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断言,杨守敬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大大逊于他在日本书法史上的地位。1880年杨守敬曾作为外交人员赴日,出于金石学家的癖好,他带去了数以千计的碑帖原拓、汉印以及古币等。这种个人癖好所产生的影响是杨守敬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在滞日的四年中,可以说是他引发了日本书学的一场革命。
        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从西方引进科学文明,但对于中国文化仍怀崇敬仰慕之情,在艺术方面尤其如此。历史上中国每一次书风的嬗变都对东瀛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唐朝崇尚大王,在日本有空海、最澄等人效仿;宋书尚意推动了日本僧禅墨迹的风行。杨守敬带去的碑帖,都经过其创新意识的选择,有脱俗创新之意,一时间成为日本书学界的神品。日本文明从隋唐发足,失去了秦汉文化这个“根”,对秦汉篆隶书和六朝碑帖书法还十分陌生。尽管日本书法经历了行草、帖学的发展,至江户后期,日本这种优美的却又是单性繁衍的书法已是强弩之末,苟延残喘。正是在这一时候,杨守敬的古碑古帖让日本书界耳目为之一新,于迷茫之中又看到了希望,于惑然之中发现了生疏的、迥然有异于二王正统的书法艺术宝库。杨守敬在日本时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其得意门生有日下部鸣鹤、严谷六一、松田雪柯,后来他们都成了日本明治初期书法的巨擘。历史上联结中日书法纽带的,在平安时期有空海大师,在镰仓、室町时期有荣西和西行,到了江户时期有独立、隐元等人。杨守敬则可谓是第四次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与领袖。他成功地改变了沿袭上千年的日本书法传统观念,把篆隶六朝碑版带给日本,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场书法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书风的嬗变,而是产生了书法性质的转变。
        杨守敬的 《学书迩言》一书对日本书学界也影响颇大。该书与多数学术著作不一样,它重资料,重品汇,重微言大义而不重系统文化,所以读来十分情真意切,没有装腔作势,亦无条条框框。这本书是他七十三岁那年在上海为日本学生水野元直写的讲义稿,言简意赅地客观评述了历代碑帖的真伪优劣,评价了中国和日本书法家的成就与得失,立论公允精当,颇受学术界重视。杨守敬在此书中提出,学好书法,除了天分、多识、多写外,还必须要人品高、学识富。他说: “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学书迩言》)这一见解无疑触及了书法艺术的本质,也道出了书法家与书匠的隔壤之所在。
        由于杨守敬在书法、书论以及书法文化的传播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使得他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被日本书法界称之为“日本现代书法之父”。他是无愧于这种殊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