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大国,中美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两国高层人物的互访得到加强。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美国,与驻美大使协同工作,在华盛顿政府、国会、商界频繁进行活动,争取美国财政、军事援助,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宋子文多次出席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更多份额的美国军事援助,也为蒋介石的作战方针进行辩解。如1943年5月,宋子文在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力主美国应重点援助中国空军,要求6月、7月、8月,中印空运吨位悉拨空军飞机器材,9月后中印空运应以4800吨拨给空军使用,为此与史迪威发生争执^[1]。会后,宋子文又访晤李海海军上将,请其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决策,取得了实效。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魁北克会议,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宋子文据理力争,致电美国政府要求参与协商重要军事方案的权利,并指出:“美英官方虽然多次强调四大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代表却未被邀请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或华盛顿会议。这两个会议制订的计划,都关系到以蒋委员长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这些决定只是在事后才通知中国方面,结果导致对中国应承担义务的不同解释。如果确立起真正的合作并实行之,这种误解本可避免的。”^[2]正是在宋子文的努力下,他被邀赶赴魁北克,在会上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促使罗斯福同意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军火分配委员会。
        1942年11月26日至次年7月4日,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之邀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朝野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宋美龄虽以私人身份出访,以治病疗养为由,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其使命是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外交,向美国人民广泛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宋美龄不仅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如纽约市政厅、麦迪逊广场、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好莱坞等,并且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1943年2月12日,蒋致电宋指示演讲要点:一、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二、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往太平洋,中美须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之合作,始能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义;五、中美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肩负着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的时代责任等^[3]。次日,蒋介石又两次电宋补充数点:一、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中美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二、证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的“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既是“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和“耶稣基督博爱、和平教义”,也即是“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三、强调太平洋问题及战后亚洲经济开发的重要性等^[4]。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受到美国公众舆论普遍好评。美国女参议员史密斯夫人称:宋美龄的演讲“言词无多,而如此有力,殊人惊叹”;参议员拉佛莱特称:“此乃余担任参议员十七年来所闻演说中最完善者,余不禁感觉吾人应该紧记吾人必须立即在财政及物资方面援助中国,使能超过吾人所作之诺言。”^[5]宋美龄的访美,在美国刮起一股“宋美龄旋风”,对于增进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了解,推动美国政府加强援华起了一定的作用。1944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奉派访问美国,与美国政府要人就中美合作、国际合作及垫付美军在华用款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洽商,并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194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再次访问美国,就“雅尔塔密约”及中苏谈判等问题与美同当局进行磋商,并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筹建联合国会议。
        美国政府也不断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1942年7月,罗斯福派遣他的行政助理居里再度来华访问,并亲自致函蒋介石,对居里使命作了说明:“居里先生自前次访华之后,本人畀倚至深,随时咨询,凡有关中美关系之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各问题,彼以沉默之姿态,在幕后活动最力,深信彼能将尔我间特殊观点与相互所取之态度,作忠实与正确之沟通,此实为尔我不能面谈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最善办法。”罗斯福特别解释,美国“正竭尽全力以帮助中国之争取胜利,正如现我协助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战胜敌人之努力,无分轩轾”^[6]。自7月20日至8月7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达十四次,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远东战略,并就反攻缅甸、飞机供应、改善中英邦交、史迪威之地位、空运紧急物资、战后政治、印度问题、改善中苏关系等,广泛交换了意见。当时,蒋介石对美国援华物资太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没有中国代表以及史迪威监管与控制美国援华物资非常不满,居里的来访,安抚了蒋介石,疏解了双方的冲突和误解,缓和了史、蒋矛盾,使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关系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平安渡过。
        10月2日—8日,罗斯福又派遣私人特别代表威尔基访问中国,并致函蒋介石介绍威尔基:“彼为反对党名义上之领袖,彼对于政府外交政策以及作战事项,皆竭力予以拥护,并协力以造成今日国内精诚团结之现象。”^[7]威尔基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要人就加强中美合作、战时经济、中国工合运动、印度独立、英苏关系、中共问题以及战后稳定太平洋局势等进行磋商,并在重庆发表演讲,指出“贵国抗战之胜负关系全人类的生存”,“美国更应进一步联络贵国以及其他同盟国家”,“使贵国可以完全解放,使其他现正遭受蹂躏的国家也可以完全解放”等,颇受好评^[8]。威尔基回国后,写了《天下一家》的小册子,介绍他访问各国的情况,其中对于中国抗战颇多肯定,并敦促美国政府加强援华。10月2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于威尔基访华结果表示满意,称“威尔基先生已以最热烈之语词,称述彼在中国人民中所见到之良好精神。福深信彼之访华,使吾等在美者对于协调吾人共同作战力量之各种重要问题,获得更明切之见解,而证明此行有莫大之补益”^[9]。
        1944年6月18日至30日,当中国战场出现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旨在稳定中国局势。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寄予“信心和希望”,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取得谅解,并表示美国愿意充当调解人。早在华莱士使华前,蒋介石即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华莱士作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10]但美方并不为之而改变既定方针。由于华莱士的坚持,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7月10日,华莱士向罗斯福报告: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11]。华莱士此行为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定向作了重要的准备。9月,当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之时,罗斯福又派遣赫尔利为特使赴华,调处史、蒋矛盾引起的紧张的中美关系。(详见另节)
        中美高层人物的频繁互访,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之下,这种互访对于及时交流两国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疏解互相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突发事件,起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