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乙未科(1835)湖南乡试解元,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三年后散馆,授编修。在此期间,历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提调,武英殿总纂等职。此后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皆得士称盛。
        咸丰二年(1852)任四川学政,力主整顿改革,建树良多,深得民心。以不畏权贵,直陈时弊,奏参督抚,结果招致权贵以 “肆意妄言”,于咸丰五年(1855)夏免去学政。此后绝意仕进,赋诗饮酒,挥毫展翰,执教课徒,校刊典籍为事。先后主讲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达十一年之久。
        同治九年主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旋又主浙江孝廉堂讲席。
        何绍基的学书历程
        生平好学,无所不窥,博览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碑版文字,历朝掌故,亦无不了然于心。所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文钞》等。
        其子何庆涵在《先府君墓表》中说:“生平于诸经、说文、考订之学,用功最深。文章师法马、班、昌、黎,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书法溯源篆、分,下逮率更父子、鲁公、北海、东坡,神明众法,自成一体。旁及金石、图画、摹印、测算,博综覃思、实事求是。”
        曾国藩曾说:“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杨翰称其书“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奕人传》谓“有清二百余年一人”。谭泽闿说:“先生与钱南园、刘石菴和翁松禅,并为清代四大书家。”1963年4、5月,陈叔通老人亦两次在给笔者的信函中说:“蝯叟清代杰出之一人,其品质至足重视”;“何为清代杰出之书家,翁(同和)不如远甚”。众论翕然,何氏当之无愧。

何绍基 《论画语》

        其学书,曾经历了艰苦磨炼过程。年少时,为了寻碑觅古,常头顶草笠,足履芒鞋布袜,不畏山高水险,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也得目睹亲拓一碑为快,见者不知其为贵公子。每至镇江焦山,必手拓《瘗鹤铭》。1832年严冬,冒雪去焦山拓碑,诗纪其事:“我昔渡江冬扬舲,笠戴大雪拓鹤铭。登山瞻之疑有灵,雪色石气交晶荧。”
        写字临碑,是其日课,自少至老,无论寒、暑、舟、车,从不间断,且数十年如一日。他自己说过: “平生肆力在书律,氈蜡蒐寻遍寰宇”,“午窗描取一两幅,夜睡摹想画破衾”,“名牋古砚殷勤意,未了浮生翰墨缘”,“三十年来为《鹤铭》,颠风断渡屡扬舲”,“摩挲十日不忍释,老腕钩出多细筋”。这些都说明他习书的勤奋不怠。
        他学书法,自谓“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 “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始学颜鲁公,便用悬腕作藏锋书,日书五百字而不间,以为常课,大如碗,横及篆隶。因其书根篆、分,通会欧阳询父子及颜鲁公、李北海、苏东坡诸大家,故自成一体。
        何庆涵说: “先公六十岁后,喜临分书,两京诸碑摹写殆遍,而于张公方、杨孟文二碑临本尤多,各百余通。”其长孙何维朴亦说:“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 (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 《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
        从他亲属的这些追述,人们从而可知蝯叟一生为书法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至老不衰,真是难能可贵,实后学楷模。
        何绍基各体书赏议
        蝯叟书工各体,早岁力楷,中期兼行,晚年专攻篆隶。所书为书苑重视,故广为流传。现分体赏鉴之。
        第一,他的楷书,早年从颜书入手,并兼习欧阳通《道因碑》及北魏《张黑女墓志》。经其苦心孤诣,熔冶锤炼,深得三者神韵,所以内涵十分丰富,成为别树一帜的楷书。
        其所以宗颜真卿,不仅爱其书格,尤重其人品德。他曾说: “晋世已遥,右军神品,真迹难觅,存者模糊于斑剥残石中,求右军神妙,是何可得?颜书虽天分逊右军一筹,而真力弥满,浑然天全,去今尚近,完好宜摹。且鲁公为人刚劲不阿,观其书,如睹其人。吾爱其书格之高,实仪其立身之峻。右军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学之。必遗其神而得其粗,是为妍皮裹痴骨,赵、董诸人皆是。观一时人士书法,足见其风俗柔靡,岂得谓六艺之末,不关挽回风会耶?”其论书陈义之高,真可以起衰砭俗。
        从他的诗、跋中,也可见其摹习颜书的勤奋和崇尚,如: “搨成七字不可复,磨崖百丈皆动摇(昔年冒雨手拓《中兴颂》,只得 ‘匹、马、北、方、独、立、一’七字而已)”; “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外观笔势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唐人书易此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 “鲁国书名盖天壤,后来趋步难肩随”; “两公(颜平原及李北海)遗刻世不少,半世搜庋勤装治。浯溪大字曾手拓,至今雪气寒心脾(冒雪手拓)”;“柔毫硬纸写无停,文采当时动大廷”;“大好江南山色里,勤摹颜楷读班书”;“瀛石年少善书,于鲁公有微尚,所志与余同”等等。
        《忠义堂颜帖》,是宋人汇辑颜真卿书而成,流传极少。因蝯叟厚爱颜书,乃亲手钩摹翻刻,方得以传世。这些都充分说明他宗尚颜书的坚定和有恒,确是寻常人所难比拟的。
        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书 “典册法书,众英聚集;紫芝朱草,太平机关”楷书八言联时四十一岁。又书“安得仙人九节杖,壮哉昆仑万丈图”楷书七言联,这是贺长辈欧阳厚均寿联,两者约为同期作品。
        二联笔势劲健,字体丰肥,字径逾尺,宏伟雄深,气体质厚且均以圆胜,一望便知其书出自颜楷笔意。
        前联中之 “芝”字、“朱”字、“太”字、“平”字、“法”字、“英”字的蚕头鼠尾笔划明显出现,结字丰伟纵逸,风稜射人。而后联望去,则令人有俨若正人君子之概,真是力可扛鼎,满纸充溢刚毅之气,点画圆整,墨酣意足。其书点如坠石,画似夏云,戈若发弩,钩类屈金。书作雄伟奇特,有如颜书自足笼罩一代。从整体来看,两联均系继承传统的作品。何书一般没有书作年月,而上述八言联书有如此详细的时款,在何书中实属罕见。这为研究何书提供了可靠依据。再则联长343厘米,宽达51.3厘米,如此巨联宽幅,这在何书中也是少有的。
        第二,蝯叟书碑甚多,其毕生究书多少?尚不得而知,就我所见,仅道光时所书,就有其父 《何凌汉神道碑》、《何凌汉碑文》、《谕祭何凌汉文》、《两江总督陶澍碑文》、《谕祭陶澍碑文》、《陶澍入祀名宦并建专祠碑文》及《涿州药王庙碑》。这些碑文均是颜体楷书,分别书于道光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及二十五年(1845)。楷法精详,古厚盘礴,笔力沉雄,结体丰腴。
        《谕祭何凌汉文》,十四行,行二十九字; 《何凌汉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字字谨严法备,丰润饱满,予人以无比雍容壮美之感。
        《何凌汉神道碑》,七十行,行四十七字,字体较《谕祭文》略小,笔势遒劲郁勃,劲伟而又缓绰。朴多于华,而拙多于巧。结字端严,运笔裕如。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格满而行间无留余地。其圆转浑厚的笔致,平稳端庄的结构,使三千二百余字的长篇巨制,通篇气势磅礴,雄健清整,神骨开张,展示了颜体宽大宏博的艺术风格。
        据传蝯叟书乃父神道碑时,身具衣冠,伏碑按文稿逐字书于框格,故较他人摹勒上石的效果更佳。他对碑版研究很深,他认为古人刻石不是 “先神气而后形模”就是“专取形模,不求神气”,所以 “书律不振,皆刻石者误之”。为不使书作原貌失真,他总是就石直书,然后刀刻,故他临习碑拓,师体不师刀,着意在神气而不拘于形模。
        《涿州药王庙碑》,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书十八行,计四百六十八字。其书笔力直注,显具颜书笔意,虽笔画不及上述碑书的肥度,结体也不及前碑书作的丰伟,但笔力仍遒劲雄逸,方圆兼用,刚柔相济,显得苍茫浑厚,从中可以窥其北碑的遗风余韵。从而也证实了他自己所说的“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 的书学情况。
        “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这是他题《黑女志》三首七绝之一,也充分说明了其颜体楷书,参以 《张黑女墓志》笔法,故其书沉雄而峭拔。
        第三,欧阳通 《道因法师碑》,为历代书家赞赏,向为楷书学习范本。杨守敬在其《学书迩言》中称: “欧阳通 《道因碑》,较信本(欧阳询)尤险劲,而论者谓其瘦怯于父,殊非定评,学欧书者,从此碑入手,虽不合时眼而绝少流弊。”杨守敬还在其 《平碑记》 中说 《道因》:“碑森耶若武库矛戟,真堪移赠。”
        蝯叟于道光十一年(1831)随父试学浙江,于苏州获旧拓《道因碑》,时年三十二岁,至其六十岁,曾一临再临,据其子何庆涵笔记详述,所临仅七通最足珍异。笔者所见系其第三通临本墨迹,乃1848年四十九岁所临,这是书赠儿媳之兄李概者。他在给李概的信中说: “每日晨起临十页,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矣,真消寒妙法也!然中间有事耽搁,即此晨不得临写,大约须二十余日方可毕一通。若得二十、三十通,或书理当有进耳!”从此信中,我们便深知蝯叟临 《道因碑》的勤奋和刻苦。
        他予欧阳通《道因碑》高度评价,且推崇备至,津津乐道。在其一则题跋中说: “率更(欧阳询)模 《兰亭》,特因上命以无意仿前式,手眼中谓有右军,吾不信也。兰台(欧阳通)善承家法,又沉浸隶古,厚劲坚凝,遂成本家极笔,后来惟鲁公、北海各能出奇,可与是鼎足,而有唐书势,于是尽矣。”他在此跋中,将颜真卿、李邕、欧阳通三人并称,谓三人书法艺术鼎足而立,代表了有唐一代书势,可见其对唐人书艺研习见解之深!
        所临第三通《道因碑》,计二千四百八十二字。字体大小,墨色浓淡,书体风格,自首至尾,精神面貌一致,其功力之深,确是一般凡手难可比拟的。
        曾农髯尝跋其第五通《道因碑》云: “兰台取乃父八分以入真,于唐碑独开生面,且示后人由八分入真法门,然分书至隋与真楷无甚差别。何蝯叟从三代两汉苞举无遗,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锋之险劲取兰台,故能独有千古……海内有志学书得此可以超凡入圣矣!”曾氏在这里既指出了欧阳通书《道因碑》的特点,又列举了何绍基临《道因》的特点和造诣。诚书家卓见,立言千古,给后学以无比启示。
        其所书“鹏鹗羽翼,龙鸾炳文章”五言联,戈戟森森,锋颖四出,厚劲坚凝,雄健深雅。其似欧非欧的笔意,殊令人捉摸,书艺之高妙,真令人醉倒。该联颤笔显露,应是作者中年后手笔。
        吴敏树撰 《新修吕仙亭记》,乃蝯叟同治八年(1869)六月书作,正书五十四行,行十六字,共八百六十四字,同样以《道因碑》笔意书成。方笔多于圆笔,劲挺而有力感。字凡撇者,蚕头鼠尾显出,这当是《道因》肩吻大露的特点。
        蝯叟碑书具有“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布阵。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的显著效果。这是他七十岁的手笔,精神面貌不减当年,虽书中有个别误笔或倒置情况,但仍不失为佳构。
        综观上述,蝯叟各类楷书,无不显示出作者驾驭线条的高度技巧与才华,既具唐人的法度,又兼六朝的风骨。熔铸古人,别开生面,而自成一家。
        第四,蝯叟传世小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和见到的墨迹,有道光十七年(1837)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书的 《册封琉球赋》、《黄庭内景玉经》、《黄庭经》;咸丰七年 (1857) 书 《黄孝子传》; 据霍邱裴氏 《壮陶阁帖目》所载有 《木假山记》、《解疑》、《发愿文》、《跋奚移文》及 《士大夫食时五观》;还有在 《佛遗教经》、《黑女志》、《法华寺碑》、《黄石斋赤牍》册子中的小楷题跋。
        他的长孙维朴在跋《黄孝子传》说: “吾祖为高平祁君属书昆山归先生所撰 《黄孝子传》全篇,在咸丰丁巳(1857)九月间。吾祖五十九岁时方侨居济南……友朋文字之乐,极一时之盛。兴会既佳,腕力弥健。故所作书作亦以是时为最多且精。此传几三千字,以分书小楷书三日始毕。又重其为巨孝遗迹而精神愈益专肃,自首至末,无一倦笔。”又说:“吾祖六十以后目力渐衰,小楷遂不复作。世之重吾祖书者,多止见行草大字或晚年随意之笔,似此精书则见之者益尠。”从何维朴的这一题跋中,便可知何绍基六十岁后已不复作小楷。
        张古虞藏有蝯叟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书小楷册,同治四年(1865)张出小楷册索题,何得观本人二十年前自书小楷,有感而题“东华散直惜居诸,细楷精严韵颇余。廿载故吾来眼底,梅花绕几墨初香”。他六十六岁自审其四十七岁时小楷书作,认定书作精严,从而可以想见该册小楷的精妙。
        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为姻亲李仲云书小楷《黄庭内景经》,拟刻石刊于芋园,刻者以笔画细不容刀,乃再索写《黄庭经》刻之,现两册完好如新。前册计小楷三千二百五十字,后册一千二百二十三字。前册规抚山阴而笔法浑厚精劲,多从小字《麻姑坛》笔意,尺幅有千里之势,似搏免亦用全力。三千余字分书小楷,自首至尾,字字珠玑,无一懈笔。结体谨严,古雅如鼎彝,用笔横逸疏宕,苍劲厚远之气昂然。他自谓其书法无一笔不从横平竖直中来。
        何书小楷,实由《麻姑坛》入《黄庭》、《乐毅论》,故能神和气厚。是册小楷,饱满圆润,无一笔兼行,可知当时格律谨严,不容逾越,亦可见何氏于诸礼无不工神明于规矩中,不为格律所囿,乃为何书小楷的极则。清末翰林书法高妙者不多,其原因是埋头卷帙,不知导源碑版,故终身陷入凡庸不能超拔。如刘石庵、钱南园已稀于星凤。何书从规矩入,又复从规矩出,作字既熟,熟便神气完实有余,虽不能比龙跳虎卧,但也非流俗笔所可比。
        清末著名书家杨翰于18⁷2年得观何书《黄庭内景玉经》后,便就册末题“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精浑,仍从琅邪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间不能有第二本”。其评价之高,无以复加。
        米芾说: “书字需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从蝯叟书 《黄庭经》册来看,米芾说可从中窥其竟略。
        蝯叟生平跋旧拓肥本 《黄庭》九则,其中有:
        “观此帖横直撇捺,皆首尾直下,此古屋漏痕法也。二王作草亦是此意,唐人大家同此根巨。”
        “临帖之法,须字大于原帖,方得舒展。想象古人意思,惟《黄庭》以静逸精妙胜……偶得闲暇,藉作楷寻静理,今年遂已写得 《黄庭》两过。”
        “神虚体直,骨坚韵深。神味秘远,尤耐寻思。”“合南北二宋为书家度尽金针,前惟 《黄庭》,后惟《化度》,中间则贞白 《鹤铭》,智永《千文》耳。”
        从上述几则题跋中,可见其对《黄庭》研习体会之深。正因为他对 《黄庭》宝重若此,所以一临再临。
        第五,世人于何书多所称道,但所称道的,一般系指其刚健婀娜、婉媚遒劲的行草书。他传世的书作,行草量多于他体,且以对联为多,所以人们津津乐道于“何对”。
        蝯叟学书,涉古面广,其行书根底颜真卿 《争座位帖》及《裴将军诗》,并掺以北碑笔意能得其神髓。他尊古创新,别开生面,坚持走自己的路,形成他那种苍劲凝练,古朴自然而又独特的行书风格。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行体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
        杨守敬在 《学书迩言》中说:“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天花乱坠,不可捉摹。”
        何绍基的行书用笔圆润而又遒劲,相似的是在转折处用的提笔婉转流利,矫若游龙。而晚年行书多参篆意,纯以神行,看起来纵横欹斜,天花乱坠,似出于绳墨之外,其实是腕平锋正,蹈于规矩之中。
        他中年书 《苏东坡语》八条屏,十六行约一百五十五字,系作者精力充沛的中年书作。一笔书来,诚似高山银瀑,一泻千里。字与字、行与行的疏密开合,随心所欲而又统一和谐,取得了首尾相应、上下相接,粲然盈楮的效果。虽分八纸书写,而整体结构显著布阵。幅中书字,以行体为主,而又穿插了楷草,融入了篆分、北魏笔法,故予人以飘逸洒脱、高雅古淡、惊矫纵横、不可端倪的感受。

何绍基书对联

        晚年所书《题李伯时画》巨轴,行草书七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十五字或十六字不等,共九十六字。行书或直或斜,似直非直,似斜非斜。通篇字体大小连贯而又相称。无论其笔亦重抑轻,但皆遒劲古拙,婉转流利。且篆分笔法参杂,落笔跳跃飞动,圆劲秀挺,变化多姿。真神来之笔,令人莫测。
        幅中字体,随处可见方正、奇肆、恣纵、虚实、肥瘦等气格。如所书 “为、人、文、会”等字的撇,“锋、伯、神、耳”等字的悬针,任意挥洒,更显飘逸奇纵。
        蝯叟用笔,正如前人所说的 “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他既能 “入古”,但又善于 “出新”,重神而不求形,不落古人窠臼,展转腾掷,直泻性灵,富有生机。其书法既保持古法特色,又具书家情趣。
        他晚年的诗稿,草篆分行共冶一炉,烂漫挥霍,变化神奇,妙不可测。初看有如藤蔓蝌蚪,似无从辨认,然一一认之,乃可识别。其书律之精,虽髦岁行狎,直如篆籀。曾农髯说:“五岭入湘起九嶷,其灵气殆尽输之先生腕下矣!”细观诗草,神融笔畅,妙绪环生。曾农髯对何书如此评价,看来似非过誉。
        综观其行草,真是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其根底渊深莫测,真足以凌轹百代。
        第六,其篆书出自周秦籀篆,极重气韵,不以分布为工,而以挺拔隽逸见长,以圆润婉遒见胜。晚年所临《蔡殷》、《楚公钟》、《毛公鼎》等皆自出机杼,用笔上非一概中锋圆笔,而是方圆尖扁兼施并用,以垂露法收锋,故神融笔畅,遒劲古拙而有奇趣。
        蝯叟五十二岁时,曾篆书其母廖太夫人墓表,共四百二十字,另篆额大书十八字。其墓表行格尺度凝重圆腴,与书其父神道碑同,一作篆体,一效颜法,皆精整无比。
        笔者尚见其画格宣纸、篆书廖太夫人墓表,字体略小于拓本字体,此或碑文上石前,同样照宣纸画好行格,再对照宣纸所书内容,一行一格,一字一句的直书碑石。这样既避免镌石的错误,复又避免他人摹勒有损书家原作精神面貌。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殊难能可贵。
        墓表篆书,用笔圆润而婉丽,线条挺拔,姿态多变,结字丰腴遒劲。通篇工整端严,圆劲典雅,予人以豪肆肃穆之感。
        第七,蝯叟自云:“东京石墨皆我师。”他毕生于汉隶用力至勤,凡东汉名碑临写殆尽,且一临再临,有的多达百余通。他临碑不重形似,惟注意神韵的摄取。写隶书以楷书笔意,故其腕力遒劲,波磔甚古,变化多奇,且大气磅礴。他自云:“书法须自立门户。其诣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否则习气未除,将至性至情不能表现于笔墨之外。”著名书家谭泽闿说:“蝯叟致力于汉碑至勤,东汉诸碑临写殆遍。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也。”
        其所临《石门》杂出 《礼器》的笔法,临《张迁》则又杂出篆籀笔法。笔者观其临《石门颂》原墨,系其晚年临本,细筋入骨,妙到毫颠,《礼器》笔法杂出其间,显得古朴稚拙,苍劲涵纳。他的分书以咸丰十一年(1861)及同治元年(1862)所书恰到好处,前此韵胜而力有不及,后此力过而奔放太甚,但均非伊秉绶和邓石如所能及。
        曾农髯说:“本朝言分书,伊、邓并称,伊(秉绶)守一家,尚涵书卷之气;邓(石如)用偃笔,肉丰骨啬,转相抚效,习气滋甚。道州(何绍基)以不出世之才,出入周秦,但取神骨,驰骋两汉,和以天倪。当客历下,所临《礼器》、《乙瑛》、《曹全》诸碑,腕和韵雅,雍雍乎东汉之风度。及居长沙、临 《张迁》百余通,《衡方》、《礼器》、《史晨》又数十通,皆以篆隶入分。”
        马宗霍说:“真能集分之成者,要惟何蝯叟。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积之既久,各碑神理,皆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及乎自运,奔赴腕下,不假绳尺,和以天倪。”
        其所书 “驾言登五岳,游好在六经”隶书五言联,章法严谨,疏密得当; 笔致矫健挺拔方圆兼备,予人以气势磅礴、雄强豪放之感。自其风格来看,是取法《张迁碑》、《礼器碑》和 《乙瑛碑》笔意,圆劲古拙,有金石味。上下行款自然洒脱,全联结构和谐稳健,古朴而又自然。
        章太炎见其临《石门颂》册后,即席书跋: “蝯叟篆隶皆以草行之,小篆如兰叶当风,披靡四出。隶稍严整,石门势本奇宕,故得行其意耶。谓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者庶其似之。”
        细观蝯叟篆隶,然后玩味章跋,立论精辟,予研究何书者不无启示。

何绍基书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