秾纤恣肆 诸体兼备
邓散木的书斋又叫“三长两短斋”。吴语方言把意外的不幸也叫做三长两短。邓散木不避忌,另有一番缘故。他多才多艺,诗词、书画、篆刻兼擅,如要比较个中长短,则说: “我对篆刻颇有心得,因之可以说是有把握的。书法,不论是碑是帖,我见好就学,各体都写,各家都临,而且写过不少,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诗,自问还可以,与书法比,可能还要胜过一筹。词则偶一为之。画无基本功,应酬而已。前三者是我所长,后两者乃是我之所短。我名我所居为 ‘三长两短斋’ 即是此意。”
邓散木从师学书,第一个老师是父亲的同事李肃之。李肃之精鉴笔迹,并以此为业,在有关部门鉴定犯人笔迹。他书赠给邓散之父亲的四屏条,就挂在邓家客厅。邓散木对他的书法很感兴趣,时时对着屏条上的字临写,半年下来已得形似。父亲见此,带他去拜见李肃之,从此建立了师生关系。三十岁时师从常熟书法家萧蜕庵。萧蜕庵擅各体书法,尤以篆隶为长,名重一时,对邓散木的书法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邓散木又师从赵古泥治印。两位老师都是常熟人,故他自称 “虞山弟子”。
邓散木对萧蜕庵、赵古泥的评介,作如此说: “他们作品的成就,完全是从自己苦练的本事打出来的,作品有山林气,没有铜臭味、贵族气,这是真的功夫,绝不是靠科举功名的官僚遗老、斗方名山捧出来的虚名。”这些都是邓散木从老师处取法得到的真谛。
邓散木对书法也下了真功夫。“1945年2月下旬至4月初,计临《兰亭》四十五通。1946年5月30日至6月18日,手写全部《篆韵补》;8月21日至年底,手写全部《说文解字》六大本。1948年1月7日至3月6日,手写《说文谐声孽生述》八大本。”这是他的一段记述。
综观他的书法,楷、行、草、隶、篆无所不能,碑帖并重,草书兼善章草,尤喜狂草,篆书由小篆而溯大篆,对钟鼎金文独有心得,旁涉甲骨文、简牍、诏版、权量等。萧蜕庵曾对篆书体格说过这样一番话: “篆书写得长一些,笔画容易安排,而且容易写得好看;如果能够把篆书写得方,写得扁,写得好看,那才真正称得上是高手。”他始终铭记这一教诲,最后实现了老师的期望。
萧蜕庵篆书取近学吴昌硕,用笔雄健肆辣,邓散木的篆书也有这一路风格的,如1946年墨荷折扇画上的题署。但他不拘门户之别,又学赵之谦,得体势宽博,笔姿圆健之法;并上溯商周秦,调和大篆小篆书体,至晚年申明: “非篆非籀,非古非今,是自己家数,不自门入”。他1962年所书苏轼《念奴娇》词“大江东去”,初看极似从《散氏盘》中来,大有散逸的野味,细看点画结构,则又秀丽和肆辣相织,或委婉用帖学笔法,或苍劲用金石笔法,顺锋起笔和裹锋起笔交互使用,既凝重而又秀气。其结体之势和章法布白之势,尤为绝妙,结体正欹相生,形成了摆动感,体形宽窄之变也随势而定,并对某些偏旁部首的搭配关系作了大胆的艺术夸张,如 “江山如画”的“江”、“多情应笑我”的 “应”,于是形成布白中的 “眼”处,在总体章法的茂密为主的格调中,得一灵动的气息。茂密而灵动是这件书法布白的妙处。毕竟是出于篆刻家之手的篆书,除浓烈的金石气息外,气象万千的布白之妙在字内、字外可供观者细细体味而无穷。
邓散木还善于写草篆,如他1963年旧历6月,即去世前两三个月,所写的贾岛诗。苍渴的墨色,劲健的笔力,流动的笔姿,摇曳的结体和章法,如似不加思索的自由挥洒,意和笔绝无阻隔,得心应手,既意气奋发又苍劲老辣。
邓散木的隶书得力于汉碑,《熹平石经》、《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等均可在其作品中看到潜在的影响。对简牍隶书也深有体验。但他又善于从近人的隶书中汲取新的成分,如清人郑谷口、邓石如、赵之谦等的隶书,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清人的隶书确实具有鲜明的艺术创造性,不但重振了南北朝以降日益靡弱的隶书败局,而且几乎可以与汉人隶书相媲美。邓散木《临池偶得》对赵之谦的书法就十分推崇,称他为 “异军突起的艺术大师”,“八分写汉碑而与汉碑异”,“分书里有篆书笔意,套书里有分书笔意,四体书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他的字里处处都有个 ‘我’字在着,这就是他的不可及处,也正是他的开宗立派的本钱”。《临池偶得》连载于1962年《新民晚报》。试看1963年旧历6月他写的隶书,不也是打通四体书的一件妙作?以隶书为本,糅和了汉碑、简牍和清人隶书的不同特色,参以篆体,再用行书的流动笔势作内在的呼应,如椽之笔,举重若轻,虽秾而纤,寓巧于拙。起首两字,非隶非楷非行,可回味再三。
邓散木的楷书和行书多浸淫于二王书系,对北朝碑版和“二”也下过不少功夫,尤精小楷,可直逼明代书家文征明,所著《篆刻学》洋洋八万余言,尽用笔笔精到的小楷写成,可见功力非凡。小楷书最耗精力,至年老,一般书家大多避而不写,因眼力和腕力常难应付。
邓散木的行书,早年得力于二王,后转学王铎,旁涉米芾。王铎、米芾也属二王书系。所以,邓散木的行书,甚至包括楷书、草书、行草书,总体上以二王书系,或者说帖学体系为根底。他的书学理论基本上也与沈尹默的观点相同,例如: “运笔必须用腕运”,“不可以用指运笔”,“要悬腕”,“笔笔中锋”等等(《书法百问》)。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行书风格与他的篆、隶书相比,有着较大的艺术反差,是一种审美风格的艺术反差。潇洒流丽而秀逸,清新圆转而委婉,不激不厉而得阴柔之美,难见他篆隶书中的豪犷苍劲和古朴雄肆,至晚年而不变,似乎始终臣服于 “二王”,不敢越雷池一步。把他的行书和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等人的行书,放在一起观照,似乎愈发体现了上海籍书家中的群体现象。江南秀丽的山水,吴语的软糯,饮食味觉的甜淡倾向,几乎可与“二王”书风构成异质同构的文化趋向,对他们的审美选择起到了潜在的影响力。但邓散木在他篆隶书体和行书风格上的选择性反差,又是耐人寻味的一种审美选择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迈出了一大步,又小心地退回。兹举三例说明。
邓散木早年署“粪翁”的一件行书立轴,王铎体式比较突出,伴用米芾和二王,在整体的气势上虽不够十分贯通,但跌宕恣肆的气息还是清晰的。他在《临池偶得》中没有评说王铎,但对米芾可谓推崇备至,在宋四家中独标米芾为第一。说: “苏黄米蔡四家,都是学颜的。蔡一面孔颜鲁公,而渺小拘束,不像颜的沉雄阔大。苏则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学的《东方画赞》,而笔下拖沓滞重。黄很有《瘗鹤铭》笔意,而下笔过于经意,有些扶墙摸壁的样子。只有米则大刀阔斧,独往独来,看似不守法度而不觉得犷野,看似跳脱放纵而不流于油滑。特别在他的字里一点也找不出依傍古人的迹象,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就他的书法造诣、书法意境而言,宋四家的第一把交椅无疑的应该由他来坐。”这段论述,不必推敲其正确与否,意在表明了邓散木的审美认同,更要看他如何在创作上表现这一审美认同。1937年4月他所书写的一幅楹联书即基本体现这一审美认同。
这件楹联草书长1.3丈,字可盈尺,气势非凡。他善写大字,三十年代中期曾替杭州净慈寺写巨匾,字大数丈,用拖地板的拖把当笔,奋力书成,围观者莫不惊叹称奇。这件楹联,体式似古拙的章草,但极少用章草的挑法,时用今草的下连运笔法;点画质直劲挺,纵擒自如,如挥长戟,极有气度;运笔之势中宫收紧,间留空眼,纵横欹出而紧留凝住,线条的力度感似是他治刀奏石的铁笔,沉着生辣;章法上,字字相顶,如一气呵成,左右联并非字字以重心相对称,时有参差,但视觉上仍感到左右的匀称和妥贴。在邓散木一生的书法作品中,这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杰作,书风的创新意味极浓,也与他的狂怪个性极相称,有一种野逸、怪逸的意境。虽有些不成熟处,但只要自觉意识到这一步所迈出的开个性书风之意义,就可以在今后的发展中得到完善。当时邓散木才三十九岁。如此不依傍前人的书风,可惜他一步退回原地,沉浸在二王书系中,影响到了他行、草书体的开创性发展和突破。一个最佳的艺术转换的机遇,就这样一闪而过。
上述三件作品,从审美风格上讲,应该说充分体现了邓散木的审美创作表现能力,与他的篆、隶书结合起来观照,更能说明他的表现能力是多方面的,不是出手即成一种雷同的体格。但是,如何把握在多样化的审美表现中的趋向性发展,以强化开创性的赋于新意的个性特点,邓散木似乎缺少一点更深一层的理性自我观照。也许,邓散木也有难言的苦衷,三四十年代他以鬻书操刀为生活来源,像上述楹联的书风,高古如阳春白雪,很难取得一般市民的喜欢。近现代的文化发展,是以市民审美文化为主倾向的,在大都市更为突出,其利弊可以邓散木为例。
邓散木的草书,小草如他的行书,秀丽圆转而润朗,章草也楚楚可观。他对狂草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署名“一足”的狂草最为常见。他晚年(1960年) 因左腿动脉硬化而截去,故以“一足”自号。他的狂草主要取法于明清,祝允明、张弼、詹景凤、王铎等人的连绵草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傅山的草书似乎影响更大一点。他在《临池偶得》中推崇傅山的人格和“四宁四毋”的美学主张,说:“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土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但他毕竟深研二王书系,二王草书的笔法也影响着他的草书。于是形成了邓散木狂草的艺术构成:明清的连绵草为其章法体式,二王笔法为其点画形质,虽狂而严谨。他认为: “(行、草书)一般说来,凡相连的起笔、落笔(包括连接上下字的),可不必逆笔回锋;单起的还是要逆笔回锋。” ( 《书法百问》)
应该说他的狂草的线条质量是高的,比较耐看,但体势环眼太多、触笔太多,以于右任 《标准草书》的 “四忌”观之,则少简质之味,而呈繁复之态,再加上运笔中段较快,节奏点重在起笔、收笔和转折处,使气势的发挥受到一点小心收拾的阻隔。也就是说,邓散木的狂草,从视觉形态上说是狂草,但其内在的狂的气势、神气则不足,除受制于斤斤计较于点画的精到这一点外,在势的营造上也缺乏一点一以贯之的运动趋向。在纵向走笔的过程中,不时有一些突兀的横态之笔,割断了气势的冲击力。如第二行倒数第二字“闲”的拦腰一笔,最后一行倒数第二字“人”的起笔和下连“间”字笔,均与上一字的应接在笔势上存在“错位”感。邓散木狂草缺乏内在的狂势。跟傅山的草书相比,邓散木的点画精于傅山,但一以贯之的气势的冲击力,邓散木就难望傅山项背了。
综上所述,邓散木以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并能,又精于篆刻,确立了现代书法史上的自身价值,而且在诸书体的审美创作风格上能呈现出多样性来,表现了较强的艺术丰富性。在现代书家中,他是属于全能型的,小楷最能表明他的深湛的书法功力,篆书最能体现他的个性风格。
邓散木从师学书,第一个老师是父亲的同事李肃之。李肃之精鉴笔迹,并以此为业,在有关部门鉴定犯人笔迹。他书赠给邓散之父亲的四屏条,就挂在邓家客厅。邓散木对他的书法很感兴趣,时时对着屏条上的字临写,半年下来已得形似。父亲见此,带他去拜见李肃之,从此建立了师生关系。三十岁时师从常熟书法家萧蜕庵。萧蜕庵擅各体书法,尤以篆隶为长,名重一时,对邓散木的书法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邓散木又师从赵古泥治印。两位老师都是常熟人,故他自称 “虞山弟子”。
邓散木对萧蜕庵、赵古泥的评介,作如此说: “他们作品的成就,完全是从自己苦练的本事打出来的,作品有山林气,没有铜臭味、贵族气,这是真的功夫,绝不是靠科举功名的官僚遗老、斗方名山捧出来的虚名。”这些都是邓散木从老师处取法得到的真谛。
邓散木对书法也下了真功夫。“1945年2月下旬至4月初,计临《兰亭》四十五通。1946年5月30日至6月18日,手写全部《篆韵补》;8月21日至年底,手写全部《说文解字》六大本。1948年1月7日至3月6日,手写《说文谐声孽生述》八大本。”这是他的一段记述。
综观他的书法,楷、行、草、隶、篆无所不能,碑帖并重,草书兼善章草,尤喜狂草,篆书由小篆而溯大篆,对钟鼎金文独有心得,旁涉甲骨文、简牍、诏版、权量等。萧蜕庵曾对篆书体格说过这样一番话: “篆书写得长一些,笔画容易安排,而且容易写得好看;如果能够把篆书写得方,写得扁,写得好看,那才真正称得上是高手。”他始终铭记这一教诲,最后实现了老师的期望。
邓散木 《苏轼 〈念奴娇〉》
萧蜕庵篆书取近学吴昌硕,用笔雄健肆辣,邓散木的篆书也有这一路风格的,如1946年墨荷折扇画上的题署。但他不拘门户之别,又学赵之谦,得体势宽博,笔姿圆健之法;并上溯商周秦,调和大篆小篆书体,至晚年申明: “非篆非籀,非古非今,是自己家数,不自门入”。他1962年所书苏轼《念奴娇》词“大江东去”,初看极似从《散氏盘》中来,大有散逸的野味,细看点画结构,则又秀丽和肆辣相织,或委婉用帖学笔法,或苍劲用金石笔法,顺锋起笔和裹锋起笔交互使用,既凝重而又秀气。其结体之势和章法布白之势,尤为绝妙,结体正欹相生,形成了摆动感,体形宽窄之变也随势而定,并对某些偏旁部首的搭配关系作了大胆的艺术夸张,如 “江山如画”的“江”、“多情应笑我”的 “应”,于是形成布白中的 “眼”处,在总体章法的茂密为主的格调中,得一灵动的气息。茂密而灵动是这件书法布白的妙处。毕竟是出于篆刻家之手的篆书,除浓烈的金石气息外,气象万千的布白之妙在字内、字外可供观者细细体味而无穷。
邓散木还善于写草篆,如他1963年旧历6月,即去世前两三个月,所写的贾岛诗。苍渴的墨色,劲健的笔力,流动的笔姿,摇曳的结体和章法,如似不加思索的自由挥洒,意和笔绝无阻隔,得心应手,既意气奋发又苍劲老辣。
邓散木的隶书得力于汉碑,《熹平石经》、《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等均可在其作品中看到潜在的影响。对简牍隶书也深有体验。但他又善于从近人的隶书中汲取新的成分,如清人郑谷口、邓石如、赵之谦等的隶书,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清人的隶书确实具有鲜明的艺术创造性,不但重振了南北朝以降日益靡弱的隶书败局,而且几乎可以与汉人隶书相媲美。邓散木《临池偶得》对赵之谦的书法就十分推崇,称他为 “异军突起的艺术大师”,“八分写汉碑而与汉碑异”,“分书里有篆书笔意,套书里有分书笔意,四体书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他的字里处处都有个 ‘我’字在着,这就是他的不可及处,也正是他的开宗立派的本钱”。《临池偶得》连载于1962年《新民晚报》。试看1963年旧历6月他写的隶书,不也是打通四体书的一件妙作?以隶书为本,糅和了汉碑、简牍和清人隶书的不同特色,参以篆体,再用行书的流动笔势作内在的呼应,如椽之笔,举重若轻,虽秾而纤,寓巧于拙。起首两字,非隶非楷非行,可回味再三。
邓散木的楷书和行书多浸淫于二王书系,对北朝碑版和“二”也下过不少功夫,尤精小楷,可直逼明代书家文征明,所著《篆刻学》洋洋八万余言,尽用笔笔精到的小楷写成,可见功力非凡。小楷书最耗精力,至年老,一般书家大多避而不写,因眼力和腕力常难应付。
邓散木的行书,早年得力于二王,后转学王铎,旁涉米芾。王铎、米芾也属二王书系。所以,邓散木的行书,甚至包括楷书、草书、行草书,总体上以二王书系,或者说帖学体系为根底。他的书学理论基本上也与沈尹默的观点相同,例如: “运笔必须用腕运”,“不可以用指运笔”,“要悬腕”,“笔笔中锋”等等(《书法百问》)。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行书风格与他的篆、隶书相比,有着较大的艺术反差,是一种审美风格的艺术反差。潇洒流丽而秀逸,清新圆转而委婉,不激不厉而得阴柔之美,难见他篆隶书中的豪犷苍劲和古朴雄肆,至晚年而不变,似乎始终臣服于 “二王”,不敢越雷池一步。把他的行书和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等人的行书,放在一起观照,似乎愈发体现了上海籍书家中的群体现象。江南秀丽的山水,吴语的软糯,饮食味觉的甜淡倾向,几乎可与“二王”书风构成异质同构的文化趋向,对他们的审美选择起到了潜在的影响力。但邓散木在他篆隶书体和行书风格上的选择性反差,又是耐人寻味的一种审美选择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迈出了一大步,又小心地退回。兹举三例说明。
邓散木早年署“粪翁”的一件行书立轴,王铎体式比较突出,伴用米芾和二王,在整体的气势上虽不够十分贯通,但跌宕恣肆的气息还是清晰的。他在《临池偶得》中没有评说王铎,但对米芾可谓推崇备至,在宋四家中独标米芾为第一。说: “苏黄米蔡四家,都是学颜的。蔡一面孔颜鲁公,而渺小拘束,不像颜的沉雄阔大。苏则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学的《东方画赞》,而笔下拖沓滞重。黄很有《瘗鹤铭》笔意,而下笔过于经意,有些扶墙摸壁的样子。只有米则大刀阔斧,独往独来,看似不守法度而不觉得犷野,看似跳脱放纵而不流于油滑。特别在他的字里一点也找不出依傍古人的迹象,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就他的书法造诣、书法意境而言,宋四家的第一把交椅无疑的应该由他来坐。”这段论述,不必推敲其正确与否,意在表明了邓散木的审美认同,更要看他如何在创作上表现这一审美认同。1937年4月他所书写的一幅楹联书即基本体现这一审美认同。
邓散木篆书
这件楹联草书长1.3丈,字可盈尺,气势非凡。他善写大字,三十年代中期曾替杭州净慈寺写巨匾,字大数丈,用拖地板的拖把当笔,奋力书成,围观者莫不惊叹称奇。这件楹联,体式似古拙的章草,但极少用章草的挑法,时用今草的下连运笔法;点画质直劲挺,纵擒自如,如挥长戟,极有气度;运笔之势中宫收紧,间留空眼,纵横欹出而紧留凝住,线条的力度感似是他治刀奏石的铁笔,沉着生辣;章法上,字字相顶,如一气呵成,左右联并非字字以重心相对称,时有参差,但视觉上仍感到左右的匀称和妥贴。在邓散木一生的书法作品中,这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杰作,书风的创新意味极浓,也与他的狂怪个性极相称,有一种野逸、怪逸的意境。虽有些不成熟处,但只要自觉意识到这一步所迈出的开个性书风之意义,就可以在今后的发展中得到完善。当时邓散木才三十九岁。如此不依傍前人的书风,可惜他一步退回原地,沉浸在二王书系中,影响到了他行、草书体的开创性发展和突破。一个最佳的艺术转换的机遇,就这样一闪而过。
上述三件作品,从审美风格上讲,应该说充分体现了邓散木的审美创作表现能力,与他的篆、隶书结合起来观照,更能说明他的表现能力是多方面的,不是出手即成一种雷同的体格。但是,如何把握在多样化的审美表现中的趋向性发展,以强化开创性的赋于新意的个性特点,邓散木似乎缺少一点更深一层的理性自我观照。也许,邓散木也有难言的苦衷,三四十年代他以鬻书操刀为生活来源,像上述楹联的书风,高古如阳春白雪,很难取得一般市民的喜欢。近现代的文化发展,是以市民审美文化为主倾向的,在大都市更为突出,其利弊可以邓散木为例。
邓散木的草书,小草如他的行书,秀丽圆转而润朗,章草也楚楚可观。他对狂草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署名“一足”的狂草最为常见。他晚年(1960年) 因左腿动脉硬化而截去,故以“一足”自号。他的狂草主要取法于明清,祝允明、张弼、詹景凤、王铎等人的连绵草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傅山的草书似乎影响更大一点。他在《临池偶得》中推崇傅山的人格和“四宁四毋”的美学主张,说:“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土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但他毕竟深研二王书系,二王草书的笔法也影响着他的草书。于是形成了邓散木狂草的艺术构成:明清的连绵草为其章法体式,二王笔法为其点画形质,虽狂而严谨。他认为: “(行、草书)一般说来,凡相连的起笔、落笔(包括连接上下字的),可不必逆笔回锋;单起的还是要逆笔回锋。” ( 《书法百问》)
应该说他的狂草的线条质量是高的,比较耐看,但体势环眼太多、触笔太多,以于右任 《标准草书》的 “四忌”观之,则少简质之味,而呈繁复之态,再加上运笔中段较快,节奏点重在起笔、收笔和转折处,使气势的发挥受到一点小心收拾的阻隔。也就是说,邓散木的狂草,从视觉形态上说是狂草,但其内在的狂的气势、神气则不足,除受制于斤斤计较于点画的精到这一点外,在势的营造上也缺乏一点一以贯之的运动趋向。在纵向走笔的过程中,不时有一些突兀的横态之笔,割断了气势的冲击力。如第二行倒数第二字“闲”的拦腰一笔,最后一行倒数第二字“人”的起笔和下连“间”字笔,均与上一字的应接在笔势上存在“错位”感。邓散木狂草缺乏内在的狂势。跟傅山的草书相比,邓散木的点画精于傅山,但一以贯之的气势的冲击力,邓散木就难望傅山项背了。
邓散木草书 《李白山中问答》
综上所述,邓散木以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并能,又精于篆刻,确立了现代书法史上的自身价值,而且在诸书体的审美创作风格上能呈现出多样性来,表现了较强的艺术丰富性。在现代书家中,他是属于全能型的,小楷最能表明他的深湛的书法功力,篆书最能体现他的个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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