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吾丘衍 (1272—1311) 在其 《学古编 ·三十五举》的二十九举中说: “多有人依款识字式 (即钟鼎铭文)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即夏、商、周)却又无印。”他从学印的角度讨论问题,以汉印为最古老的印章,而不知三代有印。在书中,吾丘衍提及有关先秦印章的三条文献资料,并作了辨析: 一是“《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美恶,楬而玺之之说”,但“印,其实手执之节”,“而不可印”;二是“战国时,苏秦六印”,但“制度未闻”;三是“《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将军之印’”,但这是 “刘安寓言,而失词耳”——这足以代表十四世纪初学者们对印章起源的认识水平。
        三百多年后,明代的朱简在其《印经》、《印章要论》中指出: “印昉于商、周、秦”,“印始于商、周”,这是对印章源头的一个新猜测。朱氏说: “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纹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极小”。以印形的大小鉴别上古印章,不免失之以偏概全,但朱氏对先秦印风的分析及其用途的推测,都是很有价值的。今人沙孟海在《沙村印话》中曾说:“朱修能生于明季,所撰《印经》、《印品》两书,已定此为先秦印、三代印,识力不可及。唯三代两字时限过宽,未可从。”时限过宽,即意味着朱氏所说还只是猜想而已。
        其实,在朱简之前,甘旸已经提出了“三代印”的推断。在其《印章集说》中,甘氏反复提及,“玺,即印也。上古诸侯大夫通称,秦始皇作传国玺,故天子称 ‘玺’”;“印……三代始之”; “三代以玉为印,唯秦、汉天子用之”。他在书中还专门列了一个 “三代印”的条目,驳斥以往的三代无印说。甘氏说:“《通典》以为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其文未考。或谓三代无印,非也。《周书》曰: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座。则其有玺印明矣。虞卿之弃,苏秦之佩,岂非周之遗制乎?”在这里,甘旸从古文献的记载推断,商代(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之初已有印章的存在。但无论是甘旸还是朱简,他们缺少三代玺印的实物证据,也还不能对先秦印章作出令人信服的辨别,只能笼统说三代有印。因为,直至清代中叶以后,学者们仍然没有能够确定先秦印章的时间,他们称所见到的先秦玺印为“古文印”、“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古玺”等等,至于 “战国玺”或“六国玺”的提法,则是本世纪以来的事了。
        从吾丘衍到王国维,经历了六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才确认了战国玺为已知最古的印章。那么,在此之前的西周、商、夏到底有没有印章,印学界已很少有人再作探究,也很少再提及甘旸、朱简的猜想。没有物证,人们对文献的记载,只能是将信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