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第一幕,是汪政府正式对美、英等国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此举是由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
        日、美开战后,汪政府曾发表声明,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与日本“同甘共苦”,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当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时,汪伪上海市政府在宣传要点中提出,要“与日本同甘苦,共安危,扫灭侵略东亚的英美势力”,“使同胞免除白种人之压迫”等^[1]。当日军攻占香港时,汪精卫指出:“百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在东方侵略之根据地一朝打破,于保卫东亚之意义上实为极大之贡献”,指示上海各界要“举行庆祝”,并加“诱导”,“促其本同甘共苦之意,益加努力”^[2]。同月,汪精卫发表《勖中国民众》一文,明确指出:“同甘共苦”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以东亚现在形势而论,日本是站在前线,中国是站在后方,前线的活跃进取,有系于后方之安全,我们应该尽十二分的努力,来使治安确立”;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战争需要物资,物资需要人民来负担”。汪精卫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3],当时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但随后不久,汪政府就改变态度,表示愿意追随日本向英、美宣战。1942年7月,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了“参战”的希望,称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4]。
        日本政府一度不同意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略重庆的五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五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诱迫重庆国民政府订立“和平条约”,因此不让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中止五号作战的准备,并认为诱降蒋介石已毫无希望,故而改变了态度。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政府“参战”,并视汪政府的“参战”为“打开日本与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11月27日,又决定将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于次年1月中旬。汪政府对美英“宣战”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组成部分。
        12月20日,根据日方的安排,汪精卫以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赴日访问,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根据汪政府官方公布的材料,这次日汪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5]双方约定汪政府“参战”的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12月25日,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广播讲话,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6]。
        1943年初,日本政府秘密获悉:美国国会即将审议“中美平等新约”并将公布,决定让汪政府提前向美、英“宣战”。1月7日深夜,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奉命访问汪精卫,要求汪政府配合东京提早宣布“参战”^[7]。汪精卫按照日方指令紧急行动,于9日上午接连召开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会议,完成了有关“参战”的“法律”手续。
        同日,汪政府发布对美、英宣战文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8]汪政府外交部同时通知轴心各国政府,从此以后,汪政府与日本由前后方关系进至并肩作战的关系。汪精卫与重光葵签署了《共同宣言》,宣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事,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9]。随后,重光葵又照会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要求对中国境内除英、美以外之敌性国财产,“与帝国采同样措置”,褚民谊复照表示同意,这不啻扩充了“参战”的范围,按照日方抄送的名单,日本的敌国除英、美外,还有澳洲联邦、加拿大、新西兰,断交国则有伊拉克、埃及、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荷兰、墨西哥、巴拿马、比利时、希腊、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挪威、伊朗、智利^[10]。
        对于日本来说,汪政府的“参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军事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完全明白:汪政府并没有什么实力,不可能在对美、英作战中起什么作用。日本政府同意汪政府“参战”,主要在于实施对华新政策,以便运用汪政府作为工具,在中国沦陷区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各方面“协力”日本与英美的“决战”。对此,《东京每日新闻》在汪政府“参战”的第二天曾发表上海专电评述:“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由于汪政府“实力”不足,不能要求它“参了战就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的战力培养,则长期的武力战将发生困难,这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11]。
        对于汪政府来说,“参战”除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需要外,也还有它自己的企图。根据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记载:汪政府主要首脑间,“关于国府参战问题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没有实力的参战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为了统一并振作民心,而且从与日本同甘共苦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参战”^[12]。在太平洋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日本方向发展时,汪政府为什么反而主动要求“参战”呢?
        首先,汪精卫等人对于日本战胜美英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胜利”,“参战”就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当褚民谊向汪精卫提出不宜主动向日本要求“参战”时,汪回答:“万一抗战失败,吾人非此不能取得战后之国际地位。”^[13]周佛海更加直率地指出:“假如英美打胜仗,这个时候我们难道因为没有参战而能得到英美的原谅,而能免去英美对我们的宰割吧?万万不能的”;“我们绝对不能以为不参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余地。抱有这样思想的人,实在是太蠢不过,不成功,便成仁,假使失败,我们还能觍颜乞怜以求苟全吗?”^[14]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形势,汪精卫集团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就军事说,太平洋的军略要点,都被友军占领了;已占领的各地,一年以来已巩固了坚强的防御准备,这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英美反攻,谈何容易?”“英美以为持久战,或以获得胜利,殊不知时间越久,友邦在占领地的地位越巩固,建设越发展,英美反攻,更不容易。”^[15]汪政府已与日本侵略者绑在一起,不得不孤注一掷,万一日本胜利了,则可分得一点日本法西斯的残羹剩饭。
        其次,汪政府的“参战”也有其自身直接利益目标。汪政府在其制订的参战计划中强调要号召“唤起民众,彻底认识参战为中国基于自主的立场与客观的情势之正确的决策,中国因参战而对内之复兴更能推进,对外之国际地位更能提高,日本因中国参战而对我之友好尊重愈加明确,对我之诚意协力愈加强化”^[16]。对内,汪政府企图以“参战”为由实现他们企盼已久的“统一”目标,提高所谓“独立自主”的地位。汪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局隅一地的小朝廷,他们幻想通过“参战”,乞求日本驻各地占领军的施舍,由他们“统一”指导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的傀儡政权,使所谓的“中央政府”稍稍像些样子。对外,汪政府希图以“参战”的名义,向日本要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接收”英美等在沦陷区的权益,并进而谋求向日本交涉废除《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另订“平等”新约等。
        汪政府向英、美宣战的文告发布后,汪精卫集团内外疑虑重重,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参战,是受友邦日本所逼迫不得不实行的”,“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负担就要更重,人民就要更苦”,“有人以为英美将来一定打胜仗,我们何必卷入漩涡,将来也随着败亡呢”?“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会借着共同作战为名,对中国的主权行使加以很大的束缚和限制”,“有人以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求全面和平,如果中国参战,不是关了全面和平之门吗”?“有人以为参战以后,要抽壮丁,要限制提存,经济统制更要加严,生产更要委靡”,更“有人以为日本如果得了胜利,中国更要不得了”等等^[17],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汪政府要员几乎倾巢出动,大造“参战”舆论。汪政府宣传部迅速制订了《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以及《参战宣传计划》,要求采用文字宣传(电讯社编发专稿、报纸撰著社论、杂志出版专辑等)、民众运动(举行示威运动、各团体拍发通电或宣言、举办演讲、电影或游艺会、组织参战力行推进队、个人相谈、家庭访问、小组集会等)、特种宣传(组织突击宣传队、公演队、演出画片剧、放映幻灯、绘制各种漫画和图表、延请军政长官或文化界名流广播演讲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参战”的意义^[18]。汪精卫发表了《踏上保卫东亚的战线》等一系列文章、文告和演讲,周佛海针对各种议论,发表了《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连平时很少撰文的汪夫人陈璧君也发表了《战后民众情绪的解剖》,再三宣称:汪伪政府的“参战”完全是“自动的参战”,是“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诸友邦,同心协力,步入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19]。
        汪政府对美英“宣战”后,并未实际派兵参加对美英的作战,而只是按照日本法西斯的要求和其自身的需要,在“参战”的名义下,将中国沦陷区更紧密地纳入所谓的“战时体制”轨道,继续扮演为日本侵略军建设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