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野看来,一方好印之中,有诗、有鬼神、有禅理:“不著声色,寂然渊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形若飞动、色若照耀、忽龙忽蛇,望之可掬,即之无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尝之无味,至味出焉,听之无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诗者也。”他犹爱玩味汉印:“清晓空斋坐,庭前修竹清,偶持一片石,闲刻古人名。蓄印仅数钮,论文尽两京。徒然留姓氏,何处问生平”。(《印谈》)书画家李流芳也曾这样述说治印之乐:“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李流芳题《汪果叔印谱》)
        这类雅事,明、清笔记和印学著作之中甚多。如周亮工《印人传》载:“兰溪姜次生,亦纵于酒,外惟寄意图章。方侍御邵村,为丽水令,款之署中,酿为生罄矣! 一夕,漏下数十刻,忽剥啄甚急,侍御惊起,趋迎问故。曰:我适为公成一印,殊自满志,不及里也。事孰有急于此乎!遂出握视之。复曰:如此印,不值一醉耶?”姜次生艺术创作的狂热,跃然纸上。同时也说明,当时的达官贵人视篆刻家为有社会地位的人,一般人在县令面前哪敢如此放肆。
        周亮工本人也是一个印章迷。他官至户部侍郎,却嗜印成癖,自称“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旧藏晶、玉、犀、冻诸章,恒满数十函”(《印人传》),并遍请名手刻其名号、斋馆、诗词章句印,多达千余钮。其所交皆一时篆刻名手,后遍采印人事略轶闻著《印人传》。
        唐宋以后,文人直接参与印章制作,并不断从理论上予以总结,这就有力地推动了篆刻艺术朝更高的审美品位发展。这从明中叶的篆刻热涌现的大量印谱中即可窥见一斑。刊刻印谱,自北宋宣和至明中叶这三百五十年时间里,不过寥寥数种。而明中叶之后,自顾氏《集古印谱》1572年刊行到1644年明亡这七十年时间里,越出越多,仅《历代印学论文选》辑其序跋的即达三十二种。刊行印谱要耗费大量资财,只有高价售出才能收回成本。刊行印谱之风正说明社会需求之迫切,热爱篆刻之风的炽热。清代,篆刻热有增无减,各式印谱出得更多了。山东潍县陈介琪藏古印逾万,刊《十钟山房印举》,集古印一万零二百八十四方,选择亦精,实为空前巨著。
        同时,理论著作亦应运而生。如元吾丘衍刊行《学古篇》,阐述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成为印学史上第一部经典性专著。明清以来,除了散见于随笔、笔记的文字,各种印谱均有序记,印学论著亦颇多。著名者如何震仿吾丘衍《学古编》体例著《续学古编》,徐官著《古今印史》,张应文著《叙书画知识》,甘旸著《印章集说》,杨士修著《印母》及《印说删》等。
        诗人沈野所著《印谈》一书意义更为重大。他对篆刻艺术的本质、创作的形象思维、字体、章法、造型要领、创作与法古的关系、“自然”最美等等方面的见解均极高。
        当我们简略地回顾了篆刻审美生成的历史的若干现象以后,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人这样喜欢篆刻艺术?或者说,篆刻艺术为什么特别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呢?
        中国文人有两个僻好,一是好古,二是好书法。
        古,在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心目中,神秘而又伟大,崇高而又完美,以至“古”本身就成为一个审美范畴。中国人崇古、学古、好古、怀古,充分表现在各个方面。谈政治,远古的三王之世、尧舜之时,是理想的统治者、理想的制度、理想的时代。讲道德,古人最高,每每叹息“人心不古”。说某某有“古人之风”,那是最高的赞美词。就是一个药方,也要强调是“秘传古方”、“遵古法制”。卖药者以此自夸,服之者坚信有效。马王堆汉墓中的导引图、药方,都成为今日商品竞争的手段。这种尚古之情,使中国人以古为美,玩古董、考金石,很早就成了风气。唐韩愈见到石鼓文的拓本,便惊叹“如此至宝存岂多”,主张“荐诸太庙比郜鼎”,并写下《石鼓歌》这篇热情洋溢的诗作。
        收藏金石文物,并予以考证、著录,到北宋已成为热门。在吕大临撰《考古图》、欧阳修撰《集古录》之后,薛尚功、王黼、王俅、陈思、洪适等都撰有考古专著。
        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喜欢收藏图书文献,还特别喜欢收藏青铜器,著《金石录》三十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金人南侵,他俩将最重要的十五车书籍文物,运到江南。江南吃紧,赵明诚赴湖州任,临别交代李清照:“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服、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分身俱存亡,勿忘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宗器即“宗庙礼乐之器,钟磬之属”。赵明诚真是将这些古青铜器视如生命。
        中国文人爱书法、崇拜书法、珍藏书法之风气的形成,比玩金石还要早。曹操将梁鹄的字悬于帐中观赏;王导逃难过长江,身上揣着钟繇的《宣示帖》;南朝宋虞和《论书表》历数御库中珍藏书家名迹的件数与装帧所用金玉、珊瑚、玳瑁等珍贵材料,说这些藏品“足以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梁武帝与唐太宗位居九五之尊,却酷爱书法,还留下多篇书法论文。在中国,诸多艺术门类之中,皇帝肯亲自动手,而又被大家视为风雅有益的,只有文学与书法。这两门艺术的社会地位,其他一切艺术无法与之相比。字写得好,人人佩服,声名远播;字不好,不但别人笑话,写不好试卷还无法中试做官。这等名利攸关的事,谁敢等闲视之?这样的社会条件,怎么可能不形成崇尚书法的风气?
        好古而兼好书法,金石文字必然会成为文人偏爱的东西。北宋文人研究金石文字之风,被战祸中断,清代又掀起更盛的考古之风。学者们通过金石文字的研究,正定文献、考据史实。玩摩得多了,金石文字形象本身的魅力,就牢牢地吸引了文人。人们将它拓了下来,广为传播。那奇特的字形、涩拙的笔划、斑驳的纹理,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意味,它歪歪斜斜,长短参差,笔画或粗或细、或方或圆,总是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种高雅狂放,使得那些流行于世、累经翻刻的帖派末流之作,相形见绌。
        金石文字这种自然、稚朴、拙涩、多样的形象,正好与明清书坛求变、求解脱的美学思潮合拍,与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相符,因而,在乾嘉之后,碑派书法很快就兴盛起来,金文、古玺、秦权、诏版、封泥、瓦当、碣石、碑文,乃至清末发现的甲骨、简牍,一切能启发书家创造出新艺术形象的东西,都被请出来作楷模,供借鉴。这些碑派书法的追求者,热心地将形形色色的古文字都推介到人们面前,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这等名人又尽力鼓吹,玩摩、爱好金石文字的人,也就日益增多。
        然而,那么美的金石文字却只能作为远古遗物来玩赏,只能作为书法的借鉴,总是件遗憾的事情。于是,一些开拓心强的书家,就不甘于此,要打开一条道路,创造一个能将金石文字直接见诸创作的新艺术领域。自从文彭发现灯光冻是刻印的好材料后,这个追求就实现了。篆刻,就成为集文人士大夫好古、好金石文字、好书法、好诗词警句、好小玩意等等诸多趣味于一体,并能够随心所欲地刻自己的名字、别号、斋馆、吉语、成语、警句,藉以抒发情怀的艺术品种。
        印章,不仅集文人士大夫的许多爱好于一身,而且,篆刻还是最易上手的艺术。三数个字、方寸之石,不熟篆法可以查工具书,配上风格一致的三四个字并不太难。可以反复多次设计印稿,可以将印稿拓上印面,或用镜子照着描稿。刻的时候,也不像书法必须一挥而就,而可以一刀复一刀,多次地刻。刻了后试拓,试拓了还可再动手补刀修改。越易于上手的艺术,自然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这正是许多文人都喜欢搞搞篆刻的原因之一。
        我们研究一下那些书、画、印皆精的名家的成才过程,也能说明这一论点。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都是篆刻最先出成果,绘画晚年才登高峰。当今韩天衡、石开又是篆刻先出了名,书法有成在后,绘画方在成长之中。
        不过,要特别讲明的是,“容易入门”绝不等于“容易搞”。反过来,许多最单纯、最易入门的东西,往往比那些看来繁难的东西更难登峰造极。
        篆刻入门容易,刻成能品也不难,但要登上大师台阶却是最困难。因为篆刻艺术的造型手段最少,限制太大。方寸之石,三几个汉字,朱白二色,只此而已。要创造世人公认的新风格,难度极大。这大概就是古往今来印人很多,而独立门户、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却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正因为入门容易,对于熟悉古文字的文人学者尤其容易上手,故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成为文人、士大夫、艺术家的宠物。也正因为登峰造极太难,诸多有志者才永无休止的登攀,使之具有永不衰竭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