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出身在书香门第。光绪六年,年届而立的沈曾植进士及第,自此厕身宦途,政事之外专心学问,“当时推为律家第一”;“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心力。……六十四岁后始专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见《书法》1985年第4期)。《清史稿·本传》卷四六九称: “曾植为兼学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对沈曾植广博学识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沈曾植“方笔翻转,开书学新境界”(沙孟海《书学师承交游姓氏》)的书法艺术成就却只字不提。究其原委,或有以下两点,一是沈曾植一生大部分时间主要治学而以书法为余事; 二是沈曾植书法走的是一条既有违于晋唐前贤法度,又有别于“尊碑抑帖”时风的道路。而我们要说的和加以评价的是,正是这两者才构建起一个书法史上的沈曾植坐标点。明、清之际,“阁体”帖学主流书坛,其间虽有徐渭、张瑞图、傅山、黄道周、倪元璐等标新立异、大抒性情,然终不及赵孟頫、董其昌两家之影响,故积习因存,时弊益重。乾、嘉年间,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兴起和大量碑版墓志的发掘,为大批学人提供了一种向残碑野志、吉金断简等取法的机会和实物,学界风气渐转。加之阮元《南北书派论》、包世臣《艺舟双楫》等力倡北碑书法,其后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更是树起 “尊碑抑帖”的大纛,大肆冲决“馆阁体”盛行的时局,书坛面目至此一新。
        沈曾植与康有为同时代,且两家交谊颇深。据《康有为年谱》自述: “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事。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可知康有为大名鼎鼎的 《广艺舟双楫》一书,就是在沈曾植促使下写成的。但沈曾植走的却是一条不同于康有为的道路。沈曾植高倡的是“碑帖兼融”,并以自己的博识和创造力为之躬践力行。就连一向自命不凡的康有为对沈曾植的书法也是十分钦佩的,当时有人请康有为书《吴北山墓志》,康有为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结果是康撰文、沈书丹。沙孟海曾说过: “他 (指沈曾植)是个学人,虽然是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沙孟海论书丛稿·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是对沈曾植的书法道路和艺术成就的高度概括。郑逸梅先生也说:“寐叟的书法,中年法包慎伯,形神俱到,既而脱颖而出,纯用方笔,取径黄道周,上溯钟繇、索靖、旁参章草及齐魏碑版造像,冶为一炉。”(转引自俞建华《从“书当造乎自然”讲起——兼论沈寐叟的书艺》)。据《寐叟题跋·三希堂法帖跋》云:“光绪壬寅正月,重入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生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暮云四合,矮窗展玩,怊怅称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持卿记。”可知年过五十的沈寐叟对书画的投入更重。“辛亥革命后,沈曾植思想日趋保守,蛰居上海海日楼中,把全部身心投入了书法艺术和碑帖版本的考证。”(徐润芝《近代杰出书法家沈曾植》,见 《浙江近现代书法研究文集》)关于沈曾植的书法,下面两句话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曾熙认为: “(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转引自俞建华 《从 “书当造乎自然”讲起——兼论沈寐叟的书艺》)郭绍虞也认为:“书家有刻意求生者,沈寐叟就是其中特出者,这种生正是恰到好处,所以不涉于怪。”(见王蘧常 《忆沈寐叟师》)可见沈曾植有着自己的追求,有着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