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临着全面的统治危机,深知不改革就难以生存。总动员和党政改革,是他企图挽救危局的两项措施。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集中党与团的力量,二是加强剿共军事,三是依照宪政实施准备程序,办理选举^[1]。与准备总动员的同时,部署改革。党团统一是为行宪作准备的改革部署。
        国民党之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原期望向党内输送新生力量,而结果却形成党团之间的纷争。白崇禧在1947年初即向蒋介石建议,确定青年团的性质。他指出:“青年团应使成为党之生力军,在党领导之下,为巩固革命政权而奋斗到底……惟就过去七年来之经验与教训,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未能明确划分,而工作亦多重复,必须立即加以调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他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案确定青年团隶属于党而在工作上与党有明确之划分。如苏联的青年团。第二案青年团独立成一政党。第三案青年团为社会性之训练组织,其性质如今日之童子军^[2]。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时,萧铮也指出:“党的号召力异常薄弱,非但一般人不相信国民党自己的决定能够施行,一般民众没有信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党员也没有信心。党到了这个阶段,的确没有法子收揽人心。抗战期间,总裁看到了党的危机,为新的号召,在抗战期间成立了青年团,希望能有真正新的号召,从【重】新提起党的精神。不幸到现在目的没有达到,党团分成了两个组织。”^[3]这就是说,组织三青团的结果,不过是使派别林立的国民党又增加了一个派系。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意见交给吴铁城、张厉生、陈诚,会商的结果并未如白崇禧要求的那样确定团的性质,竟规定:“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负责人员有不称职或自相磨擦贻误事机者,先行撤换,或调整,再行补报。”^[4]这种规定只是一种战区的军事独裁手段,不可能达到发挥党团政治功能的目的。
        这时,国民党即将部署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准备行宪。6月25日,选举总事务所正式成立。党团之间,在竞选中发生冲突,已经难以避免。蒋介石认为青年团“过去在心理上精神上已经犯了两个足使革命失败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决定今年团的中心工作在参加立委和国民代表的竞选;第二个错误是主张与本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发生相互的作用。这两个错误的决定足可以使革命整个失败。青年团是青年组织,是培育青年、为青年服务的团体,为什么要参加竞选,为什么要使纯洁的青年变成政客?这样的青年组织还有什么革命性可言?要知道:凡是竞选的人就是你的敌人,那里还有功夫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你们这种行动的后果,只有促成党团对立,而减少本党革命的力量。这是我所以要把团合并于党的主要原因。”^[5]
        6月27日,蒋介石召见三青团书记长陈诚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宣布实行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至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党团统一。蒋介石在讲话中感叹说:“现在我们党的精神是太颓唐,太消沉,根本提不起气来。所以我们中央同志人人都要立下决心,要趁此时机来自反自觉,贡献自己的才力。对于本党作一番彻底的改造,彻底的刷新。如果还是不从改造党的本身着手,那么革命建国的前途,绝对没有希望!”^[6]是日,蒋介石手令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设立党团统一组织研究委员会,并拟订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7]。
        当时,国民党正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士大夫意识,压制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批评。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深深地侵入到国民党政权中去。虽然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观念有所发展,但仍非常薄弱,大批读书人仍然只能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像黄炎培那样,辞官不做,一心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像章乃器那样,主张不靠做官吃饭,不靠做官发财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发育壮大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蒋介石通过青年团向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的结果,竟发展成了传统的朋党之争。尽管国民党人以北宋的新旧党争的历史教训为鉴,实行党团统一,又能发生什么改革效果呢?
        7月16日,蒋介石对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作出指示:“此次合并统一,应以求其产生新的力量为前提。故必须提出新的革命主张及办法,以资号召与团结,使人民拥护本党。其次为对党员团员提出新的要求,并以能否符合此要求,作为肃清腐败分子之标准。党团合并统一工作,应视为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术或事务工作。”同时,确定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为会议准备相应文件^[8]。
        1947年9月5日至14日,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宣告了三青团团务的结束。9月9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召开。在开幕典礼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本党,充实内容,以期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他规定了大会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这次大会要完成党团的统一,团结意志,加强党的力量,来消灭共匪,完成革命。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实在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达成这种任务。第二,这次大会要对今年十二月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要作必要的准备。对于选举国大代表的具体办法,应该赶快决定,迅速举办,使别人明了本党有真正实现民主、还政于民的决心,以打破共产党对我们的毁谤和社会上对我们的怀疑。”蒋介石痛苦地指出:“这次大会,各位同志应该切实检讨,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自信心。经济问题不过是各种问题中的一种,其他如军事、政治各方面没有一样不是如此。本来处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他警告说:“而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那即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9]
        在会上,秘书长吴铁城作了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行政院长张群作了政治报告,国防部长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吴铁城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此次会议为富有革命性、建设性、政治性之会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巩固革命组织之会议。其由此会议而实现的党团统一组织之力量,其必可以戡定变乱、统一国家、改善民生国计,将同于民国前二年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以后之卒能推翻清廷,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后之卒能推翻袁世凯帝制,民国十三年改组中国国民党以后之卒能荡平军阀,民国二十七年本党实行新建设以后之卒能获得抗战胜利。”^[10]
        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加强本党革命组织,革新政治,完成戡乱建国,贯彻后期革命之任务》^[11],围绕此中心议题,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拟有《党的新建设纲领草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拟有《中国国民党改造纲领草案》供大会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仅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而“关于当前政治纲领,经大会详加研究,认为此次全会不必另订新的纲领,应就历届全会所作决议,择要力行,藉收实效”^[12]。同时,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蒋介石认为:“此次会议,以本案最为重要,今由大会通过,充分表现吾人团结之精神,奠定本党新生之基础。”^[13]
        国民党的这次党团统一,其主观目的上,“系革命组织之彻底改造,其意义系政治革命性的,而非事务技术性的”^[14]。改造方案反映在《当前组织纲领》上,纲领中的“原则”一项规定:“1.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整饬纪律,淘汰腐恶分子,严肃革命阵容,以促进党的新生。2.吸收党员,应特别注意优秀农民、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以为革命之主力。3.建立宪政时期党的作风,改善组织运用。今后各级党部当以服务民众,切实为民众生活之改善、痛苦之解除及知识水准之增高而努力。”纲领规定党团员要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要登记财产,禁止党内的小组织,等等^[15]。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成风,这些官样文章,难收实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在9月20日致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报告中评论说:“对这次大会的特殊成就似乎毫不足道。它只是在常务委员会之前进行了职位的预先瓜分和政府的一些调动。鉴于合并青年团的计划规定党员要重新登记,所以可能出现改革和清党。但现阶段尚难预见改革和清党的形式及性质,不过可以推测,它符合于最有势力的集团的愿望与野心。”^[16]
        为了改造国民党,蒋介石于会后继续部署统一工作,并曾要求:“自明年一月起,办理党务人员,均为无给制,应与统一组织办法同时宣布,并自十一月份起,凡有党籍之党员,均应由其所属党部实行征收党费,并以收费之成绩,定党部工作之优劣。”^[17]也就是使国民党从国库养党,改造为党员养党。但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似不可能”^[18]。因为,地方党部的人,本来就觉得待遇不公,生活困难。程中行说:“地方党部里,个个人都是苦干,生活很苦,像叫化子一样……现在上海市党部就没有一辆汽车。所以中央对于地方党部的待遇似太残忍。”^[19]谷正鼎说:“党外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实在没有……在我们本党,今天既不能支配政治,实际上政治的权力反被一些官僚所窃据支配了,成了官僚政治,挟天子以令的诸侯的政治。”^[20]这些CC派分子,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并不满足。
        蒋介石在9月13日闭幕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第一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这当然是部分的现象,然而我们政府里面如有一个贪污的官吏,就是我们全体的耻辱。而本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当然要负责任。”然而,就在这篇讲话中,他在要求党员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时,直接出面为宋子文辩护:“今天有一件事可以附带报告的,就是宋子文同志,已决定捐献其建设银公司全部股产,作为救恤抗战剿匪死难同志家属之用。宋子文同志在前次卸任财政部长之后,经营经济事业,颇多成就,而社会上多诬为官僚资本。现在宋同志慨然将其财产捐献于党,足见其并非为私人利益经营事业,而是为党为国发挥服务精神。他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感佩,值得全党同志效法。”^[21]
        一位路人侧目的权贵,竟然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不免使正人丧气。会后不久,宋子文即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一位反对共产党、宁肯与国民党同归于尽的自由主义学者傅斯年,是年3月间写信给胡适说:“‘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上(指三中全会——引者)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借重先生(指胡适——引者),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假如先生在京听到蒋公教训中委的一段话,当知此公表面之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决不相同。我八九年经历,知之深矣。”^[22]他感慨地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3]傅斯年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说出了至理名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无法挽回它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