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代表沈曾植书法成就和书史地位的,无疑是他那风格独特、“奇峭博丽”(章士钊语)的行、草书了,时人及后人对此也推誉颇多。沙孟海所说的“方笔翻转,开书学新境界”,指的就是沈曾植的行、草书以写碑笔法写帖、碑帖兼融的创新之举。清代中叶,大兴金石考据之学,使得一大批痛恶“阁帖”的学人都先后投入对先秦籀篆、汉魏六朝碑版的无比向往和热切的学习之中,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康有为等都先后取得相当的成功,其后果自然是帖学衰微、草书旁落,以致论者有了“明代无篆书,清代无草书”(金天翮语,转引自王蘧常《忆沈寐叟师》)之评。王国维有句: “古意备张、索,近势亲倪、黄。”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沈曾植行、草的渊源。《霎岳楼笔谈》的评析则更为详尽:“寐叟执笔颇师安吴,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渐有入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林,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见马宗霍 《书林藻鉴》卷一二)沈曾植入室弟子王蘧常先生认为: “(沈寐叟)诸体中草书尤工。”(《忆沈寐叟师》)向燊说: “草书尤工,纵横驰骤,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见《书林藻鉴》卷一二)此言极为明了地点出沈曾植草书的历史价值和遗憾——沈寐叟草书的出现,在碑学盛行的清代有着复明草法之功,但其书名却是生前不如身后盛。沈寐叟碑帖兼融、合而为一的创新,和当时倡导碑学运动的康有为等人的观点形成一种较为鲜明的差别,在审美价值、取法走向上也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书家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选择心态。因此,沈曾植草书不为时重并不值得惊讶。对此,有论者认为,应该说从纯艺术的角度看沈曾植的观点并没有错,反映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文化心态。比较公允看待各种艺术流派和表现风格,并且力图印证各种流派之间不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和相似之处,揭示艺术表现内在本质的一致性。不过,沈曾植与当时的康有为等人相比较,无论其在艺术主张和思维方法上都是趋向于保守的,这就决定了他的书法变革只能是渐变型的,因而他未能在当时获得广泛而普遍的影响。

沈曾植 《七律》

        但沈寐叟在现代书坛上的影响,尤其是在沪、浙一带的影响仍是巨大的。现当代书坛的巨擘,如马一浮、沙孟海、王蘧常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沈曾植的影响和熏陶,王蘧常更是用“方笔翻转”之法把章草写得独具风神。三位大师也都像沈寐叟一样有着博大精深的学问,这是否又给我们一种启示:中国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学问,一种以中国文化作根柢的学问。书法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已渐渐脱离了实用的功利目的,抒情功能日益浓重,使它更快地趋向一种审美目的,艺术家的个性和表现在作品中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于是沈曾植在现当代书坛有了崇高的地位,其作品和创作方式在当代书坛大放光彩,正如胡传海在《文化视野中的沈曾植——沈曾植书学思想述评》一文所指出的:“沈曾植的存在之所以是真实的,在于我们与他交谈,他与我们面临共同的问题,并互相要求解答,情感与心智上的交往、对话、共感把历史文化与现时的历史意识联系了起来。从书法创作的当代接受角度看,沈曾植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我们同样面临碑帖抗争、中西文化交融,书法观念动荡激烈……沈曾植的碑帖融合倾向契合了当今不少书法家的审美意绪,于是沈曾植从历史的后台走到了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