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于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一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书学思想。此书得以问世,就当时的政治背景言,与他上书失败有关;就当时的文化背景言,与清代注重金石考据与 “尊碑”的书风有关。
        康有为书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历史提供给这位近代史的风云人物的,是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他出生的那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隆隆炮声响彻大半个中国。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青年时代的康有为,面对“列强环伺”,国势日衰的严酷现实,心中无限忧虑:“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上清帝第一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1888年10月,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极言时危”,请求皇上及时变法。一个毫无官职区区生员竟胆敢向皇帝上书,这在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騤和徐桐等人眼中,真是“胆大妄为”之至。言路遭到堵塞,奏折未能上达。事后,他们对康有为进行嘲笑打击,并散布谣言,企图陷害。知情的朋友们劝他“勿谈国事”以避祸。这是促成他撰写 《广艺舟双楫》的近因。据 《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 “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康有为这时有诗可相印证:“上书驚阙下,闭户隐城南。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谭。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日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南海先生诗集·汗漫舫诗集》)
        康有为为了避祸,暂时勿谈国事,才“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摛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钩午是富。 发先识之覆疑, 窍后生之㝔 (原文宦, 疑是㝔)奥,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莫(暮)也”。(《广艺舟双楫·叙目》,以下简称该书目次)然而,康氏钻研书法理论,绝不仅仅是为了排愁遣闷,消磨时光,而是将自己的变法维新思想渗透在书学理论的建构之中。他这样表明自己研究的目的: “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原书第一》)书学与其它理论一样“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 《叙目》)。康有为在包世臣《艺舟双楫》书名前加一 “广”字,顾名思义,便知是继包世臣书论而作的论书著述。他要在包氏著作基础上加以深化与拓宽。包世臣 《艺舟双楫》的内容包括两部分:“论文”和 “论书”。就“论书”而言,包氏虽然为提倡北碑风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然而,在理论上却缺少完整的体系。康有为对包氏书学“孳之衍之”,其主旨在遵循包氏尊碑贬帖,尤其特尊北魏(包括北魏的齐、周)的碑。同时,康氏在荡涤萎靡不振的帖学书风时,处处不忘反击顽固的守旧派,在倡导书法革新观念时,时时发露出其社会改革的主张。
        康有为书学思想形成的另一原因,则源于清代尊碑理论与实践的文化氛围的形成。自唐以来,“中和之美”日渐成为书法的最高艺术境界。伴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清代书学也走过了由重“帖学”向重 “碑学”的演进历程。康有为把这个历程称为 “四变”:“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体变第四》)由于康熙、乾隆二帝对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偏爱,富有“中和之气”的赵、董书体,因之“臣下摹仿,遂成风气”。(同上)加之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子为了明哲保身,挤身仕途,要么热衷于“干禄体”的应制之书,致使此风愈演愈烈,结果,导致千人一面、布如算子的“馆阁体”泛滥成灾。整个书法弥漫着一股衰靡之气;要么钻到故纸堆中,从事考据之学。康有为曾这样概述当时文化的气氛:“乾隆之世,戴东原专言小学,弟子段金坛(玉裁)、王引之(伯申)扬其波,而风气一变。”( 《康先生口说》)之后,文字训诂、金石考据之学风行一时。
        然而,清代汉学的风行,也产生了它的负面,即金石考据的成果和大量文物碑版的出土,又为书法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清代碑刻的出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学叙第二十二》、《述学第二十三》等章节中,可以看到康有为怎样鉴赏和临习大量的碑帖。他说由于观赏过“千碑百记”,才得以“发先识之覆疑,窍后生之㝔奥”。 ( 《叙目》) 他入京师后, 购置大量碑版,“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述学第二十三》)。由此可见,康氏不仅对碑版古帖的收藏费过很多的精力,而且对碑版的研究亦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
        清代尊碑书法实践,也是康有为书学形成的重要因素。清代书宗秦汉、北碑而成名的书家不乏其人。与邓石如同时的黄易,隶书冠绝一时。他从摹写汉碑入手自成一家;而程蘅衫、吴让之虽未入邓完白堂奥亦为碑学的盛行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嘉、道年间的清代艺术大师何绍基,以仿北碑得《玄女碑》之法而卓然成家……这些碑学实践家,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过康氏书学。当然,对其书学产生过直接影响的要数邓石如、包世臣、张廉卿等。他说:“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又说: “廉卿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得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变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 《述学第二十三》)康氏尤其对清代“作篆第一”高手邓石如称赞备至。他说:“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
        康有为总结清代书家的得失,说明正是由于清代形成尊碑大势,才使书风为之一变。伊秉绶“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 《吊比干文》,瘦劲独绝”,邓石如“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此二人“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相反,翁方纲由于“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耶?”(《尊碑第二》)康氏认为,凡从碑学入门,定能“直接晋魏之传”,达到神韵绝俗的佳境。
        从书法理论研究来看,清代崇碑学,在康有为之前已有阮元、包世臣倡导在先。阮元提出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说。他把正书和行草分为南北两派。他说:“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 “南派字迹但寄缣楮,北派字迹多寄碑版”;“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阮元《南北书派论》)。在中国书法史上,首先亮出了尊碑的观点。他用大量事实论证了真正的帖学始于宋代,而唐代尚多北派书法,这就提高了北派书法的地位。但是,阮氏之倡导碑学,是将碑学与帖学并峙。他说: “短笺长卷,意志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 《北碑南帖论》)包世臣之论偏重北碑,却又不忘劝导学书者“宜择唐人字势凝重,锋芒出入有迹象者”为范本。(包世臣 《艺舟双楫》) 足见他虽尊碑也不卑唐。
        康有为认为元、明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体变第四》)。他从赵、董书风和“馆阁”习气中,看到了它与变法维新主张无法推行的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是“祖宗之法不可言变”传统观念禁锢的结果。这是康有为书学理论基础远远高出于阮、包。书法衰靡与国家衰弱相同,书法的振兴与国家富强有关,唯一出路就是 “变”。
        如何变?在政治上主张“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在书法上则以退为进找到了魏碑。于是,他从当时大量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的墓碣石碑、摩崖造像中发现了一种粗犷、质朴、雄浑、恣肆的阳刚之美。他认定这是根治“馆阁”书风的灵丹妙药。康有为继承阮、包尊碑的理论,树起了 “尊碑卑唐”的大旗。他的书学理论有破有立:“抑帖卑唐”是其所破,“尊魏崇碑”是其所立。其真正的意图不仅仅是对魏碑的再认识。正如江虹先生所说:“康有为对魏晋南北朝碑刻那连篇累牍近乎顶礼膜拜的推崇,并不是对这些碑刻原来意义上的忠实理解,而是融进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的。”(江虹《康有为书法审美理论管窥》)康有为把话说到了绝处:书至南北朝,“至矣,观斯止矣”。(《卑唐第十二》)在南、北朝中,“惟南碑与魏碑为可宗”( 《十六宗第十六》),而南碑与魏碑中又尤以魏碑为佳,它“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自能蕴蓄古雅”,是后人 “所不能为者”。他甚至说: “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备魏第十》),“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卑唐第十二》)。康有为把魏碑当作书法最高的艺术典范,显示了康氏标举学古,期望书法与国运一样通过变革,由积弱走向雄强的审美旨归。
        康有为在二十岁开始探索考校到三十一岁时完卷的宏篇巨制《广艺舟双楫》,集中地表述了他的书学思想。概而言之,他的书学思想坚持了标举学古,以变为主的原则; 提出了 “尊魏推碑,抑帖卑唐”的主张; 注重书家“贵存想”,“移人情”,以完善书法的表现性;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碑刻的评析,建构自己 “雄强茂密”的审美理想。
        康有为书学的哲学基础
        康有为的书学与他的哲学思想几乎都是八十年代形成的。1891年,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刻成 《新学伪经考》,次年又刻成《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是康有为思想的代表作。康氏哲学,深深渗透在其书学之中。无论是《广艺舟双楫》宗旨的确立,还是一些概念的提出,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他的哲学思想对其书学的重要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康有为从“宇宙在我”的哲学观出发,认为书法之妙来自于 “心意”。认为主观精神的 “元”、“心”、“仁”是一切客观事物的本体。所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意思是,无形象的绝对精神“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而 “阴阳”是可见可论的 “物理” ( 《指物质世界》),它是“元”的具体表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康氏的哲学思想的确是矛盾的体系。“康有为的 ‘以元为体’ 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同时也成了主观唯心主义‘仁”的哲学。” (邝柏林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康有为哲学思想来源极其复杂。蔡冠洛说他的文章“杂糅经子史,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为一炉”( 《诸代七百名人传》下册)。当然,最主要的,是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易传》的思想,董仲舒的思想,陆、王心学和佛学对他的影响。他的 “太一者,太极也,即元也”,是 “万物资始也”; “元为万物之本”;以及“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以君统人”等等 ( 《康先生口说》),都直接取自 《春秋繁露》和 《易传》。此外,梁启超说他 “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结果得出“性海浑圆,众生一体”的结论 (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
        同时,在康有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里,还包含了泛神论思想。他企图把物质和精神调和起来,利用华严宗的世界与“法界”不相外的说法,否定了佛教完全摆脱现实生活的物质欲望,去寻找精神性的“法界”的说教。他说宇宙万物由 “元”即 “全神”产生出来之后,这个 “神”就在万物之中,各种事物都是 “神”的一部分,“无物无神”。佛的 “性海”、“法界”是“元”是“神”,所谓 “性海”、“法界”与 “众生”世界合而为一。“庄严世界,即所以庄严法界”(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正是以这种泛神论观点为依据,积极主张改革现状,“专肆力于造世界”,“务于世间造法界”。(同上)
        中国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殊门类,它的技巧的运用,风格的构成,无不渗透、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液和养料。尤其渗透着深刻的民族哲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氏书学必然受到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核心所支配。我国民族哲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大多数学者认为,是 “天人合一”观,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康有为的 “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以君统人”即是典型的 “天人合一”观。康有为曾说: “‘万物皆备于我’,孟子何等气象。”(《康先生口说》)他称赞子思的“慎独”是“独传之心法”,对它表示 “欣喜顺受”(《长兴学记》)。他的 “主静”、“养心”,以达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戊戌变法》一),不正是典型的 “天人合一”观吗?
        康有为从 “天人合一”观出发来探索书法的外部规律。他的书学中,有时将道的 “万物相齐”,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理应“逍遥”的观念引进书学,提出 “写《黄庭》则神游缥缈,书 《告示》则神态沈郁、能移人情” ( 《缀法第二十一》); 有时借用佛的万物万念皆“空”的概念,倡导“书法如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同时,他的书学还继承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儒家将人与社会统一起来,一方面强调“重义轻利”,经世致用;一方面又强调人只能入于自然,掌握创作技法,才能出于自然,达到顺乎自然之境。他在书学中将这些思想融合其中,既讲了技法之重要,又强调“先贵存想,驰思造化之故,富情深郁豪放之间”,达到“新理异态,自然佚出”(《缀法第二十一》)的艺术至境。
        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儒、道、佛思想来源不同,开始时相互排斥,但经过漫长的中国民族文化长河的冲刷、渗透、融合,久而久之,逐渐统一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了。纵观康有为书学,不是渗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精神的内核吗?
        其次,康有为以“大小齐同”的泛神论思想来标识其书学不同于 “汉学”。
        再次,康有为书学中贯注了变易思想。
        康有为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变易思想。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变易、进化的。这是康有为哲学中最富生命活力的观点,也是他倡导变法维新的主要哲学依据。康有为撰写《广艺舟双楫》的真正用心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