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杨守敬有一个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就必须把他放到书法历史的长河中来观察,唯有如此,方能发现他的不同凡响与超人之处。
        从秦汉以来,善书者辈出,中国书苑时有辉煌。至清初已似强弩之末。清继明辙,仍董、赵之天下。加上康、乾两皇之偏嗜,朝野上下,书风大同小异,生气黯然。纵有一、二好古思变之士,如翁方纲、包世臣之流,扬碑抑帖,亦积重难返。康有为固然后来居上,世袭的馆阁体被他一拳击碎,摧枯拉朽,清扫无余。然其书如龙象蹴踏,轨辙俱废,只可充观赏而不可为典要。
        继往开来、独拔艺林者当数杨守敬,他兼容汉唐书风,怀有分隶行楷之长。与康有为一样,他主试只中了个举人,在科场转了个圈子就出来了,这乃是书法艺术界之一大幸事。正因为如此,杨守敬的书法天资未能泯灭于官朝之中。杨守敬所收藏的稀珍石墨、奇碑佚帖也极丰富,取之左右逢源,为他博习多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是这诸多条件使得他能力破传统的门户主奴之见,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导致了南北两派的汇流,迸发出革故鼎新的曙光。
        杨守敬在书法上可谓楷、行、隶、篆诸书俱长。其字体坚光照人,方圆并用,寓变于常,流动而出之以沉着,于拙朴中见其秀发,遒劲浑厚,相得益彰,古意新韵,令人味之不尽。
        杨守敬四岁丧父,以后靠祖父抚养,十一岁时开始一边站柜台,一边苦读。由于家境清贫,练习书法必十分珍惜纸墨,非但一纸正反两面书写,而且一面亦以浅红、深红、淡黑与深黑书写多遍。但此时他的书法仍不能入大堂。十八岁那年参加府试,答题准确无误,却因书法功底欠佳而榜上无名。究其原因乃主考官颇好书法,见其答卷笔力不够因而搁于一边。从此,杨守敬刻苦研习书法,第二年府试便取得了名列前茅的佳绩。此后,杨守敬更是不间断地习书,并广泛搜集碑帖、法帖,“储藏之富,当世罕匹”。
        杨守敬的书法艺术强调“变”即创新。他认为后人的字与前人的字 “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于门外汉也”(《楷法溯源》)。书法创新在杨守敬身上不仅体现为书法意境、格调上的创新,还体现为书法线条、结体和章法的创新。“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一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朝,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楷法溯源》)由此可见,杨守敬的创新意识是非常强的。正是由于杨守敬提倡创新,废弃古旧,所以他能不拘泥于古法,冲破旧观念,重视碑刻,同时明确提出重视侧锋。细观其字苍遒有劲,如刀劈斧削,却又英姿秀逸。杨守敬的隶书凝重而神逸,结体上颇具新意,楷隶、魏碑等多种风格均揉合于其中。字里行间,结体严整,章法秀逸,于法度中见创新,创新之中显法度。熊会贞称赞道: “先生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日本闻人亦久仰至极”( 《邻苏老人年谱》)。世人评价中,有人认为杨守敬书法以行书为最,但又有人认为其金文更胜一筹。不管怎样,杨守敬可谓是个书法全才,诸体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呼之即来,出之入神。
        杨守敬在书法理论上也颇多建树。他为了继承和发扬书法的优秀传统,不惜代价广采博搜各种碑刻和法帖,仅《楷法溯源》一书,他搜集风格各异的法帖和碑刻竞达一百四十多种。他所著的 《评碑记·评帖记》、《楷法溯源》、《学书迩言》等专著,都是他分析和研究我国书法传统的结晶。在撰写这些著作论述时,他十分注意文章的可读性,凡“不适用”、“不尽职”、“骇怪”的字均弃而不用,如他在《学书迩言》中说:“三代古文尚矣,然高古绝能,变化无方,今不适用,又不能尽职。”这样做,他是有道理的。比如“晋人虽工行草,然用之简札,未有施之金石者” ( 《学书迩言》)。
        在书法技能上,杨守敬极力主张侧锋运笔,他认真分析了古人用笔之法,对众人一致公认的“藏锋说”进行了批驳。他说: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似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论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有诸法之妙乎?”由此可见,杨守敬的见解是入木三分、非同凡响的。
        即便对待碑和帖的态度上,杨守敬也不人云亦云,而是以理而论的。杨守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帖学衰、碑学兴的时代。当时一些著名人物如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对碑学的鼓吹和对帖学的压抑,令时人学书皆以北碑为宗,对帖学嗤之以鼻。而杨守敬则不然,虽然他也十分崇尚北碑,但他却认为碑帖各有千秋,说碑绝对比帖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集帖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他的这一评价对扭转当时矫枉过正的书学意识是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