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儒雅风度 清秀明丽——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诸家印章
在中国艺术史上,向来有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存在。鲍照比较谢灵运的诗与颜延之的诗,谓谢诗如 “初日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则是 “铺锦列绣,雕缋满眼”。《诗品》亦谓: “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这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两种不同美感的表现。宗白华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认为:
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 的美。
这两种美的划分同样也体现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之中。然而,元朱文印章的艺术风格,却可以说是这两种美的类型的合璧。从制作手法上说,元朱文精工而典雅,不似那种被破坏过的零乱、混杂、斑驳的印象,而是鲜明灿烂、光艳照人的,就像是精心镂刻过一样。
就一般而言,元朱文印风的创立,被普遍地认为是由赵子昂开始的。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说: “赵孟頫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 ‘圆朱文’。陈链说: ‘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 这话说得淋漓尽致”。
古人对赵子昂的书法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他的 “元朱文”风格的评价:
“穷极精密” (黄溍语);
“结体妍丽,用笔遒劲” (倪瓒语);
“风格整暇,意志清和” (姚安道语);
“笔意流丽,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觉其妍”(宋濂语);
“《大通阁记》,丰丽遒逸,肉骨停整”(王世贞语);
“文敏篆书,配割匀整,行笔秀润,出规入矩,无烦造作。恍若所谓残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状”(同上);
“大较高处在肉不没骨,筋不外透,虽姿韵溢发,而波澜老成,譬之丰肌玉环作霓裳舞,谁不心醉”(同上);
“宽和流利,不甚庄栗,有轻裘缓带之风” (顾仲瑛语)
赵子昂的书法果然是这样的,而他所创立的元朱文印章所具备的印风,在感觉上也是如此细微与丰富,精密、妍丽、遒劲、停整、秀润、紧密、雍容……一言以蔽之,元朱文的印风,总是力求清晰,懂得节制,对渺茫、平淡与抽象几乎是不感兴趣的,排斥怪异,讨厌含糊随便,而喜欢明确的固定的轮廓,使人人都能了解,人人都能喜爱。
的确,如果我们在元朱文风格的印章中看得太久的话,我们再来看秦汉古印、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作品,就会嫌他们的表现太草率、太不完美和太不够完整了。当然,一旦我们习惯了秦汉古印、吴昌硕、齐白石之后,又会觉得元朱文一路的作品,太清浅、太单纯、太没有深度了。因为在文人艺术中,浑朴的、迅疾的、零乱的东西,也往往是最富于诗意的。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曾写道: “艺术家应对此给予更多的注意,因为经验表明,所有远离我们的东西,不管是绘画、雕塑还是别的什么,当它们是一件精彩的草稿时总是比完成时更美而且更有力量”,“速写只用几笔便表现了一种观念,而一种认真作出的效果,和过分的雕琢,有时会使那些在工作时手从来不能离开作品的人失去力量和技巧”(同时参见E. H. 贡布里希的 《艺术与错觉》)。
但是,雄浑是一种美,清丽同样也是一种美——它们在审美价值上是一样的。元朱文的风格是妩媚,是温雅,是清丽,是婀娜,是轻盈,是风流——这种种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形式的,而不是心灵的,即由作品的形式因素所表现的、构成的和谐所产生的美感,靠了圆润与温醇来媚悦我们的感官。
所以自赵子昂首先以说文篆入印,并留下了“赵氏子昂”的印章之后,这种被称为 “元(圆)朱文”的印章风格,就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上留下了它光辉的一页。明代文、何而后,在印章创作中直接以秦、汉印为宗,元朱文反倒显得有衰落之势。陈巨来 《安持精舍印话》 中说:“今之谈印者盛称浙派、皖派,而于徽中诸印人,若程穆倩邃、巴予藉慰祖、汪尹子关、胡长庚唐等,其名反不及丁敬身、蒋山堂、邓顽伯、吴让之之隆,是可异焉。徽派诸家所作一以汉印为法,以余所见,穆倩、予藉之浑穆,长庚之遒劲,而尹子所作最多,亦最为工稳,之数子者试以其所作并列汉印中,殆亦可乱真,非前之文三桥、何雪渔,后之浙、皖二派诸家名曰仿汉而实非汉所得比拟也。”所以,无论是赵叔孺、王福庵,还是陈巨来,他们的目的都在于恢复这样一种以精工为美的印章艺术。陈巨来曾经说道: “宋、元圆朱文,创自吾、赵 (吾丘衍、赵子昂),其篆法章法,上与古玺汉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较,当另是一番境界,学之亦最为不易,要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划不尚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梗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
其中所谓的“布置匀整,雅静秀润”,正是元朱文印的最大特色。陈巨来曾将元朱文比作书法中的虞世南与褚遂良。日本的伏见敬冲在《中国历代书法》中对虞世南的 《孔子庙堂碑》这样分析过: “从组织安排上说其结构完全是合理的,而且精神能很好地灌注于每一处,用笔也是尽量地单纯化,在运笔上则始终保持端肃静穆。这样的书体,一反过去以技巧为本位的作法,而将重点放在精神内容上,这是基于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方面的进展而取得的成果吧。”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这几句话移来用作对元朱文风格的注解。
在文人印章史上,旖旎工致的细朱文一路,在它的始创者赵子昂那里与后来的文彭所作小篆印那里,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质朴之气;接着,明末清初的汪关、林皋,以及晚清的胡唐、赵之谦等人,对小篆元朱文印的创作,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使元朱文印更趋精细、完美,虽然它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引人注目,但是其魅力却是迷人的,并一直在文物鉴藏与图书印记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遂有以擅长于元朱文印的几大家崛起于印坛之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三人。
赵叔孺(1874—1916),名时㭎,字叔孺,一字纫苌,浙江鄞县人。他的父亲赵佑辰,是清代的显宦,官至大理寺正卿,曾督署镇江府,赵叔孺即出生在镇江。他的印章曾拓有《二弩精舍印谱》,著有《汉印分韵补》;绘画曾辑为《赵叔孺先生画册》。1956年,他的门弟子又将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及年谱汇编为 《赵叔孺先生遗墨》。他的篆刻,继承了清人汪关的传统,以元朱文与朱白文小玺最为擅长。
在1898年,他携眷赴闽,居岳父家达三年。岳父林氏富收藏,所庋商周秦汉及宋元明清之金石书画甚夥。赵叔孺于是寝馈其中,钻研临摹,日夜不倦,寒暑不辍,于古铜器及秦、汉玺印用力尤勤。他自己曾有一方印,上刻“平生有三代吉金之好”,就是源于此。
在清末,赵叔孺曾官福建同知;辛亥革命之后,他挂冠归里,不久又移家沪上,以书画、篆刻应世,一时间声誉鹊起。在绘画方面,他擅长于山水、人物、花卉,而尤以画马为精,有“一马黄金十笏”之称。他的书法取法于“二赵”,即赵子昂与赵之谦——像通常学习赵子昂的书法的人一样,赵的书法并没有给赵叔孺带来多大的成就;然而,赵子昂与赵之谦的印章却给他带来了一种灵感。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境界上,赵叔孺的篆刻都达到了一种很高的造诣。在他所擅长的艺术门类中,也以他的篆刻成就为最高。
赵叔孺早年对秦、汉印所下功夫甚深,尽管在印章艺术领域中,他也同时擅长于多种风格的篆刻,但是他的元朱文是最好的一种。
他的元朱文印,基本上是承袭元明以来的细朱旧法,同时,他也偶尔用邓石如、赵之谦的新体入印。他的印作光整坚挺,精到之处,前人亦有所不及。
王福庵也是以元朱文印擅长。
王福庵(1880—1960),原名寿祺,字维季,号福庵,自称印庸,晚号持默老人。浙江杭州人,精数学,工篆隶书。他在刻印方面,初学浙派,得其神髓;后转学皖派,有吴让之、赵之谦之风。他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麋砚斋印谱》正续集,并辑各家刻印为《福庵藏印》。
他毕生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细朱文的创作上,创作甚丰,成绩斐然。其所刻印章结构妥贴精妙,刀法凝练。他所作多为词句印与鉴藏印,也更见其超凡脱俗的本领。
陈巨来(1904-1984),号塙斋,又号安持,浙江平湖人。他是赵叔孺的学生,生前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以善于刻制元朱文印章而驰誉于世。当代著名的书画家如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畬、叶恭绰等人的名章、书藏印、闲章,多出自其手。
1926年,年轻的陈巨来结识了海上名家吴湖帆。在吴湖帆的指点下,他在秦、汉印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元朱文方面尤下苦功,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如果说,在赵孟頫那里,元朱文印尚有些质朴;如果说,在汪关、巴慰祖那里,元朱文印风已经是趋向于成熟与完美;如果说,在赵之谦那里,元朱文印已变得雍容华贵,那么,从赵叔孺开始,元朱文印则走向了它的顶峰,表现出一种和平、一种温文、一种严谨和华贵。
无论是赵叔孺、王福庵,还是陈巨来,其美学趣味,不是质朴、古拙、惨淡、直率,以及粗服乱头的,而是富丽、堂皇、华贵、精致。他们都醉心于这种精致的趣味之上,即他们迷恋于细微的、小巧的、玲珑剔透的审美趣味的表现。在结构上,他们最喜欢致密和巧妙;在技巧上,他们要求精益求精——他们的眼光完全集中于此,并且因此手段也日益精巧,无与伦比。在这些方面,他们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永远表现出精明、巧妙的机智,以及那种看起来就像是光辉灿烂的智慧一样的优雅品味。
他们既不沉溺于神秘的沉思默想似的观照,也不堕入粗暴蛮荒之中。他们永远平和宁静,即使是屡遭丧乱,也生活在温和的境界之中,灵巧、轻盈、和谐、优雅。于是那些对于太多的幻想、不安的猜测、抽象的、渺茫的、无边无际的和隐约含糊的一切,几乎是与他们无缘的——这就是形成他们的艺术精神的底子,并已为他们的面目清楚的艺术打下了基调——轻清隽永的趣味,精工熟练的技术,绝不轻易放过的棱角,明净无比的线纹,稳实的结构,就有如一幅笔力遒劲而干净利落的白描,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讲究线条的稳健与精确;而绝不含糊的处理方式,则使它具有一种亭亭玉立的姿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映现在视觉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切都远非其他的篆刻家所能比拟,人们对他们的既敬且畏,也正在于此。
他们的性情无疑都是安静宁和的。例如,陈巨来的朋友施蜇存在为他的印谱《安持精舍印最》作序时所说最具代表性: “余与安持交既久,投分日深,又知其为贞介绝俗之士。初膺迁谪,再罹浩劫,妻女饥寒,身病几死,其遭际可谓酷矣。而安持夷然自若,默而无忤。”
也许正是这种心境,才使他们的元朱文能全无火气,而呈一派平夷恬静的气象吧。
属于这一派的人往往都显示出惊人的毅力,埋首于刻苦的磨练,希冀通过卓绝的技巧,以达到他们的理想的高度。他们的勇气表现在他们超脱于世俗社会之外,而想挽住一种属于永恒的形式,虽然历史依然在前进。
我们知道,如果想增加印面的效果,只要将印文稍稍加以变化,或疏或密,或斜或正,或者必要时将印面用刀敲击几下,以增加其效果——但是,在元朱文印的创作中,却绝不能如此。它必须不能有任何的 “做”、“敲”、“削”等,而是要在最为平实的技法中刻出最高超的东西来。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曾对赵叔孺与吴昌硕做过一个比较:
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鄞县赵叔孺时㭎先生,可谓一时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稳,尊叔孺先生者辄病昌老之破碎,吴赵之争迄今未已,余意观二公之所作,当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让之上溯汉将军章,朱文常参陶文,故所作多为雄浑一路;叔孺先生则自㧑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玺,旁及币文、镜铭,故其成就开整饬一派。取法既异,岂能强同。第二公法度精严,卓然自振,不屑屑随人脚后则一也。
他们不仅从古玺印中寻找一切清晰的、明确可见的形式与风格来作为自己的典范,而从对点线的准确无误中体现他们的雅人深致。
这种雅人深致,具体地表现在运刀之隐锋匿迹、细腻轻巧,风格之清新淳美方面。
他们虽然以元朱文风格为唯一的形式,但是他们在取法上,却是非常宽广的,从一切古玺印中寻求能丰富他们印章艺术语言的营养,如先秦古玺,如汉印中的各种风格的印作,如明清流派等等。例如,在赵叔孺或王福庵那里,他们的印章就不专以元朱文擅长,而是能刻各种风格与流派。只有陈巨来,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元朱文的创作上,并努力丰富其表现与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陈巨来临过巴慰祖的“下里巴人”一印,如果对照一下原作与临作,就会发现,陈巨来的印更为圆润,更为丰腴,雅人深致也更为明显。换言之,陈巨来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与典雅秀丽,而最难能可贵的,则是他能够在最为平实的技巧中即精雕细刻之间,增进作品的深度与意境。
他是赵叔孺的学生,但是与赵叔孺却不尽相同,他可能和赵叔孺一样,对线条的明快匀净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具有令人难以措置的可靠而准确的造型能力,以及精美而微妙的刀法,在作品里显现出一种至为纯净明澈的美境。他循规蹈距,不越元朱文的雷池半步——但,他的实际成就已超出了元朱文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创”。在他的印作中,直线、曲线、挺健的线、柔润的线,形状、变化、用法与从属关系,都在尽量衬托出他所要表现的和谐与特征,构成其风流蕴藉的意味。
同王福庵比起来,王氏在章法的安排、用刀的精微方面,并不比陈巨来逊色,但是,里面却多有自己的创造意图在内。因此就印章的创造性而言,王福庵可能是超过陈巨来的。但是,就元朱文风格之纯粹而言,却终要让陈巨来独步。
概而言之,无论是王福庵,还是陈巨来,他们的印章在气息上都是以平和典雅见长。但是,他们在细微之处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在王福庵的印章中,除平稳妥贴之外,还有一丝的动感,或者某些地方还未见精到;在陈巨来的印章中,则将一切不符合于元朱文的东西都净化殆尽了,宁静而深沉。
可能像赵叔孺们这样的篆刻,最擅长的,是对于每一种节奏,每一种结构,每一个点画,每一条线纹,每一种处理方式,都是清清楚楚地有意识地运用着。于是元朱文印给人的印象,有时是很高雅的,有时又非常一般;有时很丰富,有时又是枯燥的;有时是神采奕奕的,然而有时又是暗淡无光的……他们的艺术并不是建立在什么伟大的思想之上,而是在于一种小小的认真的实现上,在一种属于技巧的能力上。从这点上来说,他们的印也最为人欣赏,然而却绝不学习。人们更愿意从事那种惊心动魄的东西。
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虽然是属于同一种风格,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微妙的差异。概而言之,赵叔孺的印在风格上比较丰富,不纯以元朱文取胜,故而生动而严谨;王福庵的印以萧散胜,陈巨来则以专精胜。
陈氏在世的时候,他已有“元朱文为近代第一”的称号——也许,从陈巨来而后,中国的元朱文印章,真的成为 “文陵散”式的绝响了。
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 的美。
这两种美的划分同样也体现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之中。然而,元朱文印章的艺术风格,却可以说是这两种美的类型的合璧。从制作手法上说,元朱文精工而典雅,不似那种被破坏过的零乱、混杂、斑驳的印象,而是鲜明灿烂、光艳照人的,就像是精心镂刻过一样。
就一般而言,元朱文印风的创立,被普遍地认为是由赵子昂开始的。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说: “赵孟頫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 ‘圆朱文’。陈链说: ‘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 这话说得淋漓尽致”。
古人对赵子昂的书法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他的 “元朱文”风格的评价:
“穷极精密” (黄溍语);
“结体妍丽,用笔遒劲” (倪瓒语);
“风格整暇,意志清和” (姚安道语);
“笔意流丽,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觉其妍”(宋濂语);
“《大通阁记》,丰丽遒逸,肉骨停整”(王世贞语);
“文敏篆书,配割匀整,行笔秀润,出规入矩,无烦造作。恍若所谓残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状”(同上);
“大较高处在肉不没骨,筋不外透,虽姿韵溢发,而波澜老成,譬之丰肌玉环作霓裳舞,谁不心醉”(同上);
“宽和流利,不甚庄栗,有轻裘缓带之风” (顾仲瑛语)
赵子昂的书法果然是这样的,而他所创立的元朱文印章所具备的印风,在感觉上也是如此细微与丰富,精密、妍丽、遒劲、停整、秀润、紧密、雍容……一言以蔽之,元朱文的印风,总是力求清晰,懂得节制,对渺茫、平淡与抽象几乎是不感兴趣的,排斥怪异,讨厌含糊随便,而喜欢明确的固定的轮廓,使人人都能了解,人人都能喜爱。
的确,如果我们在元朱文风格的印章中看得太久的话,我们再来看秦汉古印、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作品,就会嫌他们的表现太草率、太不完美和太不够完整了。当然,一旦我们习惯了秦汉古印、吴昌硕、齐白石之后,又会觉得元朱文一路的作品,太清浅、太单纯、太没有深度了。因为在文人艺术中,浑朴的、迅疾的、零乱的东西,也往往是最富于诗意的。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曾写道: “艺术家应对此给予更多的注意,因为经验表明,所有远离我们的东西,不管是绘画、雕塑还是别的什么,当它们是一件精彩的草稿时总是比完成时更美而且更有力量”,“速写只用几笔便表现了一种观念,而一种认真作出的效果,和过分的雕琢,有时会使那些在工作时手从来不能离开作品的人失去力量和技巧”(同时参见E. H. 贡布里希的 《艺术与错觉》)。
但是,雄浑是一种美,清丽同样也是一种美——它们在审美价值上是一样的。元朱文的风格是妩媚,是温雅,是清丽,是婀娜,是轻盈,是风流——这种种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形式的,而不是心灵的,即由作品的形式因素所表现的、构成的和谐所产生的美感,靠了圆润与温醇来媚悦我们的感官。
所以自赵子昂首先以说文篆入印,并留下了“赵氏子昂”的印章之后,这种被称为 “元(圆)朱文”的印章风格,就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上留下了它光辉的一页。明代文、何而后,在印章创作中直接以秦、汉印为宗,元朱文反倒显得有衰落之势。陈巨来 《安持精舍印话》 中说:“今之谈印者盛称浙派、皖派,而于徽中诸印人,若程穆倩邃、巴予藉慰祖、汪尹子关、胡长庚唐等,其名反不及丁敬身、蒋山堂、邓顽伯、吴让之之隆,是可异焉。徽派诸家所作一以汉印为法,以余所见,穆倩、予藉之浑穆,长庚之遒劲,而尹子所作最多,亦最为工稳,之数子者试以其所作并列汉印中,殆亦可乱真,非前之文三桥、何雪渔,后之浙、皖二派诸家名曰仿汉而实非汉所得比拟也。”所以,无论是赵叔孺、王福庵,还是陈巨来,他们的目的都在于恢复这样一种以精工为美的印章艺术。陈巨来曾经说道: “宋、元圆朱文,创自吾、赵 (吾丘衍、赵子昂),其篆法章法,上与古玺汉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较,当另是一番境界,学之亦最为不易,要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划不尚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梗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
其中所谓的“布置匀整,雅静秀润”,正是元朱文印的最大特色。陈巨来曾将元朱文比作书法中的虞世南与褚遂良。日本的伏见敬冲在《中国历代书法》中对虞世南的 《孔子庙堂碑》这样分析过: “从组织安排上说其结构完全是合理的,而且精神能很好地灌注于每一处,用笔也是尽量地单纯化,在运笔上则始终保持端肃静穆。这样的书体,一反过去以技巧为本位的作法,而将重点放在精神内容上,这是基于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方面的进展而取得的成果吧。”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这几句话移来用作对元朱文风格的注解。
在文人印章史上,旖旎工致的细朱文一路,在它的始创者赵子昂那里与后来的文彭所作小篆印那里,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质朴之气;接着,明末清初的汪关、林皋,以及晚清的胡唐、赵之谦等人,对小篆元朱文印的创作,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使元朱文印更趋精细、完美,虽然它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引人注目,但是其魅力却是迷人的,并一直在文物鉴藏与图书印记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遂有以擅长于元朱文印的几大家崛起于印坛之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三人。
赵叔孺(1874—1916),名时㭎,字叔孺,一字纫苌,浙江鄞县人。他的父亲赵佑辰,是清代的显宦,官至大理寺正卿,曾督署镇江府,赵叔孺即出生在镇江。他的印章曾拓有《二弩精舍印谱》,著有《汉印分韵补》;绘画曾辑为《赵叔孺先生画册》。1956年,他的门弟子又将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及年谱汇编为 《赵叔孺先生遗墨》。他的篆刻,继承了清人汪关的传统,以元朱文与朱白文小玺最为擅长。
在1898年,他携眷赴闽,居岳父家达三年。岳父林氏富收藏,所庋商周秦汉及宋元明清之金石书画甚夥。赵叔孺于是寝馈其中,钻研临摹,日夜不倦,寒暑不辍,于古铜器及秦、汉玺印用力尤勤。他自己曾有一方印,上刻“平生有三代吉金之好”,就是源于此。
在清末,赵叔孺曾官福建同知;辛亥革命之后,他挂冠归里,不久又移家沪上,以书画、篆刻应世,一时间声誉鹊起。在绘画方面,他擅长于山水、人物、花卉,而尤以画马为精,有“一马黄金十笏”之称。他的书法取法于“二赵”,即赵子昂与赵之谦——像通常学习赵子昂的书法的人一样,赵的书法并没有给赵叔孺带来多大的成就;然而,赵子昂与赵之谦的印章却给他带来了一种灵感。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境界上,赵叔孺的篆刻都达到了一种很高的造诣。在他所擅长的艺术门类中,也以他的篆刻成就为最高。
赵叔孺早年对秦、汉印所下功夫甚深,尽管在印章艺术领域中,他也同时擅长于多种风格的篆刻,但是他的元朱文是最好的一种。
他的元朱文印,基本上是承袭元明以来的细朱旧法,同时,他也偶尔用邓石如、赵之谦的新体入印。他的印作光整坚挺,精到之处,前人亦有所不及。
王福庵也是以元朱文印擅长。
王福庵(1880—1960),原名寿祺,字维季,号福庵,自称印庸,晚号持默老人。浙江杭州人,精数学,工篆隶书。他在刻印方面,初学浙派,得其神髓;后转学皖派,有吴让之、赵之谦之风。他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麋砚斋印谱》正续集,并辑各家刻印为《福庵藏印》。
王福庵印
他毕生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细朱文的创作上,创作甚丰,成绩斐然。其所刻印章结构妥贴精妙,刀法凝练。他所作多为词句印与鉴藏印,也更见其超凡脱俗的本领。
陈巨来(1904-1984),号塙斋,又号安持,浙江平湖人。他是赵叔孺的学生,生前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以善于刻制元朱文印章而驰誉于世。当代著名的书画家如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畬、叶恭绰等人的名章、书藏印、闲章,多出自其手。
1926年,年轻的陈巨来结识了海上名家吴湖帆。在吴湖帆的指点下,他在秦、汉印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元朱文方面尤下苦功,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如果说,在赵孟頫那里,元朱文印尚有些质朴;如果说,在汪关、巴慰祖那里,元朱文印风已经是趋向于成熟与完美;如果说,在赵之谦那里,元朱文印已变得雍容华贵,那么,从赵叔孺开始,元朱文印则走向了它的顶峰,表现出一种和平、一种温文、一种严谨和华贵。
无论是赵叔孺、王福庵,还是陈巨来,其美学趣味,不是质朴、古拙、惨淡、直率,以及粗服乱头的,而是富丽、堂皇、华贵、精致。他们都醉心于这种精致的趣味之上,即他们迷恋于细微的、小巧的、玲珑剔透的审美趣味的表现。在结构上,他们最喜欢致密和巧妙;在技巧上,他们要求精益求精——他们的眼光完全集中于此,并且因此手段也日益精巧,无与伦比。在这些方面,他们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永远表现出精明、巧妙的机智,以及那种看起来就像是光辉灿烂的智慧一样的优雅品味。
他们既不沉溺于神秘的沉思默想似的观照,也不堕入粗暴蛮荒之中。他们永远平和宁静,即使是屡遭丧乱,也生活在温和的境界之中,灵巧、轻盈、和谐、优雅。于是那些对于太多的幻想、不安的猜测、抽象的、渺茫的、无边无际的和隐约含糊的一切,几乎是与他们无缘的——这就是形成他们的艺术精神的底子,并已为他们的面目清楚的艺术打下了基调——轻清隽永的趣味,精工熟练的技术,绝不轻易放过的棱角,明净无比的线纹,稳实的结构,就有如一幅笔力遒劲而干净利落的白描,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讲究线条的稳健与精确;而绝不含糊的处理方式,则使它具有一种亭亭玉立的姿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映现在视觉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切都远非其他的篆刻家所能比拟,人们对他们的既敬且畏,也正在于此。
陈巨来印
他们的性情无疑都是安静宁和的。例如,陈巨来的朋友施蜇存在为他的印谱《安持精舍印最》作序时所说最具代表性: “余与安持交既久,投分日深,又知其为贞介绝俗之士。初膺迁谪,再罹浩劫,妻女饥寒,身病几死,其遭际可谓酷矣。而安持夷然自若,默而无忤。”
也许正是这种心境,才使他们的元朱文能全无火气,而呈一派平夷恬静的气象吧。
属于这一派的人往往都显示出惊人的毅力,埋首于刻苦的磨练,希冀通过卓绝的技巧,以达到他们的理想的高度。他们的勇气表现在他们超脱于世俗社会之外,而想挽住一种属于永恒的形式,虽然历史依然在前进。
我们知道,如果想增加印面的效果,只要将印文稍稍加以变化,或疏或密,或斜或正,或者必要时将印面用刀敲击几下,以增加其效果——但是,在元朱文印的创作中,却绝不能如此。它必须不能有任何的 “做”、“敲”、“削”等,而是要在最为平实的技法中刻出最高超的东西来。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曾对赵叔孺与吴昌硕做过一个比较:
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鄞县赵叔孺时㭎先生,可谓一时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稳,尊叔孺先生者辄病昌老之破碎,吴赵之争迄今未已,余意观二公之所作,当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让之上溯汉将军章,朱文常参陶文,故所作多为雄浑一路;叔孺先生则自㧑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玺,旁及币文、镜铭,故其成就开整饬一派。取法既异,岂能强同。第二公法度精严,卓然自振,不屑屑随人脚后则一也。
他们不仅从古玺印中寻找一切清晰的、明确可见的形式与风格来作为自己的典范,而从对点线的准确无误中体现他们的雅人深致。
这种雅人深致,具体地表现在运刀之隐锋匿迹、细腻轻巧,风格之清新淳美方面。
他们虽然以元朱文风格为唯一的形式,但是他们在取法上,却是非常宽广的,从一切古玺印中寻求能丰富他们印章艺术语言的营养,如先秦古玺,如汉印中的各种风格的印作,如明清流派等等。例如,在赵叔孺或王福庵那里,他们的印章就不专以元朱文擅长,而是能刻各种风格与流派。只有陈巨来,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元朱文的创作上,并努力丰富其表现与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陈巨来临过巴慰祖的“下里巴人”一印,如果对照一下原作与临作,就会发现,陈巨来的印更为圆润,更为丰腴,雅人深致也更为明显。换言之,陈巨来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与典雅秀丽,而最难能可贵的,则是他能够在最为平实的技巧中即精雕细刻之间,增进作品的深度与意境。
他是赵叔孺的学生,但是与赵叔孺却不尽相同,他可能和赵叔孺一样,对线条的明快匀净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具有令人难以措置的可靠而准确的造型能力,以及精美而微妙的刀法,在作品里显现出一种至为纯净明澈的美境。他循规蹈距,不越元朱文的雷池半步——但,他的实际成就已超出了元朱文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创”。在他的印作中,直线、曲线、挺健的线、柔润的线,形状、变化、用法与从属关系,都在尽量衬托出他所要表现的和谐与特征,构成其风流蕴藉的意味。
同王福庵比起来,王氏在章法的安排、用刀的精微方面,并不比陈巨来逊色,但是,里面却多有自己的创造意图在内。因此就印章的创造性而言,王福庵可能是超过陈巨来的。但是,就元朱文风格之纯粹而言,却终要让陈巨来独步。
概而言之,无论是王福庵,还是陈巨来,他们的印章在气息上都是以平和典雅见长。但是,他们在细微之处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在王福庵的印章中,除平稳妥贴之外,还有一丝的动感,或者某些地方还未见精到;在陈巨来的印章中,则将一切不符合于元朱文的东西都净化殆尽了,宁静而深沉。
可能像赵叔孺们这样的篆刻,最擅长的,是对于每一种节奏,每一种结构,每一个点画,每一条线纹,每一种处理方式,都是清清楚楚地有意识地运用着。于是元朱文印给人的印象,有时是很高雅的,有时又非常一般;有时很丰富,有时又是枯燥的;有时是神采奕奕的,然而有时又是暗淡无光的……他们的艺术并不是建立在什么伟大的思想之上,而是在于一种小小的认真的实现上,在一种属于技巧的能力上。从这点上来说,他们的印也最为人欣赏,然而却绝不学习。人们更愿意从事那种惊心动魄的东西。
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虽然是属于同一种风格,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微妙的差异。概而言之,赵叔孺的印在风格上比较丰富,不纯以元朱文取胜,故而生动而严谨;王福庵的印以萧散胜,陈巨来则以专精胜。
陈氏在世的时候,他已有“元朱文为近代第一”的称号——也许,从陈巨来而后,中国的元朱文印章,真的成为 “文陵散”式的绝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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