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
        孙中山以非凡的气概将三民主义宣诸于世时,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全民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他强调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三大主义皆基于民”^[1]。他主观地但却真诚地将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广大民众方面,以“谋四万万人之福祉”^[2]为目的。他指出:
        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他认为,中国只有真正成为所谓“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并且得到“完美无缺的治理”,才能达到“我中国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他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念,以与古代的“英雄革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他指出:
        前代革命,如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3]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一以贯之。他以为,民族主义、民族革命、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国民的国家,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社会的国家,正顺次地体现着自由、平等和博爱。他真诚地愿为实现这些在西方已被化为空言的口号而奋斗。孙中山特别强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提出“社会革命”的课题,以弥补欧美革命之不足。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4]
        他不仅强调革命在社会利益上和民众一致,而且强调革命党在其行动上和民众一致。他说:“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日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5]孙中山从民众的觉醒中看到胜利的希望。他说:“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卒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且人群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事功倍,良非夸谩。”^[6]因此,他强调了领导者“策其群而进之”的责任。他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洽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世职。”^[7]在这些言论中反映了孙中山主张由先知先觉唤起民众的愿望。
        以上关于三民主义的特征的阐述,反映了孙中山对其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我意识。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成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中国人民杰出的代表。不仅孙中山坚信自己的这种身份,几乎所有拥护这一革命的人们都公认他的这种身份。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使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这种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使得当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尚未强大的无产阶级把自身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才得以把自身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从而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但客观的事实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还是从其特殊的阶级地位出发去谋求解放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仅仅来自这样一种需要,即资产阶级如果不把其他阶级也从封建关系下解放出来,它自身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便如此,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也是很模糊的。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卓越代表,伟大的孙中山的眼界要比本阶级的一般成员广阔高远得多,可是他的纲领仍然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三民主义显示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显示着它高尚、勇敢的一面,也显示着它平庸、怯懦的一面。
        清末的革命运动几乎是伴随着单一的反满(“排满”、“仇满”、“逐满”、“驱除鞑虏”)呼号兴起的。一切正义的不满和大量进步的要求都被凝聚于反满的口号之中。人们在革命实践当中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列强侵略、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这些要求都远远超出了反满的狭隘意义,但终了还是作为反满的充足理由放在这个单一的口号之下。孙中山逐渐把单一的反满口号分解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利于革命内容的丰富和明确,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进步。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反满口号的直接延续和发展。同样是反满口号,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并不一致。对于从狭隘意义出发的反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中没有包含进步的因素。事实上,在封建政权主要由满洲皇帝、贵族掌握的环境下,反满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种难以排除的表现形式。孙中山则努力将反满从它原有的狭隘内容中解放出来,而赋予民主主义的内容。他将反满与抵制列强瓜分联系在一起。他还坚决地排除民族复仇主义,而将斗争的目标集中在少数满洲当权者身上,强调反满的中心问题是将政权由满族当权者手中夺过来。他公开表示欢迎满族人参加“革命排满”。
        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使民族主义或民族革命的政纲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列举了清朝政府的十一条罪状,这些就是孙中山认为应由民族革命一扫而尽的“现时恶劣政治”。其中几条指出:“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孙中山用这些事实证明,满族统治同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贫穷及国家的灾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全部政策妨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把中国引向贫困、落后并遭受列强欺侮的深渊。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和汉族取得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
        列宁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8]“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9]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会出现这样的趋向,即: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10]。在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和列宁论述的西方情况有所不同,但近代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还是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展示了新的发展前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中国出现的这一进步历史趋向的产物。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许多弱点。他把民族矛盾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于民族的自然差别,因袭着中国古代“种姓”和西方的“种族”的说法。他没有提出民族平等的原则,而在中华诸民族之中,孤立地突出汉民族的历史地位。这就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残留着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是,它的最根本的弱点却在于它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并且是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阻碍着中国国家独立的主要危险来自帝国主义列强。中国要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孙中山在把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部分提出时,恰恰没有把这一最重要的内容概括进去。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集中反对的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同盟者。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宣传家们曾反复说明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中国人民之所以要推翻清政府,就因为它是列强的走狗,“洋人的朝廷”,不推翻它,不能使祖国避免瓜分之祸。对清王朝的打击,也无疑是对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打击。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没有正面地提出明确的反帝主张,这说明它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水平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萌发得并不晚,他不仅指出过只有推翻清朝才能免去瓜分之祸,而且直接谴责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孙中山论证过帝国主义者主张瓜分中国的“分割论”和主张支持清政府的“保全论”的虚妄,批驳了他们的侵略理论“黄祸论”。他还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不屈信念。孙中山指出,帝国主义若要瓜分中国,“实大拂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11]?他在对义和团笼统仇洋的批判中产生了“文明排外”的思想。但是,孙中山的反帝思想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弱点。他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仅仅看成少数好侵略的武人的错误政策。他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来解释世界形势。在谈到中国遭受外侮的民族危机时,更多地强调清朝统治造成的国势衰弱,而不是首先揭露列强的侵略。孙中山以为,只要推翻满清,自己振作起来,列强就不会前来侵略而与中国平等相处了。他以为,他学习的是西方,他自己所走的正是西方老师所走过的路,理应得到老师的支持。因此,他不断呼吁欧美政府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或保持善意的中立。虽然客观事实并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但他仍然对帝国主义抱着难舍的幻想。这些弱点阻碍了孙中山反帝思想的健康发展,使它无法升华为明确的反帝纲领。在提出三民主义的时候,孙中山对反帝问题采取了明显的回避态度。除了在说明国势时,提到“异种(满清)残之”、“外邦逼之”^[12]外,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到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13]。
        孙中山在其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十分重视政权的转移问题。他认为,君主专制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仅仅将政权从满族人手中夺取到汉族人手中,还不能除掉君主专制这个“恶劣政治的根本”。因而提出了民权主义,号召推翻君主专制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建立“国民的国家”。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最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迫切政治要求。所谓“平等革命”、“国民皆平等”所包含的现实社会内容,就是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孙中山尽量突出民权主义立足于人民的思想。在“国民的国家”中,国民享有选举、罢免、复决、创制四权。这种民权因政权和治权的分立而得到保证。民众将按照军法、约法、宪法三个循序递进的阶梯,摆脱君主专制而步入完全的民主。所有这些设想都反映了孙中山主观上对人民权利的关切,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彩。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为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足发展,必须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自身的政治统治。民主共和就是适应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最发达的政权形式。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提出民权主义,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成就。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主主义要求,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主义要求区别开来了。它向人们宣示,它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比较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由“建立民国”的政纲作为主要标志的。
        和民族主义一样,民权主义也有其弱点。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分立并没有改变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性质。它否定了君主专制,却无法防止官吏为资本所收买,假“国民公仆”之名而高踞于人民头上。“政权”、“治权”区分的理论,更导致人民空负拥有主权的虚名,而统治集团则很容易利用执掌“治权”之便把民主变为实际上的专制。实行立宪的三个时期的划分,实质上是要人民接受先知先觉们的恩赐。这种“民权”与人民脱离的弱点,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孙中山无法克服这种弱点。
        对于民权主义来说,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也无从保证中国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实际上表达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地主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但孙中山长期间内讨论得最多的“国体”问题,实际上是“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对于真正的“国体”问题,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却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这样,他就无法自觉地建立起对待革命所反对的社会阶级的政策。孙中山真诚期待的“国民的国家”,不仅迷惑了人民,也迷惑了孙中山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由于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革命没有触动附庸于国际资产阶级的买办阶级。
        对于地主阶级,孙中山也只在反满的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将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满洲皇帝、贵族排除在政权参与者的行列之外,比满洲贵族更为强大的汉族地主,则被轻易地放过了。革命并非完全不触动汉族地主阶级,但这种触动乃是在反满名义下进行的,仅以“汉奸”的身份提到汉族地主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说,只把他们作为满洲贵族的仆从而加以反对。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还强调,革命党与这些“汉奸”,“论情谊则为兄弟”,如果这些人能“变仇雠之地位,即复为兄弟”。民族(种族)的界限泯没了一切。
        因为忽略了“国体”问题,必然缺乏对待敌对阶级的政策,会使资产阶级在各阶级争夺政权时,处于无防备状态,并缺乏斗争的武器。忽略了“国体”问题的民权主义,使民主共和国变成徒有其表的躯壳。
        民生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的经济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采取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提出的一切政治要求,本质上都根源于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
        孙中山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坚定的。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他强调指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这里所说的文明进步,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他认为在中国,这种文明进步必然会到来。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他并没有改变这种信念。他反对那种因此而产生的“复古”主张,认为“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他主张以改良社会经济组织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不过,他没有采用“废资本家”的各种方案,而是提出了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的方案。他认为:“行了此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在这里,丝毫没有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畏惧。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提到的“地价”,其实就是资本化的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现代的地租,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索取工资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工资雇佣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地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土地所有权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但“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看,土地所有权也显见是一个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14]。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的实质内容,就是以征收单一土地税的办法把地租或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国家,其实质就是实现土地国有化。列宁在评价民生主义的意义时明白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列宁还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15]。无论“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在中国是否可行,它显而易见是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的经济纲领和土地纲领。
        不过,孙中山的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呼喊,而是通过为资本主义开列治病良方的曲折形式表达出来的。民生主义的英文对译就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孙中山随后也明白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把民生主义的实现叫做“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达成的理想是“社会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申诉民生主义必行的理由时,孙中山首先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对立,并且把自己的同情全部寄诸贫苦民众。他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进行了谴责。他指出:欧美“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之地了”。关于这些话,除了可以指谪它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解的肤浅混乱外,无法否认它是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同调。但是,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却无法消灭他所谴责的不平等现象。他把“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贫民无田可耕”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源是错误的。工人阶级之所以受剥削而日趋贫困,是因为它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因此,要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必须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不仅仅是土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地主并不直接剥削劳动者,而诸如“平均地权”等土地国有的办法,并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之,却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土地国有主张的阶级实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恨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16]。孙中山就是这样曲折婉转地表达了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孙中山采取这种表达方式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列宁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向欧美汲取谋求解放的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17]。
        和民生主义的提出紧密联系的,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这种思想,企图在中国防止像欧美那样因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以及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他不明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是无法避免的。资产阶级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就能以“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无产阶级因为没有生产资料,也就无法逃避文明的“恶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乃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只有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使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才能使文明只有善果,没有恶果。但这些都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孙中山为了避免将来会发生的革命,想利用中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来预防这种革命,自然只能是空想。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要防止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空想不但有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好在孙中山虽然说了些空想的话,他的实际主张,却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孙中山是一个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实际的民主主义者,他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纲领,民生主义表达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孙中山为了要防止欧美那样的社会问题,他十分强调“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时欧美和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欧美,土地的封建所有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庸,而在中国,它却在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占着统治地位。中国的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直接占有无地、少地农民的剩余劳动,使广大农民实际上处于依附地位。因此,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发展清除障碍,首务之急就是要废除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平均地权”的办法却无力消灭它。当孙中山在日本与章太炎等讨论土地问题时,曾经把中国的土地问题作为主要对象,并且讨论了与取消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有关的内容,但是在提出“平均地权”之时,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却被抛弃或搁置了。由于没有正确的土地纲领,保留了封建地主所有制,也就无法最终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也就无法动员广大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投身革命。这一缺点,同样影响了革命的结局。
        综上观之,孙中山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体现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在同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和思想家中,没有谁能够像孙中山那样将这些社会要求比较完整地、明确地概括出来,使之成为指导整个斗争的纲领。因此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但是三民主义根本性的缺点,就是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没有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特别是没有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纲领。
        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思想,对推动资产阶级反清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盟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组成的革命政党,这些政治属性不尽相同的人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在以后的篇幅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向:各派在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比较一致,“一言反满,举国同声”。但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就有重大分歧;在民权主义方面,分歧也不少;而在民生主义方面,分歧就更为突出了。这一切,埋下了后来同盟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走向分裂的种子。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就不可能把各个革命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真正地团结起来,将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