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散之说:“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书家自述,应当尊重,但凡此四变,以后两变为大变,前两变为小变。故笔者认为,林散之书艺经历了三大阶段。
        结识师从黄宾虹之前为第一阶段,即三十一岁前。他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开始学书习画,全凭爱好,未有师承。十四岁因父丧而辍学,随南京张青甫学画工笔人物。十六岁师从乡亲范培开学书。范培开授以唐碑,并授包世臣的执笔法。清末进士张栗庵看到林散之的书画习作,得知出自一位少年之手,甚为欣赞,遂授以诗文词章。张栗庵藏书甚富,碑帖数千册,书宗晋唐,尤好褚遂良、米芾。林散之师从张栗庵后,眼界大开,不仅圈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和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陆游等诗集,而且由唐碑楷书上溯魏碑、汉碑,再由二王而下学李邕、米芾,从此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是以唐楷为主的。他《自序》说: “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唐人书是林散之书法的基本根底,是他循环往复于书法传统源流中的一个基本中心点,包括他的草书。当时一位亲戚请他写地契,酬重金八十银圆。他把钱汇到上海,邮购回一批碑帖画谱,其中有怀素《自叙帖》,见之心中尤为震动,为他晚年致力于草书,以怀素为体,埋下了火种。
        尽管在三十岁之前林散之在地方上已稍有名气,但就收入他书法选集中的两件小楷书来看,仅得一般而已。那年张栗庵对他说: “学者于三十外,诗文书艺,皆宜明其途径。若驰鹜浮名,害人不浅,一再延稽,不可救药。口传手授,是在真师。吾友黄宾虹,海内知名,可师也。”于是第二年,林散之精心画了十幅画,带着张栗庵的推荐信,去上海拜谒黄宾虹,开始步入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
        黄宾虹看了他的画后,一方面赏识这位青年人的好学和真诚,另一方面也毫不客气地一针见血挑明了林散之尚不明学艺之道。说:“君之书画,略具才气,不入时畦,唯用笔用墨之法,尚无所知,似从珂罗版摹拟而成,模糊凄迷,真意全亏。”并将自己平生参悟古人用笔用墨的真谛告示他:“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拆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对黑白虚实之理,黄宾虹说:“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君之书法,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这一席棒喝,林散之闻之悚然大骇,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林散之的书法,最后形成的自己的个性特色,其关键处即在墨色表现的丰富性和黑白关系的调和上。没有黄宾虹的这一金针度人,也就没有最后之林散之书风。林散之喜用浓墨之笔再蘸清水作书,此法即为黄宾虹作画之法。他不但在黄宾虹身边亲睹了这一用墨法的妙处,还亲闻了这一用墨法的奥旨。黄宾虹说:“古人书画,墨色灵活,浓不凝滞,淡不浮薄,亦自有术。其法先以笔蘸浓墨,墨倘过丰,宜于砚台略为揩试,然后将笔略蘸清水,则作书作画,墨色自然,滋润灵活。纵有水墨旁沁,终见行笔之迹,与世称肥钝墨猪有别。”这是黄宾虹对传统用笔用墨法的创新。古人论书法之用墨,重在丰朗,力主“湛如小儿目睛”,必用当日所磨的新墨,宿墨、焦墨、淡墨、破墨等一概避而不用。明末清初一些书家,如王铎,已出现一些破墨的书迹,但像黄宾虹这样全面地突破传统的用墨陈规,尚是第一人。
        林散之在沪上悉心从师黄宾虹学画学书,得以观摩黄宾虹所藏历代名碑佳帖和传世真迹,参悟老师的点拨。在新的艺术思维的指导下,审美目光今非昔比,眼力和审美追求由此而大变,是他一生艺术生涯上的重大转折点。
        黄宾虹还告知林散之:“善用笔者,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重而取其秀。如山岳、江河,无轻松之意,笔乃沉着;沉着之后轻松,犹扛鼎者之举重若轻也。否则如狂飙吹落叶,安得有气?”依此观照林散之晚年草书,可说已得其中三昧。
        最后,黄宾虹告诫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或可去也。……君甚勉之”。林散之遵师嘱,立志远游,师法造化。他在近九十岁高龄时回忆这一壮游之举,仍记忆犹新,说:“……挟一册一囊而作万里之行,自河南入,登太室、少室,攀九鼎莲花之奇。转龙门,观伊阙,入潼关,登华山,攀苍龙岭而觇太华三峰。复转终南而入武功,登太白最高峰。下华阳,转城固而至南郑,路阻月余,复经金牛道而入剑门,所谓南栈也。一千四百里而至成都,中经嘉陵江,奇峰耸翠,急浪奔湍,骇目惊心,震人心胆,人间奇境也。居成都两月余,沿岷江而下,至嘉州寓于凌云山之大佛寺,转途峨眉县,六百里而登三峨。三峨以金顶为最高,峨眉正峰也。斯时斜日西照,万山沉沉,怒云四卷。各山所见云海,以此为最奇。留二十余日而返渝州,出三峡,下夔府,觇巫山十二峰,云雨荒唐,欲观奇异。遂出西陵峡而至宜昌,转武昌,趋南康,登匡庐,宿五老峰,转九华,寻黄山而归。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游记若干篇;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这历时一年多的游历养育了林散之胸中的自然天地之气象,最后与黄宾虹的用笔用墨之真言化为一体,使他的书法呈现出一片 “苍茫”的景象。
        明用笔用墨之理,蓄大千天地之气象,最后熔铸笔端,化为一片“苍茫”,林散之足足用了近三十年的功夫。因为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说: “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岂一朝一夕而变为丝与蜜者。颐养之深,酝酿之久,而始成功。由递变而非突变,突变则败矣。”此理也源于黄宾虹的教诲,他曾举“恽南田、华新罗求脱太早”为例而说明之。于是,林散之多次循环往复于由唐而上溯汉魏,再由唐而下探宋元明清,这一复式学书流程之中,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对米芾甚为用力。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李邕最为用力,认为是 “王右军后一大宗师”。至六十年代初,书风已呈个性体格,可承明清王铎、傅山诸贤。他自述: “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但大王、怀素草书均用硬毫笔,而他喜用长锋羊毫。故其书的点画形质难现切金如玉般的效果,而更贴近明清的连绵草。他所临写的大王草书,以淳化阁帖为法,不以唐摹墨迹为本,似也犯忌,跟沈尹默、邓散木等又不同。所以,林散之书风初立,即以繁复的长线条为视象,缠绕纵擒,发势足,蓄势不够。
        其实在林散之六十岁学草,至古稀之年变法之前,他所最用力的另一书体是汉隶,尤得力于《乙瑛》、《孔宙》、《礼器》、《石门颂》等,为他的晚年草书的成熟风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时他也精研章草,章草体势重在蓄而后发,对他的古稀之变也很有作用。
        总而言之,林散之自师从黄宾虹至七十岁,近四十年的时间,盘旋于传统书法之内,迟迟未有大的突破,到六十多岁才形成他的基本面目,是一种大器晚成的艺术类型。试看他四十年代所临碑帖和六十年代所临碑帖,对比之下,就可明了。他自己似乎也明了这一点,在师从黄宾虹和远游一变之后,只说 “古稀之后,又一变矣”。
        六十年代末以后,林散之的书法进入了第三个演变阶段,也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绚烂的时期,由个性书风的成熟渐至化境,以草书为代表,创作最多,偶写隶楷和行书,自成一体,格调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