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诗、书、画。林散之早年曾名 “三痴”,痴诗、痴书、痴画,“散之”即由 “三痴”谐音而来。传统的中国文人均能诗善书,传统的书法家和画家大多书画兼能。林散之生于1897年,时值清末,传统的文化趋向和审美习惯使他要么不习文,要习文就必习诗习书,要么不习艺,要习艺就必习书习画。但,使他自觉意识到诗、书、画对一位文化人的决定性意义和价值的,是他的老师黄宾虹。黄宾虹认为: “明之文、沈、唐、董,至于明季隐逸,画中高手,不减元人,皆从学问淹博,见识深闳而来。若四王、吴、恽,皆所未及,以其不能工书,故画不能极佳也。画以善书为贵,至清代扬州八怪,及诗文人画,不过略知大致,而无真实学力,皆鄙人所不取。”所以,黄宾虹反复强调: “诗、书、画合一,不朽也。”林散之由“三痴”之好到 “三绝”之誉,其转折点,即在这 “不朽”二字的警语上。
        1949年后,林散之曾一度出任江苏江浦县副县长,负责农田水利。1962年调入江苏省国画院任专业画师。但一般人都只知道他是书法家,并不熟悉他的画,更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对此,他似乎并不满意。“不朽”之业诗为首。他说:“后人能称我为‘诗人林散之’于愿足矣。”又自评: “诗、书、画,我的诗为第一位,功夫深,用了六七十年心血。尤其‘四人帮’时,家中书籍被抢烧一空,唯诗稿带在身边,晚上枕头,不让遗失,保存下来,真是苦难重重。”他如此看重自己的诗,并非尽是自我感觉良好。有启功为他诗集《江上诗存》所作序为证,“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又说: “如勉求近似者,惟杨诚斋(万里)或堪比附。”
        林散之《江上诗存》共收有论艺、咏史、怀古记游、赠答等二千三百余首,诗风平易清健而通晓。但诗名被书名所掩,使他颇感失意。
        林散之书名大震,影响所及,远播海外,源于七十年代初。1972年底,日文版 《人民中国》杂志 “中国书法”专栏,首刊林散之,给予高度赞扬,在日本及其他海外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早在半年前,他还正为自己书名不扬而苦恼。5月24日,临写《熹平石经》,他在临书后跋中写道: “伏案惊心六十秋,未能名世竟残休;情犹不死手中笔,三指悬钩尚苦求。”未有书名求书名,有了书名掩诗名,自说诗名称第一,还有一绝为画名。这大概是林散之“三痴”的另一种表现吧。在林散之的书法扬名之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两段轶闻。说有次郭沫若在南京,有关人士请他留墨宝,郭沫若说:“有林散之在南京,我岂敢在南京写字。”
        林散之的画,师从黄宾虹的山水,应该说师承有源。他认为: “画法原从书法出,不随世俗作书奴。”而其实,林散之的书法之所以独具一格,自成面目,其关键因素是画法入书法,而且是黄宾虹的画法被他巧妙地融进了书法。黄宾虹的山水画以善用积墨、破墨而著称,达到了“燥烈秋风,润涵春雨”的境界。林散之对此心领神会,创造性地转化为书法的墨法。而绘画的墨法效果,可通过笔笔层染来表现;书法的墨法只能通过一笔的挥运来表现。这种笔笔层染后的积墨、破墨之墨色,要在一笔的挥运之际表现出来,既是技法技巧更是创造地转化和打通。林散之的“痴”情,必然产生书、画之间的艺术通感。他的书法艺术境界,在墨色表现上得一个“浑”字,即来源于此。当然也来源他亲历万水千山的自然天地之气象。
        七十二岁时,林散之洗澡不慎跌入烫水池中,浑身烫伤,右手无名指、小指烫烂,致使伤愈后完全弯曲与手掌连在了一起。抢救苏醒后,他说的第一句话: “右手还能写字吗?”令医生大为惊讶。兹后他三指执笔,作书不辍,还每天坚持打太极拳,书风为之大变。他风趣地对旁人说: “我是瑶池归来,既然王母娘娘拒之门外,我便返人间,仍操旧业。”嘱人刻 “瑶池归来”一印,并自吟一诗:“劫后归来身半残,秋风黄叶共阑珊。可怜王母多情甚,接入瑶池又送还。”可见其书痴达到了何等程度,胸襟之豁达也可见一斑。
        豁达之胸襟,清健之诗风,对林散之的书法也有深刻影响。他的书法,用笔瘦而清健,纵荡之笔似垂柳飘逸,又似老藤迎风,潇洒豁达,笔力酷如太极拳之韧劲,绵中裹铁。从某种程度讲,是又一种艺术通感所致,书法和诗意、拳意相通。至此,林散之以 “痴”情沟通了画、诗、书,再包括太极拳,达到了化境。这一化境的原动力在于他苦苦求索的一生。他明确自己要直写胸臆,得一个“真”字。他在论书诗中写道:“锥沙自见笔中力,写出真灵泣鬼神。”“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他以 “痴”情求真,又将胸臆之真和天地自然之真,融为一体,使他晚年的书法真正达到了 “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高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