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数代经商,直至赵之谦才出现读书人。其子赵寿钰曾撰《府君行略》云:“㧑叔天禀瑰异,颖悟倍常童。甫二岁,即能把笔作字;稍长,读书过目辄成诵。又好深湛之思,往往出新意以质塾师,塾师不能答。……盖自髫龄至成童已便便然称学笥矣。”(转引自王冬龄《宏逸多姿神采飞扬》)
        可是赵之谦幼年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十五岁那年,其兄为打官司以致资财耗尽,自此,家贫不能自给,经常靠典当度日,所以,赵之谦年轻时代即开始了鬻书卖画的生涯。每当饥寒交迫时,赵之谦干脆闭门读书,其声琅琅若金石,被人视为迂怪,他则毫不介意,仍然“凡经史百家, 名物之赜,性道之微, 无不博览旁通, 得其窽要”(《清代七百名人传》)。
        1848年赵之谦二十岁时中秀才,两年后离乡游艺浙闽,后入会稽知府缪梓权幕中,与闻笺奏之事,颇受缪梓权器重。三十一岁时中举。
        1861年太平军入浙,占会稽,缪梓权死难。后来,忌恨缪梓权的人造谣诬陷,清政府剥夺了缪梓权死后享有的恤典。赵之谦挺身而出,上书朝廷为缪梓权翻案,最终又求取了恩恤,因此,赵之谦在当地名声大振。
        1862年,赵之谦三十四岁时,家居在兵荒马乱中被毁,妻女相继病故,事过三月,才获噩耗。赵之谦极为悲恸,故改号悲盦。在这悲悯穷愁之际,只有艺事是他唯一的寄托。
        这年冬天,赵之谦由温州取道海上赴京,据说途中因风暴曾飘至日本界。抵京时已是第二年春天。此时,赵之谦怀有匡世济时之志,热衷科举,前后参加了三次大考,但均未能考中进士。他不能实现经世之志,心中郁愤难平。他曾在《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的序言中发泄愤懑之情:“俯仰身世十数年中,悲悯穷愁,噩梦忽觉。同治初元,航海入京师,屡试皆黜,栖迟逆旅。”并讥讽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中 “其为鹤者,百不一焉”。
        在滞留京师期间,虽未取得功名,但赵之谦的书法、篆刻、绘画、诗文却名动京师,受到祁寯藻、毛昶熙、潘祖荫等权贵激赏。同时,他还和友人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等共同切磋书法篆刻艺术。
        同治十一年(1872),赵之谦四十四岁时得授“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一类文笔小吏之职,并被分派到江西。江西巡抚刘坤一爱惜他的才华,任以 《江西通志》总编。书成后被拔为鄱阳知县,后又历任奉新、南城知县。
        虽然赵之谦仕途阻滞,始终未见荣达,但他在知县任上忠于职守,颇多政绩。
        因为勤于吏治,体力日衰,此时第二位妻子病逝,又恰逢清末天下大乱,清政府增援福建的军队络绎不绝地经过南城县,令赵之谦供办不济,于是又有人乘机进谗。如此,赵之谦终日哀郁,不久病逝,时在光绪十年十月一日,仅享年五十六岁,葬于杭州丁家山。
        赵之谦早年习颜,后服膺碑学,改习魏碑,宗法邓石如。他的书法艺术,篆隶楷行草,无体不佳。笔力坚实,气机流宕,仪态万方,形成了 “颜底魏面”的独特风格,开创了碑学秀雅灵媚一派。
        赵之谦最早是从颜鲁公入手。青年时作品笔力雄浑,结字宽博,毫无当时学颜的圆俗之气。可见他对颜书准确的把握与他超群的艺术天分。清人学颜者多,但少有能写出自家面目者,仅刘石庵、伊墨卿、何子贞、赵之谦数人而已。赵之谦能吸取颜书神髓化入他的书法创作中,学颜而不袭颜之迹,这是具有很高艺术眼光的。
        赵之谦曾自云幼年时即研读过阮元 《揅经室文集》,其中《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对赵之谦书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赵之谦由颜书皈依碑学,奠定了他书法艺术的基本格局。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谈到包世臣著《艺舟双楫》风靡天下,而“承其学者,有吴熙载、赵之谦,皆为世所重”。
        赵之谦的篆隶楷行草均有精深造诣,人们最为推崇的是他的魏楷书,他自己也认为以正书见长。他在《与梦醒书》中说:“弟于书仅能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取法乎上,仅能乎中,此甘苦自知之。”从他自己这段自谦之辞中,我们可以领悟赵之谦为什么对自己的正书较为满意。赵之谦魏楷书(正书)的成就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艺术认识上:即他既穷本溯源,由篆而隶,由隶而正,又取法乎上,心摹手追。
        赵之谦学书穷究本源,然后顺流而下,旁及各体,由篆而隶,由隶而正,讲究源流,极意规矩,故出手不凡,令人惊叹。这正是赵之谦书法博大精深之处。
        取法乎上,这也是赵之谦独具只眼处。他的魏楷书主要取法于《龙门造像》、《张猛龙》、《郑文公》、《瘗鹤铭》、《李仲璇》等。这些魏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龙门造像记》,如 《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等等,这些碑方笔劲挺,极具阳刚之气,字体多呈横势扁方,点画起止转折处显露整齐的棱角,如斩钉截铁,是魏碑中的标准体。康有为认为这类碑“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见《历代书法论文选·广艺舟双楫》)。赵之谦魏楷书法正是取法这类造像记,森挺刚直,雄强浑厚。另一类是《郑文公》、《张猛龙碑》等圆笔遒逸一类碑石。赵之谦特别推崇郑道昭,他曾说:“北朝书无过荧阳郑僖伯。”(转引自王冬龄《宏逸多姿 神采飞扬》)这类书法结体稳健宽博,用笔多取圆势,行笔舒畅,兼融篆书的婉转劲健和隶书的古朴宏逸、草书的流畅飞动。赵之谦同样取法这类劲健圆融的作品。
        赵之谦的魏楷书还揉进了他早年所学颜书的筋骨与二王妍美流便的风韵。他运包世臣“逆入平出”的笔法,化刚为柔,方圆并施,创造出一种婉展圆通、笔姿翩翩、宏逸流美、茂密洞达的“颜底魏面”的魏楷书。
        赵之谦四十一岁时所书 《刘昭注补续汉书八志序》,法度谨严,气息高古,可算是其魏楷书之杰构。
        此作用笔方中有圆,以圆为主,笔势飞动。许多字似从 《郑文公碑》化出,略加方折。撇画重长而取纵势,且带有隶书笔意。捺画多敛,含蓄醖藉。钩画圆转,提按幅度不大,笔画较《郑文公碑》厚重滋润,有颜鲁公神韵。点画起止转折处时常显露整齐的棱角,此乃效法《始平公》一类风格,其入笔轻巧处,亦从《始平公》化出,极富笔意,顿令板滞的魏碑之刀刻味一变而为活泼灵媚的毛笔意趣。此作结体茂密洞达,纯用北魏法,浑厚端庄,入木三分。结字左低右高,左纵右敛,化长为方,化方为扁。笔画与笔画之间紧集,凡交插处均“焊接感”甚佳,特显厚重严密。同时,赵之谦作书还十分注重墨法,如 “昭”字,左润右枯,变化分明,富有韵致。

赵之谦 《抱朴子内篇佚文》

        此作化刚为柔,流丽宛转,字字相关,如落花依草,点缀妍媚,十分可喜。正如符铸所云: “(赵之谦)作北魏最工,用笔坚实而气机流宕,变化多姿,极为可贵。”( 《书林藻鉴》)
        赵之谦不但大楷佳妙,而且小楷书也十分清逸,如《补寰宇访碑录》手稿,极有北朝墓志风韵。
        赵之谦的行草书也与众不同,既不是纯正的帖学派,也不同于正统的碑学派。他的行草书具有比较纯正的北碑体势,稍掺汉隶和颜书笔意,姿态翩翩,婉美灵动。可以说,赵之谦所擅各体中最为天然自如,有自己创意的莫过于他的魏体行书。“昔文湖州”行书四屏条即是一桢绝妙的 “样品”。
        就其整体而言,似信手而成,无拘无束,字的大小变化,一任自然,形成不同节奏,大小相间,长短相宜,枯润相生,字字独立,而又气韵相连,形成微妙的疏密虚实的对比映衬。此作写来娴熟自如,心手两忘,确为不可多得的杰作。
        在整个章法安排上,某些字又随其体势,或长或短,或正或欹,错落有致,极为生动。总之,赵之谦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化方整、刻凿为圆熟流丽,笔酣墨畅,精力弥满,写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样式,成为一个在碑学上有独特贡献的书法大家。
        我们可以从赵之谦与何绍基的对比中更加深对赵之谦书法特点的认识。赵之谦曾将自己的书法与何绍基相比较:“何道州书如天仙化人之妙,余书不过著衣吃饭凡夫而已。”(转引自王世国 《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呢?我们认为,这句话当然包含着他一定程度的自谦,但是也反映出赵之谦的某些书法艺术思想。赵之谦似乎并不看重自己的书法,他专注的是科举仕途,他以一个凡夫俗子的心态来作字,因而把高古玄妙的书法世俗化,创造出雅俗共赏的书法艺术。何绍基则甚着意于书,临习之勤,少有匹敌。何绍基运 “回腕”特技,写出的生疏颤抖的线条与赵之谦圆熟老练的线条正好形成对照。“天仙脱俗,不食人间烟火,故曰生;著衣吃饭则世俗中事,日日平凡如是,故曰熟。”(陈振濂《书法学综论》)另外,同是取法颜书和魏体,何绍基的楷书、行草书可谓 “魏三颜七”,而赵之谦则正好相反,可谓之“魏七颜三”,这也许就是人们称赵之谦楷书与行草书为“颜底魏面” 的原因。
        赵之谦小草书信札茂密朴拙,意趣高远,迥出时流之上。如 《书法》总第二十六期所载 《致稼孙书》,字形横撑,质朴精丽,行气贯注,遒劲酣畅,如和风偃草,披美缤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