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引起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军政首领以及地方实力派不满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和“安内攘外”政策,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同蒋介石集团采取军事对抗行动。其中,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即属典型一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冯玉祥也十分痛心和焦虑。他多次发表通电,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战。他在1931年9月23日的通电中,对蒋介石内行独裁政治、消灭异己,外则妥协退让的做法进行了强烈抨击。他号召国人“亟应猛醒,否认媚外政府,从速组织代表民意之机关,各抒意见,其救危亡。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为正当之防御,雪此无上之奇耻”。冯玉祥还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9月26日,冯玉祥又发出通电,再次呼吁抗日,共赴国难。11月,中共北方组织军委负责人肖明由冯玉祥派驻北平的外交代表赵彦卿陪同,从北平经太原赴山西汾阳面晤冯玉祥,双方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经过坦率交谈,冯玉祥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他认识到1927年对蒋介石妥协,背离共产党是错误的,表示愿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做些工作,同意共产党在他所办的汾阳军校中发展组织。这样,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冯玉祥重新确立并加深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冯玉祥在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一再电邀下,离开山西汾阳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三项提案:(一)组织全国国民救国会议;(二)组织国防委员会,武力收复失地;(三)为对日备战,抚恤奖励历年在革命诸战役及抗日战役有功官兵。会后,又奔走于南京、上海、洛阳之间,发表演说,宣传抗日主张。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冯玉祥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会议上提出:出兵10万增援第十九路军;沿海各口岸对日舰同时发动炮击;将北方军队集中,全力反攻东北。此外,他还在不同场合提出了许多具体抗日救国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未能见诸实施”。于是,冯玉祥“以政策不行”,于1932年3月只好隐居泰山,以待时局发展。
        在泰山隐居期间,冯玉祥并没有停止团结各方面抗日的活动,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西北军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7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通过赵彦卿等转告冯玉祥,请冯玉祥抓住时机,实现他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共产党愿全力支持他。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冯玉祥到张家口之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国民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人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
        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1933年1月7日,冯玉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他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子桥,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介石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十二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呼吁。随后,蒋介石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做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3月上旬,蒋介石又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五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①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家口,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②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玉祥南下,冯对周围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离开此地。”
        冯玉祥为了组织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该校主要骨干都是冯玉祥很信任的部下。4月末,该校三千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遴,所属三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冯的基本队伍,也是中共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祥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特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十八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二、第五、第十六、第十八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四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8日,冯玉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答复各地民众团体,重申抗日救亡志愿函。他明确表示:“祥属国民一分子,爱国家、爱民族,不敢后人。当本历来主张,与敌一拼死活,不达河山恢复,誓不罢休。”
        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他表示,将“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敌,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③。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邱山宁,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四个师;吉鸿昌的第二军四个师;佟麟阁的第一军四个师;阮玄武的第五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六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十六军三个师;黄守中的第十八军五个师;邓文的第五路军四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三个师;蒙古军三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一振,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的支持,并充当“后盾”。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五十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奸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④6月20日,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⑤为支援同盟军,朱子桥组织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将募集到的10万元巨款送到张家口作抗日经费;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与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方振武发表通电,痛斥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
        6月15日至19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在正式大会之前,先举行了一次预备会,通过大会总议程与大会主席团名单及大会秘书长。主席团共九人,为冯玉祥、王化三、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秘书长为陶新畬。正式大会会期五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二)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三)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四)主张对日断绝国交;(五)主张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与自由;(六)为完成抗日任务计,必须肃清汉奸卖国贼;(七)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八)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九)释放因反抗帝国主义及汉奸国贼而被拘禁的政治犯;(十)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十一)凡以抗日救国为职志的各军民团体,得加入本同盟军。同时,大会还通过了军事问题决议案、财政政策决议案、关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决议案,以及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根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决定组织抗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区域内的一切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随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冯玉祥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部署未毕,而日伪各军,乘塘沽停战协定之新胜利,转锋大举图察”。6月1日,日机开始轰炸独石口,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则连续攻陷宝昌、康保两县,“张垣情势,陡呈紧张”⑥。
        面对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冯玉祥决定组织收复察东的战役。6月20日,冯玉祥任命第二军军长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以统率大军,克日北进,收复察东失地。接着,又任命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康保攻下以后,同盟军北进各军,“一面剿匪安民,一面向前探进”。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当时,“会值淫雨,行军雨具阙如,人马衣物,全行淋湿。加以沿途荒凉,村落稀少,终日跋涉,一饱难期”。“只以全军官兵,为热血所鼓荡,寒不知其为寒;怀满腔之义愤,饥不知其为饥;鼓勇迈进,不计其他”⑦。至30日,部队逼至宝昌、沽源附近。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日,驻守沽源伪军刘桂堂部通电反正,加入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初战告捷,连克三县,声威大震。接着,又乘胜发起多伦战役。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并于1933年5月11日出兵占领了该镇。当时城内居民有13.8万余人,由日军骑兵第四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四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是: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激战甚烈”。至8日拂晓,“已夺敌壕两道,敌始终顽抗,复有日机数架,掷弹轰炸,双方伤亡甚众”。9日凌晨,各路继续攻击,多伦城外要点,全被占领,日伪军全部退入城内,凭险固守。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二百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只以日机不断轰炸,各部官兵,仅以大刀血肉相搏,伤亡累累”,不得已暂退原阵地,待机反攻。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中派副官率士兵四十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天色昏暗,敌人飞机不便轰炸之有利时机,再次组织全线猛攻。吉鸿昌身先士卒,“亲率各部,袒臂冲锋,号呼之声,震动天地”。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复经巷战肉搏三小时, 日伪残敌,始由城东门仓皇窜去”。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城遂告收复。收复察东大业,遂告完成,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收复察东四县各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 000余人,自己伤亡1 600余人,其中阵亡者312人,重伤者453人,轻伤者927人。当日,冯玉祥接报后,立即拨款5万元慰劳部队,并电令吉鸿昌将伤亡各官兵运抵张垣,以便分别转送北平医治。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了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弹粮,收复东北四省。7月13日,察哈尔省召开民众庆祝收复多伦胜利大会,军民高举抗日旗帜,高呼抗日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可谓盛况空前。大会还向同盟军北路军发去贺电。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等将领,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摄,而不敢径行其私。”⑧7月16、17日,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贺电说:“捷音传来,遐迩欣闻。激已死之人心,深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评中指出,从九一八事变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则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种民众团体共捐款40万元。海外13个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饷支援。
        多伦克复以后,抗日同盟军第一步军事计划,业已完成。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北三省,冯玉祥表示:“保察之任务虽尽,而东北四省之失地未收,瞻望河山,犹深惨恸。”他决心“自率此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成败利钝,之死靡他”⑨。7月27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他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以作为出兵收复东北的设计机关。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局、政治局、军事局和经济局4局,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8月1日,计划委员会全体委员发出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复之”⑩。
        尽管抗日同盟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及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军民众动员和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上,与抗日同盟军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而不顾全国各方反对,对抗日同盟军多方施加压力,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还在同盟军刚成立不久,何应钦即致电冯玉祥,以同盟军“新集之力量,应付实难裕如”为理由,要求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6月17日,蒋介石电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对察事处理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即一方面令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关麟征等部队进兵;另方面则由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玉祥取消民众抗日同盟军名义,交还察省政权。7月3日,蒋介石又从江西南昌密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明显”,并令何应钦对其“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7月7日,何应钦北平军分会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部, 自8日起分别动员,于12日前集中怀来附近待命,并任命庞炳勋为总指挥,准备向同盟军进攻。其作战部署是:以庞炳勋部为先锋,沿铁路线向北推进;冯钦哉部取道延庆,由右翼直趋宣化;关麟征部取道涿鹿,由左翼直捣张垣。到7月20日止,准备进攻同盟军的部队已有十一个整师,人数共12万。其中在最前线者为庞炳勋的骑兵部队,距离张垣只有百余里,与抗日同盟军的前哨部队,相距仅13里。随后,“续增王以哲等两师,后又调黄杰、王敬久等三师”。到7月底,攻察部队多达十六个整师,十五万多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配合对察省军事进攻,南京当局还下令对平绥交通线进行封锁,致使“察省军民所仰给于外间之弹药与粮食原料,完全断绝;而尚留滞张垣,及待运平医治之数百因克复多伦而受伤之官兵,亦遂呻吟床榻,无由启运”。为分化瓦解抗日同盟军,压迫冯玉祥屈服,国民党军政当局还大肆造谣,混淆视听。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冯玉祥陈述克复多伦情形及决心收复失地的通电上诬批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并无此等事实”,并把同盟军围攻多伦、血战五昼夜的英勇事迹,污蔑为“无耻”。7月18日,汪精卫在给李济深、陈铭枢的电报中,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造谣说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
        在蒋介石、汪精卫不断进逼,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于7月17日立即通电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接着,方振武、吉鸿昌等抗日同盟军将领也发表通电,表明追随冯玉祥实行抗日的态度。通电斥责国民党政府“对外则怯如鼠子,对内则勇于猛虎”。表示抗日同盟军“纵令内外夹攻,皆非所惧,誓以战士之碧血,演染塞外之草原”。冯玉祥等通电立即得到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西南各当局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11)国民党中央委员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12)。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再论察事前途》的社评中指出:蒋介石“此次之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社评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事实上,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故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然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在与抗日同盟军对峙时,庞炳勋的部队不但不开枪,而且成连成排地携枪投冯。有鉴于此,庞炳勋也不敢贸然行动。
        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发出电文,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污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无穷之祸。(13) 31日,冯玉祥通电全国,答复蒋介石,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 “割据”、“赤化”等污蔑。冯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14)同日,冯玉祥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15)
        在蒋介石、汪精卫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 日伪军也活跃起来,“热道日伪各军,亦与当局暗相犄角,积极准备夺取多伦、沽源、独石口之线,以与由南向北压迫之南京军相呼应”。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特务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鲍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思想混乱和动摇。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其危害也严重影响到张家口和抗日同盟军内部。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把不同意见激化为不易调解的矛盾冲突,使冯玉祥内心感到十分苦恼与疑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军费开支无法筹措,处境极为困难。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冯玉祥于8月3日、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然不存在,但可以借宋哲元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于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16)6日,宋哲元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一天,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17)。8月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11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之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或瓦解。在张垣地区的一些中共党员、工会领袖、抗日骨干等也遭到逮捕或枪杀。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振武、吉鸿昌两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二、第五、第十六、第十八师及党政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了受中共影响下的各部队主要干部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的三个方案,经过比较分析,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的南下路线,遂率领部队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阎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振武、吉鸿昌两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阎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做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按照暂随方、吉两部出山,然后再图南下冀中的策略,将所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分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黑二河、四两区进怀柔,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部队不顾危险,奋勇进击,于9月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国民党军队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之后,方振武、吉鸿昌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轰动国内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伪蒋夹击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尝试。它虽然在日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下而失败,但历史记录下了他们的抗日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