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府在实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推行所谓“战时文化教育体制”。该体制以开展“新国民运动”和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为中心。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汪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就决定在沦陷区开展“新国民运动”,作为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汪政权的重大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宣传阶段。
        1942年元旦,汪精卫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八点要求,其核心是要求沦陷区人民把“一切一切的自由”,“统统收起来”,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以培植适合于“大东亚战争”需要的所谓“新精神”^[1]。1942年7月1日,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以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秘书长。以后又先后在安徽、浙江、江苏、广东、湖北、上海、南京、汉口等省市建立分会,由各省市行政首脑兼任分会主任委员。“新国民运动”进入了组织训练阶段,并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少年身上。汪政府仿效德国组织青年挺进队和日本组织青少年团的做法,“选拔有觉悟之青年学生,就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予以根本之训练与改造”,“逐渐推广、普及于一般民众”^[2]。
        7月4日,该委员会在南京举行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新国民运动第一期组织训练计划大纲》、《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3]。7月9日,由汪政府颁布《新国民运动总动员令》。10月14日,又颁布并实施《中国青年团暂行总章》和《中国童子军暂行总章》。12月29日,更由汪政府明令组建“青年模范团”。该团宗旨是:“集结优秀青年施以最严格之训练及最严密的组织,使其坚守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与大亚洲主义之信仰,具有勇猛精进、刻苦耐劳之精神,及丰富切实之知能,俾成为青年团童子军之模范,推行新国民运动之中坚,服从领袖、推行主义、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劲旅。”其成员从所谓“体力健全、知力充足、生活严肃、思想纯正、能刻苦、能力行、志愿以毕生心力为国家为东亚而奋斗之优秀青年”中选拔作为“预备团员”,“经各项训练合格”后成为“普通团员及基本团员”,派任为“青年团”、“童子军”各级指导人员^[4]。该团“尊奉领袖汪先生为最高统帅”,以团本部为最高组织,团本部下设三个联队:第一联队驻南京,周学昌任指导委员;第二联队驻广州,陈耀祖任指导委员;第三联队驻武汉,杨揆一、张仁蠡任指导委员。该团成为汪伪政府推行“战时文化教育体制”的别动队。
        1943年1月9日,汪政府决定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由行政院划归汪政府直辖,提高了它作为战时思想文化统制机构的权威性。13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奉行领袖训示决议》,决定在沦陷区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以深切认识“完成大东亚战争”之意义、“树立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中心势力”、“使总力参战之意识普及而深刻化”、革除“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之恶习”、“普及国家集团主义之正确意识”、“完成战时体制下之国民基本组织”等为七大目标^[5]。据此,汪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于青少年的“思想训练”。同月,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正式成立并招生,至6月已开办四期,“集训”学员309人。在校学员一律仿效德国青年挺进装束,身穿青黄色服装,头戴橄榄形歪帽,实行军事编制,受训项目分精神教育、思想训练、军体训练、劳动服务、生活训练、工作指导、技能训练等。林柏生在校中大搞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每日晨操时都高呼“汪主席万岁”,甚至让学员一听到“领袖”两字就立刻“肃立”,并逐步将这种做法推向整个沦陷区^[6]。
        6月1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进而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详尽规定了“战时体制”在思想、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要求,形成汪政府战时文化体制的完备形态。其实施也由以青少年为重点转而推向整个沦陷区社会。《纲要》规定“战时文化教育体制”的“基本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要求在整个沦陷区“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
        据此,《纲要》规定了实施“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的七项方针:
        一、“认定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为一切东亚理想实现之前提”,以完遂大东亚战争为战时文化宣传之最高目标;
        二、“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思想”,“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转移沦陷区人民反日斗争之锋芒;
        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以所谓“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来摧残沦陷区人民反日斗争之意志;
        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自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使沦陷区人民成为日本侵略者安分守己的顺民和俯首贴耳的奴隶;
        五、“统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纠正“盲目崇外排外之错误思想”,意在磨灭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统合”到汪集团的“共同意志”之下;
        六、在“普及科学教育”、“发展中国实业”的幌子下,“协力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等。
        根据这些方针,汪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充实及强化现有关于出版、新闻、著述、广播、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部门之机构”;“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加紧对“图书、新闻、杂志、电影、戏剧、唱片、广播等有关文化宣传作品的严格审查及检查”,删除所谓“违反国策”之文字、实施对各国在华出版物之登记与检查,严厉取缔“敌性”新闻、电讯,“以谋宣传力量之统一”等,加强了对于沦陷区思想文化机构的严密控制^[7]。
        1943年夏,汪政府举办了“新国民运动第一届青少年时期集训营”、“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等活动,受训人数达千人以上^[8]。除继续对青少年实施“精神集训”外,已将思想训练的重点转向政府官员。11月,汪政府又举行“全国宣传会议”,进一步研究具体实施“文化宣传总力体制”的措施,内容涉及文化宣传机构之调整、文化宣传事业之推进、国民思想之“肃正”、对渝攻势之宣传、国际宣传与联络等等,由此全面强化了在沦陷区思想文化领域的法西斯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