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前后,日本侵略军和汪政府对于活动在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加强了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在日、汪压力下,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妥协投降倾向明显增长。另一方面,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推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将嫡系部队大部分安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或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而将所谓杂牌军部队安置在华北、华中、华南与日军交战前线,或在敌后从事抗日游击作战,命令他们积极从事反共摩擦,并在待遇上实行歧视政策。这样就使得这些杂牌军的将领陷入重重困境:既要与日军在战场上周旋,又要奉命进行反共摩擦活动,武器、弹药、薪饷往往极其菲薄,兵员补充也完全没有保证,难以维持生存,其离心倾向日益增长。在日、汪软硬兼施之下,纷纷叛国投敌。
        汪政府属下的和平军由此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发展高潮是“从1942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降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的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67人之多”^[1]。1943年3月13日,汪伪军事委员会秘密制定《1943年度国军整备要纲暨苏浙皖军队整编大纲》,全面整备日益扩大的武装力量。其方针是:“依中日之协力,迅速整理素质、训练、装备均不完备之现有军队,重建为编制装备充实之新国军,以期增强大东亚战争共同之力量,并准备今后建军工作”;“编制新国军之目标仍在于保境安民,但考虑将来逐渐演变为国防军”;“实行整编,以军事委员会之责任而断行之,当地日军须协助之”;“实行整编之际,严禁秘匿企图,并研究防止动摇之对策,并须注意勿予作战警备以显著之影响。”^[2]同年,汪伪军事委员会又拟定《建立新军招募计划》,决定在陆军部设立新军招募处,办理招募士兵之计划、指导、检验等事宜,计划分别从山东、河南、苏淮特别区、安徽(皖北、皖中地区)、江苏(苏北地区)、浙江(浙东地区)、湖北(鄂北豫南地区),共计招募士兵1.4万名^[3]。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和平军部队主要有:
        第二方面军　1942年4月22日,国民党冀察战区冀察游击总指挥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二万五千人投汪。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任总司令。6月,经汪伪军事委员会点编,核定该部编制番号如下: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下辖两军五师以及一特务团一教导团,共计三万多人^[4]。8月20日,原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调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由孙良诚继任。孙本人率总部赴开封就职,所部分驻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与考城一带,成为当时汪伪集团在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
        第三方面军　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参谋长徐子珍、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等率部四万余,在山东临沂、沂水地区公开投汪。20日,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任司令,宁春霖任副司令,郭受天任参谋长,于怀安任第一军军长^[5]。7月29日,山东方面军改称第三方面军,仍由吴化文任总司令,成为汪精卫集团在山东地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集团军　1943年4月23日,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林县临淇镇投敌。5月10日,国民党冀察战区副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庞炳勋在被捕后也通电全国投敌,共七万余人^[6]。6月22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改称伪和平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由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辖第四十军、第二十七军、新编第五军,总部设于汤阴,各部分驻河南滑县、林县等地区^[7]。
        汪政府除将国民党军三支主力部队改编为和平军外,还收编了其他一些国民党正规军队和地方零星部队,并且将部分和平军部队加以扩编和升格。
        1942年1月,汪政府将苏皖边区绥靖军收编为和平军四个师,归军事委员会直接统辖。2月间,又将淮海地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第五旅及第十二旅改组为和平军第三十六师。^[8]
        1942年冬,汪政府建立豫皖苏鲁边区绥靖司令部,由胡毓坤任司令,驻商邱。翌年又将该部和张岚峰部合编为和平军第二集团军,由张岚峰任总司令,下辖两军。^[9]
        1943年2月25日,国民党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湖北咸宁地区被俘投敌,改编为和平军第四十三师,由王劲哉任师长。^[10]
        1943年3月24日,汪政府取消和平军暂编第十一军李宝琏部、第十二师张启黄部、第二十二师刘相图部、第二十九师邹平凡部的暂编名义,将各部编为和平军正规师。^[11]
        1943年6月6日,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指挥部总指挥、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桓率所部四千人投敌,被收编为和平军第十军,由荣子桓任军长等。^[12]
        在这一阶段,汪政府海军也有所发展。1942年3月,汪政府设立了刘公岛海军警备司令部。7月,复将伪威海卫基地部升编为威海卫要港部,由鲍一民任司令。管辖区域为:北自河北秦皇岛,南至江苏连云港响水口,兼黄、渤两海域,下辖威海卫基地队、连云港基地队、青岛基地区队、芝罘基地区队、石臼所基地区队,拥有海祥军舰、海和炮艇等共八艘。1943年4月,又设立伪海军汉口基地部,由孟秀椿任司令。管辖区域为:长江上游(自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洞庭湖水域、汉水流域,拥有江靖等炮艇共七艘,任务是“负长江上游水上治安维持之责,并随时随地协同友邦海军,警备江汉各地防务”。至1943年底,汪政府海军共拥有小舰艇共五十九艘,其中吨位稍大者,如海兴、海祥、海绥、海靖、协力、和平等军舰,江绥、江靖、同春、民德、东海、海和、江兴、江复、江东、江亚、江宣、江扬、江权等炮艇,“均系友邦海军本诸东亚道义精神,无代价让渡”的;吨位稍小者,如江平级炮艇十二艘,江一号级炮艇二十八艘,是汪伪集团在“还都”后建造的^[13]。
        伪财政部税警总团是汪精卫集团的又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独立于汪伪军事委员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自1940年7月始,先后建立了中央税警学校、中央税警团第一支队、第二支队。1943年3月1日,正式建立伪中央税警总团。先由罗君强任总团长,熊剑东任副总团长。1944年1月,由周佛海自兼总团长,兵力最盛时达二万余,装备较伪和平军其他部队优良,任务“除掌理盐场保卫及盐务缉私外,得由政府命令担任地方警备及剿匪戡乱事宜”^[14]。
        据1944年度的《申报年鉴》公布的材料:“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15]汪伪和平军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期。
        从1944年开始,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日军败迹进一步明显,汪政府的军事力量进入了收缩、整顿的新阶段,其作战重点也逐步转向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几经调整及并编,汪政府和平军正规军的建制在战争结束前夕如下:
        第一方面军兼苏州绥靖公署(任援道部),辖有:第二军第一、二师,第三军第三、四师,另有独立旅、教导旅、特务旅,驻苏南、淮南、皖中地区;
        第二方面军兼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部),辖有:第四军第三十九、四十师,第五军第四十一、四十二师,第九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直属第三十八师、独立第十九、二十旅,驻苏中、苏北地区;
        第三方面军兼蚌埠绥靖公署(吴化文部),辖有:第六军第四十六、四十七师,第七军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师,驻淮南地区;
        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辖有:第一军第十七、十八师,第八军第十四、十六师,直属第十五师,驻河南商邱地区;
        第五方面军兼开封绥靖公署(庞炳勋部),辖有:第二十三、五十一师,第十四旅,驻河南新乡、淇县、汲县地区;
        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辖有:第十一军第七、八师,驻河南滑县、浚县地区;
        徐州绥靖公署(郝鹏举部),辖有:第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五师,独立第七十一、七十三、十八旅,驻苏北、淮北地区;
        武汉绥靖公署(叶蓬部),辖有:第十二、二十九师,暂编第五、六师,独立第十三旅,驻武汉和信阳地区;
        杭州绥靖公署(丁默邨部),辖有:第十二军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师,独立第十师,独立第四、六旅,驻浙江地区;
        广州绥靖公署(褚民谊部),辖有:第二十、三十、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师,驻广东地区;
        中央警卫军(陈公博兼军长),辖有:警卫第一、二、三师,驻南京地区;
        独立第十一军(富双英部),驻兖州地区等。^[16]
        除此而外,汪政府还加强了壮丁训练,以进一步扩大其武装力量的后备军。1944年2月,汪政府拟定了《壮丁训练计划》,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全国壮丁训练委员会,由陆军部和内政部共同组织,“以训练全国适龄壮丁,完成协力大东亚战争之准备为目的”;“凡有中华民国国籍而未具备免训条件之适龄男子,均有参与壮丁训练之义务”等^[17]。
        随着战争的临近结束,国内各种矛盾尤其是国共两党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国民党当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接受汪政府要员和军事将领的“输诚”,各地和平军与国民党有关战区前沿部队互相联络,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根据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到1943年8月全国62万伪军中“百分之九十(56万)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18]。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伪军的人数上升到占其总数的95%^[19]。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汪政府和平军的穷途末日已一天天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