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地显现印章文化的印色,也有其特殊构成的自然质。从自然科学的视角看,色彩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质——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物质一定波长的光波运动作用于人的视觉的结果,因此,它应看作是物质运动派生出来的一种能力和特性,它属于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的“第二性质”,即“可感的性质”。
        在中国,用以钤盖印章的印色,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淘汰的。沙孟海曾指出:“印色,主要是朱色。但最初用墨色,后来通行朱色,也偶然用赭色、青色。”唐代官印有称“朱记”的,这已说明印泥并非一色,所谓“朱记”,就区别于他色。戴启伟曾说:“印泥用朱,此大凡也。宋儒在制中有用墨者,元人则有用青者。”(《啸月楼印赏》)证之以唐韩干《牧马图》所钤南唐后主“集贤院御书印”,五代巨然《秋山问道图》所钤宋“蔡京珍玩”,都是墨印。《曹娥碑》墨迹卷后元“柯九思”等印,也是墨印。有人说,墨印与钤盖者居丧有关,其实也不尽然。但是,从印章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印色用朱,无疑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早就掩盖了其他各色,这种价值取向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理,也是印章文化学需要探讨的一个课题。
        现代自然科学和色彩学认为,不同波长的光,具有不同的性质,并能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在各种色彩中,红色穿透大气的能力最强,它最富于亮度感、强度感、温度感和膨胀感,是一种积极性的色彩。康定斯基就认为,红色“在内部包含着效力不小的强度”,“红光只在自身中发射着,由于这一原因,红色比黄色更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它给人有力、热情、果断、凯旋的感觉”,而“朱红是一种给人锐利感觉的红色”(《论艺术中的精神》)。西方色彩研究的理论成果,无疑也适用于中国的印色。钤印用朱红印色,其视觉心理效果是:明亮、强烈、有力、果断、鲜艳、闪耀,光彩夺目,能引起观者的兴奋和注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正符合于印章的文化功能。
        歌德还发现,“纯粹的红色能够表现出某种崇高性、尊严性和严肃性”;康定斯基也认为,“红色这个因素总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该色免于轻率之举”。正因为如此,在官印系统,帝王将相的印用红色钤盖,就能钤出其“崇高性、尊严性”。就私印系统来说,钤印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或文化模式,也必须具备严肃而不轻率的性质,这才能取信于人。而法书名画或珍善书籍上钤以红色的鉴赏印、收藏印,又更能显示其高贵性质;书法创作配以红印,黑白红相辉映,也是有意味的文化形式。
        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红色能“给人以欢快和充裕的感觉”。红色的这一表现性,也是中西相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红色也被看作是欢乐、吉利、喜庆的色彩,而印章又与古代祥瑞文化、趋吉意识有关(详论见后),吉语印、肖形印等就是其物化形态,它们用红色钤盖,色彩和意愿就异常吻合,相得益彰。
        对印泥的选料、研制,我国历来也十分讲究,并不断注意改进。在宋代,有以水调朱者,有以蜜调朱者,但日久易脱落,元代又发明油朱之制。乾隆时还有所谓八宝印泥,“其所钤之宝,印文凸起,鲜红欲滴”。姚晏《再续三十五举》总结说,精制油朱印泥应“不使涩,不使渗,使意与法皆可观焉,非唯增印之华而已”。该书还列举了“净朱砂”、“飞银朱”、“理艾”、“制油”、“配合”、“收护”等法。吴骞《论印绝句》也写道:“血染洋红久不消,芒泥方法费深调。君看太史丁香印,绝胜郎官麝酒浇。”这些不同的制泥技术方法的记载,虽均为一家之言,但涉及到对各种材料的自然质的研究、选择、配置、深调,它不但求其诉诸视觉,而且求其诉诸嗅觉,以冀色香俱佳,丰富美感,满足文化心理的需要。
        印章文化的自然质,还表现在与印章有关的一系列器用上。朱象贤《印典》卷七就有专题列述,如印绶、玺室、宝盝、印衣、印囊、印套、印笥、印池等,它们均有其自然质和价值观,寓含着或多或少的传统文化意义,但比起印材、印色(印泥)来,毕竟显得次要一些,故而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