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土地上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自己建成庞大的有系统的组织。同盟会本部成立后,首先在加盟的留学生中按省区组织分会,管理本省留学生的入会主盟事务,并负责派遣人员,归国活动。同盟会总章规定: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南部、东部、中部、西部、北部五个支部。
        南部支部:设于香港,下辖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分会。
        东部支部:设于上海,下辖浙江、江苏、安徽等分会。
        中部支部:设于汉口,下辖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分会。
        西部支部:设于重庆,下辖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分会。
        北部支部:设于烟台,下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等分会。
        1906年,同盟会本部曾任命黄树中为西部支部长、胡瑛为中部支部长、于右任为东部支部长^[1],但都没有能成立起来。除1909年建于香港的南方支部外,其他称为支部的大多是分会性的组织。
        至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前,国内约建立分会组织二十余个。
        南部地区:
        1.香港分会与南方支部。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香港兴中会和《中国日报》均由陈少白一人主持。不久,陈少白、郑贯一间发生矛盾,郑离开《中国日报》,另办《世界公益报》。二人间的意见影响了会务的发展,多年不曾接纳一个会员。
        香港是革命派对内活动的策源地。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决定首先整顿这里的会务。9月8日,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到香港、广州、澳门一带组织同盟会分会。冯抵港后,与陈少白商议,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一律重新填写誓书。加盟者有陈少白、李纪堂、容星桥、邓荫南、郑贯一、黄世仲、邓警亚、卢信、温少雄等多人,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会所设于《中国日报》社。1906年9月,《中国日报》改组,陈少白辞去分会会长职务,由冯自由继任。为了加强对香港分会的工作,1907年,孙中山又先后派胡汉民、汪精卫二人驻港。
        改组后的香港分会大力开展对华南各地的工作。1907、1908两年,曾派出代理主盟员和军事联络员多名,分赴各地发展会员,筹划起义。至1908年底,约发展会员千余人。
        1907年—1908年多次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孙中山被迫再次停止军事活动。1909年3月,香港分会开辟新会所,改取“开放主义”,大量接纳会员;同时在广州、河南设立分机关,由高剑父、潘达微、徐宗汉等主持。这一年,发展会员二千余人。其中,以倪映典所联系的新军士兵占大多数。同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划分职权,南方支部主管华南各省会务和起义,香港分会专门管理香港一地会务。1910年春,冯自由去加拿大温哥华编辑《大汉日报》,谢英伯继任分会长。1911年夏,谢英伯赴檀香山,以陈逸川代。
        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司库,下设筹款、军事、民军、宣传各组。它领导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
        2.广西支部。
        1904年,郭人漳在江西巡防营统领任内,为准备改练新军,办过一个随营学堂,由蔡锷任监督,学生中的陈方度、黄牧等都是革命分子。1905年春,郭人漳调任广西巡防营统领,负责编练新军,仍然邀蔡锷办随营学堂,并聘请谭人凤为文案。学堂内气氛热烈,“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2]。同年12月,黄兴由日本经香港到达桂林,在随营学堂内组织同盟会分会,加盟者有郭人漳、林虎、邹永成、葛谦、曾传范、谭道源等八十余人。黄兴原拟策动郭人漳相机起义,因郭与蔡锷不睦,调解无效,不得已于次年春离桂。同年,郭人漳及其所练一营新兵调驻广东钦州、廉州地区,桂林分会会务因之停顿。
        在桂林分会之后成立的是南宁支部。
        1907年,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要求由南宁到北海的铁路建筑权,激起广西人民反对。南宁商人雷在汉(鲲池)、周仲岐、周君实、潘赋西等组织邕北铁路局,主张自行招股筑路。在这一斗争中,雷在汉等逐渐认识到保护民族权益必须和反清斗争结合起来。1909年,雷在汉加入同盟会,任南宁支部长,周仲岐等也同时加盟。同年,南方支部派施正甫回广西发展会务,雷、施等共同开设“同盛号经纪行”,作为秘密机关^[3]。
        1910年,耿毅等成立广西支部。
        张鸣岐任广西巡抚期间,为了办新军,于1908年至1909年,罗致了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李书城、孔庚、尹昌衡和内地革命党人耿毅、吕公望等。1910年8月,同盟会员二十余人集会,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下设学兵营、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谘议局等分部,各举分部长^[4]。
        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半月刊,赵正平任主笔。后因巡警道王秉必干涉,改名《南风报》。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刘崛回广西活动,又在梧州建立同盟会广西分会,但不久,刘崛即转往浔州^[5]。
        3.福建分会。
        1906年春,孙中山任命汉族独立会代会长郑祖荫(兰荪)为同盟会福建分会长,派人由东京专程送给委任状及各种文件。同年夏,汉族独立会取消,全体会员依同盟会誓词宣誓加盟。
        4.云南分会。
        云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加入同盟会的是吕志伊、杨振鸿等人。1906年,杨振鸿奉派回国建立分会机构,任主盟人。7月,在昆明创设体操专修科,遴选志士,教授军事,同时发展李伯东、杨大铸、刘九畴等为同盟会员。11月,杨振鸿被清政府任命为腾越防营管带,即与张文光及干崖土司刀安仁等计划,拟于次年6月在该地起义。因为人告密,出走缅甸,转返日本。
        同年冬,李伯东邀集同志二十人组成兴汉会。次年,为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侵略云南,李伯东又联络自越南归国的同盟会员徐濂等组织“死绝会”,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实行革命”^[6]。1910年,马骧等在大理组织同盟会分会。
        东部地区:
        1.上海分会。
        同盟会成立时,吴春阳即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1905年9月,黄兴亲自赴沪主盟,接纳蔡元培加入同盟会。蔡用个别介绍的办法使不少光复会员成为同盟会员,但仍然保持了光复会的独立系统,并继续发展光复会员。1906年春,因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同盟会总部指示将上海分会与江苏分会合并,以高旭为会长。
        蔡元培任上海分会会长时,曾积极支持中国公学的创办。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有所限制。12月初,中国留学生发动罢课斗争,成立联合会,以胡瑛为会长、宋教仁为外交长、孙武为纠察长,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自办学堂,先后返国者约达二千人左右^[7]。1906年1月,十三省留学生代表在沪公议,决定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校址设于吴淞。不久,因经费困难,公学干事、同盟会员姚洪业蹈海殉校,引起各界同情,纷纷捐助,学校规模扩大。因学校为学生自办,实行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校中弥漫革命空气。学生自办《竞业旬报》,宣传革命。同盟会在校中设立了机关,由梁乔山、谭心休、马君武等主持。1907年,马君武因躲避端方逮捕,去欧洲留学,但同盟会仍坚持利用该校进行活动。
        2.江苏分会。
        高旭在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中归国。1906年2月,与朱少屏等在上海老西门宁康里创办健行公学。随后,又由夏允麐在宁康里租屋设立分会机关,号“夏寓”。
        健行公学继承爱国学社的传统,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为教材,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夏,高旭、柳亚子等编辑《复报》,“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8]。同年秋,“夏寓”迁至法租界鼎吉里。1907年初,曾在“夏寓”住过的革命党人杨卓林等被捕。杨英勇不屈,其同伴供出“夏寓”是机关部,朱、高是办事人。这样,分会机关部处境岌岌可危。秋瑾、徐锡麟事起,端方照会租界当局:“革命党人多匿迹租界,嗣后有剿捕事宜,不得干涉。”^[9]高旭不得已,解散公学,取消鼎吉里机关。
        3.江淮别部。
        1905年冬,吴春阳归国,所至发展会员,仅在芜湖的安徽公学,就发展常恒芳等八十多人。因担心事泄后牵连总会,定名为“江淮别部”^[10]。1906年,吴春阳到江宁,联合新军第九镇军官柏文蔚、倪映典、赵声、林述庆及陆师、将备、师范各校革命分子,密会于鸡鸣寺,加盟者数十人。同年冬,安徽创办新军,春阳投身三十一混成协,与熊成基、范传甲等结交,逐渐展开活动,相继加盟者百数十人。不久,被巡抚恩铭发觉,春阳偕范传甲返回故乡合肥,组织合肥学会,创办城西小学、模范小学及速成师范班,以教育为掩护,宣传革命,发展会员,一时颇有进展。后因清提学告发及当地巨绅的排挤,吴春阳离乡赴沪。
        4.信义会。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张汇滔、程恩普、管曙东等被同盟会本部派遣回国。到安徽后,张汇滔等在寿州、颍州各处进行。为避免清吏注意,所建立的组织定名为信义会。但入会誓词与同盟会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11]。
        寿州北郊四顶山有古庙,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香客云集。1907年3月,张汇滔与吴樾之弟吴楚密谋,拟乘机起义。后因风声泄露,临期停止。
        5.浙江分会。
        1905年8月,秋瑾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省主盟人。同年冬归国,仍然沿用光复会的名义发展会员。关于此,后来陶成章解释说:“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光复会)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12]1907年初,萍、浏、醴起义失败,秋瑾、徐锡麟相约至杭,发展浙军将校俞炜、周凤歧、夏超、朱瑞、周亚卫等加入光复会。同时,孙中山亦派黄郛、赵正平、吴思豫到浙,在新军中活动,先后发展顾乃斌、冯炽中、葛敬恩等加入同盟会。不久,双方联络一气,在西湖周庄集会,推夏超为会长,顾乃斌为副^[13]。
        中部地区:
        1.湖南分会。
        通过抵制美货等运动,禹之谟成了长沙商、学界中负有重望的人物。1906年4月,由易本羲主盟,禹之谟加入同盟会^[14]。大约即在此时,他受黄兴密函委托,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自任会长。会址设于湘乡会馆内惟一学堂。
        同年5月,陈天华、姚洪业灵柩到湘。23日,禹之谟组织长沙学生万余人到岳麓山参加葬礼,引起清吏及顽固派侧目。其后,长沙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挟嫌向当局告密,称禹之谟为“革命党魁首”,“专派送《民报》邪说,勾结军学两界谋起事”^[15]。7月,湘乡学界抗议食盐加税和盐商浮收,禹之谟积极参预并领导了这一斗争。8月10日,湖南巡抚庞鸿书以“率众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禹之谟。9月,移禁靖州。为了从禹之谟身上找到革命党人的活动线索,清吏用遍了各种酷刑。但禹之谟坚毅不屈。他自度必死,写下遗书说:“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16]1907年1月5日,被清政府绞决。
        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同盟会总部派宁调元归国,除领导起义外,还要他组织同盟会湖南支部。1907年1月,宁调元在岳州被捕,囚禁长沙。狱中,他总结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经验,认为支部的成立刻不容缓,便委托刘谦、李隆建等代为联系。同年4月,刘谦、黎尚雯、李剑农等集会于长沙妙高峰,成立同盟会湖南支部^[17]。1910年冬,曾杰、文斐等陆续加入,规模扩大;重开成立会,推文斐、龙毓峻为正副会长^[18]。
        2.湖北分会。
        同盟会成立后,各省分会长相继回国组织机构,时功玖、张昉、陈镇藩等迟疑不行,余诚愤然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19]慷慨自请归国,于是同盟会总部便改派余诚回鄂。1906年春,余诚到达武汉,刘静庵率日知会会员多人加盟。二人通力合作,两会逐渐融合,“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20]。6月6日,孙中山派乔义生偕法国军官欧极乐(C.Ozil)到鄂,日知会开会欢迎。欧极乐等在大操场上面对千余听众发表了激烈演说^[21]。这种场面自然没有任何保密可能,清朝政府的侦探混迹其间,日知会的秘密由此暴露,萍、浏、醴起义爆发之后即被破坏。
        3.江西支部。
        1906年,孙中山派黄格鸥、魏会英回江西建立同盟会组织。黄到南昌后,成立江西支部,任支部长^[22],易知社的成员大部分加入了同盟会,其中,蔡突灵全家刺血加盟。他和弟弟锐霆奔走于瑞州、袁州、临江、吉安各地。所至建立分部^[23]。同年,江西成立新军,不少会员投入军队。
        魏会英是赣州人,他在赣州成立了同盟会组织。
        4.河南总分会。
        河南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约三十余人。1907年出版《河南》杂志。同年派李炯斋、罗殿卿、刘醒吾三人回国。李等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出售革命书报,招待往来同志,后被清吏查封,李炯斋被通缉。次年,杜潜等归国,召集学界同志杨源懋等二十余人集会于开封中州公学,议决以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分会会所。先后加盟者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几乎全部成为会员。不久,新蔡等县陆续成立分会^[24]。
        西部地区:
        1.四川分会。
        当各省分会会长纷纷归国时,黄树中正入迷地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他要陈道循、林启一等先行回川,发展会员^[25]。临行前,陈道循邀同盟会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到四川工作,得到同意。邓留日前是四川高等学堂学生。他到川后,以教书为掩护,暗中组织同盟会四川分会,任会长。后因被川督锡良察觉,离职他去。1906年冬。同盟会派黄树中为成都分会长,又派荣县人谢奉琦回川从事宣传工作。1907年春,黄树中到达成都,在华阳中学任职,秘密组织同盟会,发展学界会员数百人。军队中,则通过十三混成协督队官龙绍伯活动。短时间,武备学堂毕业生、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和下级军官,大半参加了同盟会^[26]。
        除成都外,重庆也设有分会。
        在四川留日学生中,重庆人陈崇功、童宪章都是率先加盟者。陈回国后,立即发展公强会会员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等加盟。1906年初,组成重庆分会,决定先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向楚等纷纷加盟^[27]。1907年秋,杨庶堪、向楚、朱之洪等先后奔赴叙永,以叙永中学为据点,展开革命宣传。1908年,清吏在重庆菜园坝举行工商赛会,部分同盟会员建议乘机起义。经反复讨论,否定了这一意见,仍以积蓄力量为方针。1909至1910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又聚集重庆,通过各种关系,掌握了重庆府中学、巴县中学等教育机关,同时也联络工商界人士和袍哥中的知识分子。
        2.贵州自治学社。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立宪团体。1907年10月,贵州法政学堂学生张百麟企图建立一个合法组织,以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首先公开发表《意见书》,申述合群救亡宗旨,征集同志,然后向清政府呈请立案。同年12月,在贵阳镜秋轩照像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推法政学堂教员张鸿藻为社长。因为“地方自治”是一个为清朝统治者所许可的口号,便定名为“自治学社”。社章声称:“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知识,养成善良品行,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28]1908年,经社员彭述文和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平刚函商,得到同盟会本部同意,承认自治学社为同盟会贵州分会^[29]。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平刚字少璜,贵筑人,1878年生。他是贵州倡导革命最早的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并被举为贵州分会长。
        自治学社发刊《自治学社杂志》,每月一册,并经常举行演讲。为了夺取议席,控制谘议局,自治学社先后派出干部多人到各县活动,建立分社四十七个,发展社员约一万四千余人^[30]。
        学社初期由张鸿藻、张百麟、周培艺三人共同领导。1909年,张鸿藻辞职,推留日归国的钟昌祚继任。同年6月,创办公立法政专门学堂。7月,发刊《西南日报》,以为言论机关。从此社务得到迅速的发展。
        北部地区:
        1.山东分会。
        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山东分会首任会长徐镜心偕谢鸿焘等归国,在烟台设立同盟会机关部^[31]。谢鸿焘出资创办东牟公学,王学锦等创设师范专修班,以“唤醒民众,倡导革命”为务。其后,徐镜心秘密奔走各地,广事联络,发展会员数十人。1906年,去奉天活动。
        继徐镜心之后任山东分会长的是丁惟汾。但他没有回国,委托山左公学创办人刘冠三在济南主持一切。1907年9月,刘冠三发展会员十余人。同年冬,山左公学被清吏破坏,公学中的同盟会员转入青岛震旦公学^[32]。青岛当时为德国租界地,震旦公学名为学校,实为革命机关,创办人为同盟会员陈幹,在校者商震、刘冠三等三十余人。1908年,教员景定成等运动青岛船坞工人,成功地发动过一次罢工^[33]。1909年,清廷出卖山东矿权,陈幹联络全省学界,组织保矿会,遭到德国殖民当局嫉视。不久,震旦公学被封。
        至1911年,丁维汾才到济南重设同盟会山东分会。
        2.辽东支部。
        到达东北最早的同盟会员是徐镜心、张继和日人末永节。1906年,他们结伴漫游东北各地。结纳“马贼”头目杨二虎等。“马贼”是一种绿林武装,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张继告以“打天下”,才明白所以。他们先后共发展同盟会员三百余人^[34]。1907年春,宋教仁、白逾桓等抵达东北,组织辽东支部。
        此后,黑龙江分会也在哈尔滨建立,会长为匡一。
        3.河北支部。
        1906年,弘文学院毕业生陈兆雯归国,任保定北关崇实中学教员,先后发展郝濯等为同盟会员。1907年冬,创办保定育德中学,该校即成为同盟会在保定秘密集会的场所。1909年陈兆雯病故,由郝濯继任主盟人^[35]。
        河北支部在保定学生中建立了外围组织实行会,1910年改名共和会,参加者有高等农业学堂学生胡新三(鄂公)等。
        4.陕西分会。
        在同盟会中,景定成极力主张在北方地区起事。1908年春,他和井勿幕等在山西太原集议,认为陕西民性强悍,地势雄峻,可以作为西北各省革命的根据地。会后,井勿幕介绍景定成到西安高等学堂任教,和同盟会本部派回陕西的邹子良联络,共同发展会务。为了培养干部,井勿幕又创办了健本学堂。1908年冬,井勿幕等在西安开元寺内集会,成立陕西分会,推李仲特为会长^[36]。
        5.大同支部。
        同盟会成立后,即在日本东京成立山西分会,王荫藩、荣福桐等先后任会长,发展会员百余人。其后,赵戴文、荣炳、荣福桐、阎锡山、王用宾、谷思慎、续桐溪陆续归国,但没有在省内建立分会组织。1906年,续桐溪派人在绥包一带活动,发展李德懋、刘干臣等为会员。李是大同人,决定在该地建立革命机关。1910年,成立大同支部。
        上述同盟会组织除香港分会及南方支部外,都处于清政府的严酷统治下,因此,经常遭到破坏,存在不易。它们大多数克服了困难,潜滋暗长,动员和组织了革命力量。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各地立刻动作,其中不少组织起了重大作用。不过,由于它们都还很弱小,并未扎根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因此,革命爆发后就无力左右局面,应付各种事变。此外,许多分支机构长期各自为战,许多活动还是个人自发搞起来的,步调很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