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个目标:其一,是利用中国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1],实际上是依托中国战场来拖住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所受的压力,使其能首先击败德国,再打垮日本;其二,以援华为手段,在远东扶植一个亲美的“强国”,代替日本的位置,“在远东为和平、战后的稳定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发挥有效的影响”,既抗衡苏联对亚洲的扩张,也削弱英国在亚洲旧有的殖民影响。
        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美国就将不可避免地介入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占领和控制着广大的敌后区域,并从战略上包围着相当多数的侵华日军,成为美国官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实体;其二,抗日阵营内部,国共两党的压制与反压制、防范与反防范、摩擦与反摩擦越演越烈,已发展至严重的军事对峙,存在着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稳定,而且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在美国人看来,发展下去将使其国家利益受损,而使日本得益;其三,随着美国援华力度的不断加强,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治政措施的不满也日益加深。在他们的心目中,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失职与共产党的民主、廉洁、效率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国民党竭尽全力把中共描绘得一无是处,一再警告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但是美国人对于战斗在穷乡僻壤而保持神话般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
        加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调处国共关系,逐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分析美国政府的动机主要有两点:第一,“共产党军队可能对我们的战争努力产生的积极的军事价值”,中共的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满洲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会因为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第二,出于对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一旦日本战败,共产党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处于日军撤出的绥远、热河和满洲真空地带的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他们在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所获得的同情,以及可能得到的来自俄国的支持,国民党要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国共内战将会引起革命,其结果会“使中国共产党远远超出他们现在所追求的温和民主的范畴”,“更趋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将会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2]。美国参战后不久,部分美国驻华官员就主张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建立军事上的联系,扩大对华抗日合作,并设想这种军事合作至少能为白宫判定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方案提供有用的情报。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中国通”们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美国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团,以便于制订对待国共关系的积极对策^[3]。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肯定了上述意见,并指出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4]。
        处于国民党军事进攻威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意欲介入国共关系采取了欢迎的态度。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5]。11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与美国驻华官员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当前国共关系恶劣局面的惟一的力量;说明中共军队作为对日战争的参加者应当按比例得到美国的租借物资^[6]。次年3月,当周恩来获悉美国有派遣官员访问中共控制区的意向后,立即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共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在那里工作^[7]。中共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争取与美国方面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系;二是要求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与国民党谈判的地位,在军事上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力量。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美国介入国共关系采取强烈反对态度,蒋介石担忧美国的介入将会对其权力形成潜在的威胁,危及其统治秩序。于是,步步为营,抵制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当他得知史迪威要求国民党解除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装备并利用中共军队参加对日作战时,指责美国此举“更将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8]。在美国方面的一再交涉下,蒋介石一方面再三向美国政府保证:“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如一以容忍感化为怀”;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阻止美国与中共发生直接联系。直至1944年2月9日,罗斯福直接致电蒋介石,询问美军观察团可否去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军事?蒋介石虽表示愿意“提供方便”,但仍坚持考察路线只能限于国统区内^[9]。
        1944年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大惨败,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全面的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介入中国国共关系的力度,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成为美国解决中国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问中国时,向蒋介石再三表示对于国共关系的关切,明确提出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希望,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军派遣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迅速完成了军事观察组的组建工作。其使命是获取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有关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提供共产党扩大他们战果最有效的办法”,并协助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同时,此举也是美国政府为阻止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挽救中国战场危机而做的一种努力。
        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的成员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组长由“中国通”包瑞德上校担任,谢伟斯、卢登任该组政治顾问,其他成员包括航空兵军官、陆军军官、军医、技师、海军军官和信号兵等。美国中缅印战区给观察组的任务指令是:派往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观察组,请注意下列项目的情况,希望得到特别重视:敌军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汪伪军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情况、训练状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情报目标;敌军轰炸的损失情况;气候情况;经济情况;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敌军的作战行动;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海军情报;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等^[10]。
        中共对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颂美军观察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期待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封锁来到延安,将认清国共关系的真相,并指出:“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多次会见他们,八路军主要将领专门为观察组作了介绍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彭德怀作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状况报告,陈毅作新四军在华中七年抗战状况报告,叶剑英作有关敌后作战及八路军编制装备报告,聂荣臻、林彪等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状况。同时,在延安参观游览,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南泥湾三五九旅、抗日军政大学等。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能“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11]。其具体目标是:争取实现“盟国给我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等^[12]。
        美军观察组在中共帮助下,迅速分批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广为收集各种情报,在两个月内就成功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绝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如华北、西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状况、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实力、布防、作战部署、训练状况等。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接触,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他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若干重要主张,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高度评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指出:“东京的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通讯主任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远部分,惊人的、大量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收到”。这表明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13]。
        8月23日,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详细阐明了中共对于时局的分析及其方针政策,其要点是:一、民主改革国民党,是团结抗战和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指出:“国民党必须整顿,它的政府必须改组,像它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那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二、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内部事务发挥积极的作用,指出:能否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取决于外部力量能否约束国民党,在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 三、中共和美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指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等^[14]。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对美军观察组的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谢伟思等送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政府后来派遣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和逼迫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既是美国远东政策的表现,也与中共的外交努力有关。
        同时,中共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努力也通过美军观察组取得了若干进展。8月下旬,中共发现在美国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情况下,要求美国外交承认中共不大可能时,迅速将工作重点放到争取美国军火援助上来。中共领导人的想法与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谢伟思等人认为: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应从向中共提供其极度缺乏的基本军事装备开始,并辅之以对使用这些装备的训练”。这样做,不仅对战争将会起十分的作用,当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将会得到中共军队的各种掩护和情报帮助,而且将迫使国民党放弃武力解决国共矛盾,在政治上实行改革,从而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15]。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得到了史迪威的赞同。
        9月上旬,中共中央一方面命令沿海各部队,速向京沪及华北各地发展,特别要在沿海一带广泛地开始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建立各种秘密的情报和联络机构,以迎接美军的登陆作战并实现中美联合作战;另一方面,又指示驻重庆代表向美国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特使提出:“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50万正规军,200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后又指示在与美方交涉时,不提三分之一,只提二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其都优于国军也”^[16]。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平分美国租借物资的要求,与政治上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军观察组从10月开始,先后策划了一系列与中共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计划。如谢伟思曾秘密建议美国用缴获的德国武器援助中共,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交换,令其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后美军观察组又秘密制订了“连云港计划”(空投支援中共在山东的部队)、“伯尔德计划”(为二万五千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并加以训练)、“麦克卢尔计划”(美国空降兵部队在中共军队支持下在山东沿海登陆作战)等。
        由于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以及中共与美国驻华部分官员双方的努力,美国政府曾经存在着与中共建立正式关系,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公正处理国共关系的可能,但是随着9月6日赫尔利的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逐渐偏向扶蒋反共的方向,其转折点就是震惊中外的“史迪威事件”。1946年4月20日,美军观察组结束工作离开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