,以便保管。这样,在浦口迁延20余日的古物,最后由行政院决定存放南京、上海一带。3月3日,1054箱图书、古物由浦口改装招商局江靖轮,并于两日后到达上海。其余档案1064箱则运至南京,暂存行政院大礼堂,等第二批古物南运后,再运上海。
        3月15日,第二批珍物共计1490箱(其中有内政部北平古物馆的200箱)起运,主要有图书、玉器、字画、档案等。3月18日到达浦口,改装招商局快利轮船,连同第一批存南京行政院档案1064箱共计2 554箱,一同于3月21日运到上海。
        3月27日,第三批珍物共计3 922箱又62包(其中有内政部北平古物馆814箱、北平市政府颐和园古物74箱)从北平起运,主要有图书、铜器、瓷器和档案。4月1日到达浦口,改装招商局江天轮,于4月5日到达上海。
        4月18日,第四批珍物共计6267箱(其中有内政部北平古物馆的1400箱和北平市政府颐和园古物228箱)从北平起运,主要珍物有图书、铜器、瓷器和档案。4月23日抵达浦口,改装招商局建国轮,于27日到达上海。
        5月16日,第五批珍物共计5 851箱(其中有内政部北平古物馆的3 000箱和北平市政府颐和园古物351箱,以及堂庙管理处的乐器88箱)开始起运,主要珍物有图书、铜器、玉器及档案等。5月19日到达浦口,改装招商局广利轮,并于5月23日到达上海。而堂庙管理处的乐器88箱,则移南京中山陵园存放。
        故宫珍物南迁,前后共有五批,除第一批全部是故宫物件外,其余各批均附有内政部北平古物馆等处带运物件。“五批总数到沪者,共计19 506箱,又62包,其中属于故宫博物院者计13 493箱,又62包”②(一说故宫博物院南迁珍物为13 427箱又64包)。这样,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珍贵物件都运到了上海,存放在前仁济医院旧址的中央银行堆栈大楼,留在北平的已寥寥无几。
        故宫珍物运抵上海后,上海各界纷纷要求对这些珍物公开展览,以饱眼福。“即古物储存所方面,亦曾主张将抵沪古物,即在储存所内,辟室分批展览”③。但终因古物陆续运到,堆积如山,展览实有不便,不得不放弃。
        1934年,英国政府因准备举行英皇乔治五世即位35周年庆祝活动,向国民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接洽,希望将故宫博物院存沪古物运英国,在伦敦举行“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民政府即予以同意,由行政院指定教育部会同内政部、外交部核议,并于1934年10月24日成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伦敦方面由前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为展览会主任,中国公使郭泰祺与英国皇家美术院院长李惠林为副主任,并推英皇和国民政府主席任名誉会长。对此事,1935年1月北平学界发表宣言,表示反对,“各方亦有和之者”④。筹委会则就古物选择及保险等事项加以解释。1935年2月11日起,开始对展览古物进行预选。3月2日起,在上海先开预备展览会,英方于3月初派五人来华选定物品,共计1022件,分装87箱。另加乾隆御用家具4箱,目录案卷及照片等2箱。6月6日,全部古物装入英舰,并于翌日起程赴英。同年11月28日,在伦敦公开展览。展览品类别为铜器、玉器、瓷器、书画、景泰蓝、织绣、折扇、古画等,“于中国艺术之发展,自上古迄近世均有代表作品”。作品出品机关有故宫博物院以及北平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河南博物馆、安徽省立图书馆等,但“以选自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者为最多”⑤。展览会至1936年2月29日闭幕,参观者达40万人,络绎不绝。这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第一次出国展览,“不仅在文化交流上予外人以深刻认识,影响所及,并使中国图案色调之服饰,风行国际。对于我国文化之悠久,成就之宏伟,无不赞叹至再”⑥。展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展出是相当成功的。4月中旬,展览物品完整无损地由船运回,于5月17日到达上海。
        故宫博物院的大部分珍物虽南运到了上海,但是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中日关系的紧张,大规模战争实难避免。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量珍物存放上海并不安全可靠。于是,国民政府乃决定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保存库,以存放故宫珍物。该保存库于1936年落成,“其构筑设备,防空工程,悉取科学方法,异常完美”⑦。12月8日至21日,所有存放在上海的故宫博物院珍物分五批移往南京新库,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珍物迁至南京仅半年,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13日,日军又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气焰十分嚣张,南京危在旦夕。这样,故宫博物院将南迁珍物再次面临毁灭的危险。为保全珍物,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故宫博物院将珍物,连同内政部保管之古物,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辅助运费,从1937年8月开始,分三路西移:
        北路文物以火车兼汽车运输,沿津浦线、陇海线,经陕西宝鸡和汉中、四川成都,最后落脚于峨眉山;
        南路文物共计83箱,主要是书画,其中包括1935年在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全部展品及其他展品。这一部分古物主要水运,兼采陆程。经湖北汉口、湖南长沙、贵州贵阳,最后于1939年1月落脚在安顺县城南五里之华岩洞;
        中路文物是三路中数量最大的一批。该路于11月22日开始陆续由江安号轮、黄埔号轮运往汉口,最后一批文物于12月3日离开南京。13日, 日军即攻入南京。接着,汉口被炸,文物在汉口还未卸船,又继续西迁。12月至翌年1月,两船文物运到宜昌,再换成进峡的小船,分19批运往重庆。当最后一批运抵重庆时,已是1938年5月22日,费时五个多月。此路所运的珍物,有文物、图书、档案等。属于故宫博物院的即有2 327箱,还有内政部北平古物馆和北平市政府颐和园的古物,共计9 338箱。运到重庆的文物,分三处保藏。第一处是川康银行二楼仓库,存放3 830箱;第二处是南岸狮子山安达生洋行仓库,存放3 694箱;第三处是南岸王家沱吉时洋行仓库,存放1 814箱。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陷,日机开始轰炸重庆。为避免珍物被毁,1939年4月,存渝文物开始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往乐山。至9月中旬全部运完。
        1943年12月25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南路存贵州安顺的文物运抵重庆。利用雾季敌机一般不来轰炸的机会,举办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展品有晋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唐孙过庭的《书谱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墨迹,欧阳修手札,南宋高宗赵构的《赐岳飞手敕》,五代徐熙的《雪竹图》,董源的《龙宿郊民图》,宋徽宗的《溪山深秀图》,明沈周的《庐山高图》,唐伯虎的《关山行旅图》以及文徵明、清初“四王”的作品等,都是中国古代书画中的珍品,一时观众如堵。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中小学生,市民百姓争往参观。住在江北盘溪石家祠的徐悲鸿也带领弟子前往欣赏、临摹。回去后,徐悲鸿还专门写了一篇《故宫书画展巡礼》的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8日重庆版的《新民报·晚刊》上。他兴奋地写道:“此番吾人之眼睛够饱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对中国古代艺术品颇感兴趣,也专程去参观,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讲解。整个展览到1944年1月上旬结束。随后,展品又全部返回安顺华岩洞。在回安顺前,经贵阳时,顺路在贵阳“贵州艺术馆”展出了一次。
        1944年春,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之战,很快占领了平汉线和湘桂线,并于11月中旬占领广西柳州后,北上进入贵州省,攻陷独山,重庆国民政府大为震动。因贵阳是安顺到重庆的必经之路,于是,国民政府派出士兵和15辆军用卡车到安顺接运文物。12月5日即独山陷落的当天,车队装着83箱文物向重庆进发。18日,将文物转移至离重庆40公里外的巴县石油沟,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原安顺办事处撤消。这样,南路藏安顺的文物也就迁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迁的故宫珍物也即将返回北平。当时决定第一步工作是把巴县、峨眉、乐山三处文物都集中到重庆,然后再运抵南京,再从南京装火车返北平。1946年1月下旬,存放在巴县石油沟的83箱文物运到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驻地存放。5月15日,藏于峨眉的北路文物七千多箱也开始向重庆集中,到9月12日全部运抵向家坡,共动用卡车256辆。而藏于乐山的九千多箱中路文物则于9月15日开运,到1947年3月才运完,共动用卡车301辆,文物也存放在向家坡。
        从1947年5月底开始,运抵重庆的三路文物向南京起运。首先要解决的是十个庞然大物——宝中之宝的秦国“石鼓”,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文物,唐时在宝鸡发现。每个石鼓重一千多公斤,因过重无法用轮船装运,遂决定陆运。5月31日装车完毕,车队从向家坡出发,经过长途运输,终于到达南京,将石鼓存入朝天宫。石鼓离开重庆后十几天,存在向家坡的全部文物开始水运。第一批文物于6月19日起锚,随后一批又一批文物离开重庆,到11月26日全部东下。全部文物重返南京后不久,国内局势即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1948年年底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在存南京的清宫文物中挑选精品2 972箱,总计23万多件运往台湾。留在南京的1万多箱文物解放后大部分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少部分则留南京博物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北平沦陷,故宫博物院由于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仅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1938年、1939年,日伪宪警先后劫走太庙分院图书杂志3 649册,撕毁4 157册,焚毁3 441册。1944年、1945年,日寇又先后掠去铜缸54件、铜炮4尊、铜灯亭91件。八年沦陷期间,在日寇铁蹄下,尽管受到很大损失,但故宫博物院职工克尽职守,保住了库藏文物和紫禁城宫殿建筑,免遭破坏,这在当时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