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党政、党军、党民关系的原则办法,确定了中共领导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体制,形成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的雏形。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反对“三风”的过程中,深感各解放区内部理顺党、政、军、民各领导机关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抗战以来,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已具相当规模。各解放区的中共党组织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艰苦奋斗的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和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不协调现象,集中表现在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和政权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地方主义,门户之见等;其次是由于各解放区孤悬敌后,绝大部分在地域上互相隔绝,游击战争又具有独立指挥、分散活动的特点,导致各解放区、各部门及上下级间沟通联系不畅,指挥系统出现某种混乱现象;第三,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加大了各解放区实施中共领导及各种组织间密切配合的困难。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适时地调整党与各组织间的关系,形成各解放区较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领导体制。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在领导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在各解放区实行中共一元化领导的重要决定,并详尽规定了各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各解放区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的党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等。
        第二,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决定规定:“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的责任,凡因军队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党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等。
        第三,中共对于政权的领导。决定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与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性质”,“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党的机关和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党必须派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等。
        第四,中共对于民众团体的领导,决定规定:“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等。
        第五,中共党的纪律问题。决定规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针对王明在长江局的工作中搞独立王国的做法,强调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主张,危害全党领导之统一”;“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等。
        决定最后指出: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方式,规定实施中共的一元化领导的各种细则,并报告中央^[1]。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构筑了中共领导各解放区政权以及日后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框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2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颁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结合精兵简政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并着重注意培养各根据地军区、分区两级领导核心的建立。指示指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2]。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颁发《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加以概括总结,形成著名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3]。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采取行动,如中共北方分局改组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使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各级地方党委;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各级党委实行统一领导,使山东党政军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加强了战斗力等等。各解放区先后对各级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调整,加强了中共对各解放区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1943年3月,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层变化的新情况,调整了中央一级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主席在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之权;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增加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等,并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华中、王稼祥负责华北、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陈云负责国统区、杨尚昆负责敌占区,统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并直接向书记处负责^[4]。中央领导机构的这次大调整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从组织体制上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刘少奇在党内的第二把手位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格局,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大加强。这一领导体制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