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宾《大瓢偶笔》中曾云: “董宗伯书,生平不甚喜。数年前见陈乾斋宫詹邸舍悬金笺草书一幅,纵横飞动,叹以为不可及。丁亥春,在福州又见李文侯都统进内府行押一条幅,轻圆温润,而气足神充。生平所见,无出其右。因思前辈享重名者必有长处。未见其全,不得遽尔訾议。”此中对董书的认识给我们以许多启示,而其中之一端,即是董的草书艺术纵横飞动,不同凡响。这种如迅雷飞电的草书应为董书中最有成就者。
        董其昌的草书是以王羲之、怀素为宗。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曾说过: “书楷当以 《黄庭》、《怀素》为宗,不可得,则宗 《女史箴》。行书以米元章、颜鲁公为宗,草以《十七帖》为宗。”在草书上他对于王书的藏锋、笔力、笔势、韵致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化入自己的草书中去。董在临王羲之书后曾云:“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细参右军书,思过半矣。”(《董其昌临阁帖》)董的草书正有这种巧妙。
        董又对怀素草书欣赏并研习精深。他说:“素师书本画法,类僧巨然。巨然为北苑流业,素师则张长史后一人也。高闲而下,益趋俗怪,不复存山阴矩度矣。”(《画禅室随笔》)在临怀素帖书尾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并对有明一代步趋怀素者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本朝学素书者鲜得宗趣,徐武宗、祝京兆、张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丰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怪怒张失其本矣。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狂,乃不狂也。”董以为素师之书虽属狂草,但存有王羲之的矩度,是承张旭一脉传递的,而高闲以下已不可同日而语,走向俗怪而失去了法度。近观明代,则书家也没有深得怀素书的真髓字趣,也是夸大了狂怪怒张,失其天真平淡的旨意。因此在董氏看来,他以怀素为宗创作的狂草,就不仅与有明一代学素师者迥然不同,而且有一种拨乱反正、拨狂反淡,直接去承传怀素狂草的艺术精神。这是董其昌的杰出之处。然而,若要评论董其昌的狂草价值,则需将其置于唐以来整个狂草发展史中,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他的卓越贡献!

董其昌 《草书》

        为了能给狂草以天真平淡,他学怀素也和学颜真卿一样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有所侧重。他学颜字,多取《多宝塔》之精蕴;学怀素,重其《圣母帖》,多挹其风华。董在临《圣母帖》后的题识中说过:“越观怀素之书,有飞动之势,若悬岩坠石,惊电遗光也,珍重。怀素书以 《圣母帖》为最,胜《自叙》之狂怪怒张也。”董其昌的识力果然不凡。《圣母帖》怀素作年当在五十六,道源篆籀,浑雄鸷健,却圆转无犷气,谨严肃穆,深得魏晋遗规。历代名家都有感于此。明赵崡《石墨镌华》中赞云:“此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拢其赤帜矣。”明王世贞 《弇州山人稿》云: “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精熟,妙不可言。唯姿态少逊大令,余翩翩近之矣。”清代张廷济《清仪阁题跋》云:“颠素皆善草书,颠以《肚痛帖》为最,素以 《圣母帖》为最。势欲断而还连,迹似奇而反正,犹有山阴矩矱,非他书纠缠萦绕,俗气满纸,但可悬之酒肆也。”因此董其昌学其轻逸圆转匀稳清逸,力除狂怪怒张,得其骨隽韵逸。
        董其昌狂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几点。
        其一,在盘行钩连的线条中得其俊骨。董的狂草也是处处“提得起笔”,能保持正锋运行,“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他的狂草就像一根非常有弹性的线条在迅捷绕行,不见其偃笔、拙滞之笔,不似草绳那样无力纠缠。而且他几乎不多用重按,粗细轻重的变化幅度很小,使线条非常匀称。在转束处皆有主宰,而多泯棱角,使线条圆活、润秀。
        其二,在迅霆飞电的运动中得其静闲。董能将笔下的狂草写得既具强烈的动势,又让人看到格外的静闲。他的迅霆和飞电都如隔窗远观,或只隐隐听得雷声,绝然不似一种当头的飞电、晴空的霹雳。这与他的布白疏朗开阔很有关系。疏朗的布白,使那些线条不是密集的、朴茂的,而是在浸入大量的空白后,得以虚静。
        其三,在浓淡巧施的墨法之中得其秀润。董极重用笔,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他曾说: “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 ( 《画禅室随笔》)他喜润,喜淡,从而在狂舞的线条中颇显示出秀润之色。
        其四,在率意下笔中得其天真。董提倡“自然”、“天真烂漫”。在 《画禅室随笔》中说: “作书最要泯灭棱痕,不使笔墨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论书云: ‘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董的狂草便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无意于取态、取妍,却有意于自然、雅朴。
        分而述之剖为四端,合而观之则融而汇一,即董的狂草写出了独特的风貌,于奔蛇走虺、闪电遗光、淋漓笔墨之中一洗狂怪怒张,而恬然进入古淡的境界。
        董的狂草追求淡的境界,与楷行书中所追求的境界是一致的,这是董的审美理想的体现。董在《容台别集》中说过: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董的这一审美理想是从他的慧心中深悟妙得的,在《诒美堂集序》中他说过一段极重要的话:
        昔刘邵《人物志》,以平淡为君德。撰述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极其才情之变,可以无所不能。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浅者,终莫能近焉,谈何容易?《出师二表》,表里 《伊训》。《归去来辞》,羽翼 《国风》。此皆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乃武侯之明志,靖节之养真者何物;岂澄练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矣。大都人巧虽饶,天真多覆。宫商虽叶,累黍或乖。思涸,故取续凫之长;肤清(特乃表面之清),故假靓妆之媚。或气尽语竭,如临大敌,而神不完。或贪多务得,如列市肆,而韵不远。乌睹所谓立言之君乎?
        今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以为上述文字说明董以淡的意境、形相,为他所追求的文学的艺术性。淡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性情的自然,又关乎平日之所养。在书法艺术上也可同观,董因平日看淡名利,鄙视俗气,心近禅境,故能在书法上浮华刊落,而潇洒神远!若再观他的狂草代表作 《琵琶行》、《试墨帖》等便可深悟其理趣、神韵。
        《琵琶行》长卷(有国内本及日本《墨迹大成》本),气势纵横,神气飘逸,出入张、李之间。他自己曾说:“白太傅琵琶行,恨不逢张伯高书之,余以醉素笔意仿佛当时清狂之状,白相似不?”《琵琶行》,董其昌有行书,其再用狂草书之,就要传达出当时的一种清狂之状。对于此卷历来评价很高,但也有认为姿态秀逸,笔力不足。《试墨帖》(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也是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洒脱自然。
        确实,董其昌的狂草与真、行书一样,都有一种率意、凋疏、寒俭的感觉,但是书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位书家不存短处。对董其昌自然也不能另眼相待,其卓越的造诣当在书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学董书者又当取其精华,滋养自己的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