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是中国古代最早富有人文价值的自然物之一。据《荀子·法行》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似玉之美石)”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他还分别指出了玉质的“温润而泽”等七个美点,并比之于君子的“仁”、“知”等品德。这是儒家比德美学较早而最完整的论述。再如《诗经·秦风·小戎》也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汉代,以玉比德之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等都论述了玉的多种品质有似于君子之美。中国古老的比德美学,是以玉为主要对象而开始和发展的。在中国,玉有其根深蒂固的伦理美学传统和极为丰饶的文化价值内涵。所以《礼记·玉藻》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这一佩玉行为,就体现了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的双重意义。正因为如此,在印章文化领域里,玉以其坚刚、温润等自然质及其文化价值,独居材质之美的首位,甚至连位处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用金玺而用玉玺。甘旸《印章集说》说:“以玉为印,唯秦汉天子用之。私印间有用者,取君子佩玉之意。其文温润有神……”这既点出了玉的自然质及其人文价值,又着眼于印面的镌刻效果。
        铜质印材之所以列居第二位,其价值被认为超过金银,这也是从其自然质和铸凿印文的艺术效果两方面着眼的。甘旸《印章集说》从鉴赏角度指出,金印,“其文和而光,虽贵重,难入赏鉴”;银印,“其文柔而无锋,刻则腻刀,入赏鉴不清”;铜印则“其文壮健而有回珠”。朱象贤《印典》也引怡轩语:“金银印文,光弱无锋,绝少意趣,远逊于铜。”铜质印文有铸和凿两类。一般说来,文官印文用铸,因为择日封拜,时间充裕,故可缓;至于铸的技术处理又有翻砂、拨腊两种。军中印文多用凿,因急于封拜,迫于行令,不可缓,故常锤凿成文。铜印的铸和凿可形成两种迥乎不同的印文风格。
        二者相比较而言,铸印的风格偏于端庄的静态美,如“别部司马”印,稳重肃穆,浑成宽厚,显得神完气足;凿印的风格偏于肆纵的动态美,刀法明显,线条细利,并现出仓促凿刻的随机性,如“阳威将军章”,锋颖逼人,险峻挺拔,线文或欹或正,转折处若断若续。《印章集说》论凿印,认为“其文简易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徐上达《印法参同》也说:“既曰‘急就’,则颠倒衣裳,屡舞侧弁,似斜复直,欲断还连,藏巧于拙,若丑若妍。”汉代的许多将军印,都富有这类审美特色和文化品格。
        在印材的价值序列中,象牙质轻,便于取携,又历久不坏,为什么地位极低? 因为比起玉、铜来,其质韧腻,不中刀法,刻白文尤其无神,且涉于板。而犀角印,其质粗而略软,久则歪斜不正。至于玛瑙,又过硬不可刻,其文刚燥不温;水晶不但过硬,而且质脆易裂,其文滑而不涵;宝石的自然质更坚于玛瑙,亦不易受刃……总之,这类材料的价值,主要体现为“适观”,或者说,仅仅止于材料之美而已。从印学史上看,沈野、甘旸关于印材自然质的文化价值观,是符合于印章特别是篆刻艺术的本体规律的。
        需要重点论述的是石材的自然质及其文化价值。沈野认为“兼之者石”,也就是说,优质的石材兼有玉铜金银的美质。不只如此,它还没有象牙、犀角那种见出韧腻粗软的不足之处;它具有一定的坚硬度,又不像刻玉镌铜那样有较大的难度。就以汉代铜印来说,铸既需技术,又极麻烦,刻凿更不易,故而其印面艺术价值虽高,但无不是印工的技艺产品,文人们无从参与创作过程,实现自己本质个性的对象化。直至元代,王冕始用石材,这是印章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举。郎瑛《七修类稿》说,印章“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始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灯明石……”这就表现了印材史上划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陈澧《摹印述》还说:“晶、玉印难刻,若令工人凿碾,多不如人意,不如用石。固不必贵玉而贱珉耳。”这是从推进印章文化,肯定文人创作的角度出发,对孔子“贵玉而贱珉”之说的部分翻案,其时代性和价值取向也是鲜明的。
        花乳石一类印石,质地细腻清润,有些品种几乎通体明莹,或呈半透明状态,照之宛同灯辉,或如鱼冻,故有“灯明石”、“灯光石”、“冻石”等美称。它不但以其种种质地美、光泽美、色彩美诉诸人们的视觉、触觉,而且脆糯适中,凡刀法的轻重疾徐,在印面上均能见出微妙变化,尽得笔意,镌刻效果极佳。
        随着印章文化史上王冕对石材价值的伟大发现,在明清时代,印材已由玉铜金银等盛况空前地拓展到石头领域,或者说,灯明石之类的无机自然物已灿烂地进入了生机蓬勃的印章领域,成为最重要、极普遍的印材,它并由物态文化共时性地升华到了意态文化的境层。马克思曾指出:“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方面来说,……石头……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为了能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49页)。具有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双重性格的印石正是如此,它不但以其独特的自然质成为篆刻家称心如意的印材,而且以其独特的自然质给人以种种不同的美感。
        从自然科学的视角看,这类印石是叶腊石的一种,化学成份均为A1₂〔Si₄O₁₀〕〔OH〕₂,单斜晶系,为致密石料。从审美视角来看,它尤能“一”中见“多”:品类繁茂,美质各殊。如浙江产的青田石,色彩丰富而青色居多,名贵的有奶白中透出微青的“白果冻”,色如嫩兰、细净素雅的“兰花冻”,褐色或深黄带灰的“酱油冻”、“牛角冻”等;浙江产的昌化石,论其质,有白如玉而略见透明的“羊脂冻”,论其色,有呈红色斑块如新鲜鸡血所凝的“鸡血冻”,其中尤以白红黑三色相间俗称“刘关张”的最为杰品;福州产的寿山石,也有五色,名品有晶莹而呈黄色乃至出现萝卜纹或橘瓤纹的“田黄”,田黄和田白共生一石的“金银地”,洁白无瑕、明莹透彻的“白芙蓉”,灯辉中隐现小圆纹如鱼脑的“鱼脑冻”,纯嫩而不透明的“柳坪紫”……此外,还有陕西所产光黑质润的煤精石、辽宁所产苍翠可爱的“艾叶绿”,等等。这真可谓灯光璀璨,色彩缤纷,琳瑯满目,美不胜收了。
        丰富多采的印石,确乎成了“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可口可乐的“精神食粮”。元末的王冕,就自号“煮石山农”;清代诗人兼画家梅清在《寿山印石歌》中,更尽情咏赞道:“青田旧冻美绝伦,冰坚鱼脑同晶莹。迩来寿山更奇绝,辉如美玉分五色。……柑黄腊白朱砂肥,绿浮艾叶尤称奇。……婆娑两手生霞彩,醉饮高歌出真宰。”这里,人的精神生活渗透到无机的自然界之中,同样地,无机的自然物沉浸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富于篆刻价值和“适观”价值的印石,不但被人们广泛地品赏、咏赞、收藏,而且被人们广泛地用以创作、使用,从而更突出地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陈鸿寿《蝶恋花·癖印书生》写道:“花乳桃红争灿烂,刻琢摩娑,镇日情无厌。”从这类文字中,可以想见篆刻家们的奏刀騞然,游刃有余,可以想见创作主体的兴会淋漓,情趣无穷。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论》)此话言之有理。作为印章文化的美的表征的篆刻文化,正是“人不断自我解放”的表现之一。它正是这样地从印章文化中孕育、分化、解放和飞跃出来,从而成为印章文化的冠冕的。试看元明清时代印章文化的历程中,印章创作的文人气息氤氲浓郁;印学论著和印谱联翩不断地问世;文人篆刻家及其流派群体的诞生更如雨后春笋,并取印工的地位而代之,于是,印章由工艺文化主要地升华而为地道的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