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三十年代,古董家黄浚在其《邺中片羽》中首次著录了三枚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一枚是“亚”形玺,一枚是 “”形玺,一枚是 “田”形玺(现藏台湾)。(见插图“先秦印”)。此后,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饶宗颐先生《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分别收录或选录了这三枚铜玺。于省吾、容庚诸家均确认这三枚铜玺系商代之物,并力图破释其文。徐畅在其《商玺考证》一文中引用了徐中舒之说:“关于印玺,前人仅知其为春秋战国时新起之事物。古籍方面,亦于此时始有记载可征。然今竟发现其于一千余年之殷代,使此物而非伪作,则惊人之发现矣。”
        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不仅是考古学、上古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更是为印章起源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因此,尽管还没有能够真正辨认出这三枚铜玺上的图纹或者印文,考古学者、上古史学者和古文字学者们,已经从它们的出土地址,从它们与同时出土物的互证,从它们的造型、铭文风格诸方面,认定了它们是“商先秦印代玺印”。徐畅《商玺考证》一文将这些研究成果引入印学,在总结前贤之说的基础上,以三枚铜玺的铭纹与大量的有同样或类似纹饰的商代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作对照研究,与甲骨文、商金文作对照研究,力图破释三枚铜玺的印文,同时还考证了它们的性质、具体时期及使用者的身份。李学勤 《中国玺印的起源》 ( 《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26日)一文,进一步确认这三枚铜玺为“商代古玺”。这无疑是印章起源研究的一次新进展。

        将这三枚小型铜器定为“商玺”,将最古老的印章定于距今三千多年以前,这在印学研究中有重大的意义。商玺的发现,不仅为古文献中关于商玺、周玺的记载提供了物证,证实了甘旸、朱简关于“三代印”的猜想,从而重新认识印章艺术发展史,而且,也为我们加深理解先秦古玺的发展及其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再也不是无源之水,它与商玺的关系,正像两周金石文字之与商代金文、甲骨文一样,是商代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因而,这意味着与“书画同源”一样,印章和书、画也是同宗的,是孪生姊妹。从另一个侧面看,商玺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商代文化。
        当然,三枚“商玺”的发现也的确有些蹊跷,在近年出版的《印学史》一书中,沙孟海对此仍存有疑问,他说,这三枚铜玺,“形象接近铜器图徽,应该是早期作品,但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因为,商代既然已有印章行世,就不应当仅此三枚,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做了好几十年,至今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原因何在?沙氏推测,“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所以,《印学史》在论及印章起源的问题时,虽然引录了这三枚铜玺,但并没有肯定它们的时代。这既表明了前辈治学的严谨,也是一种进退有度的权宜之策。
        这意味着,除非有新的发现,否则,三枚小型铜器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器物,商代有没有玺印,将永远是一个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