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征明也像吴门派的另一首领祝枝山那样备善各体。他真、行、草、隶、篆等俱佳,其中最为精绝者则是行书和小楷。评者云: “如风舞琼花,泉鸣竹涧。”( 《书史会要》)这里主要评述其行、草书,兼及隶、篆。他的楷书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文征明“行笔仿苏、黄、米及 《圣教》,晚岁取 《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文征明的行书还融取赵孟頫、智永等家,而以王羲之为依归。他的行书作品很多,行笔中赵字的遒丽与黄字的奇崛并有,苏字的内蕴和米字的骏利兼俱,智永的骨气深沉和“二王”的神韵共存。然而又融成文氏自己的面目,流丽典雅,骨匀肉丰,气韵穆穆。
        《赤壁赋卷》行书,文征明书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时年八十七岁。这是一卷34厘米×530. 7厘米的书法巨制,现刊于 《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集》(一)。作者自如地驾驭笔墨,气势流贯浩荡。他的行书得苏轼、黄庭坚、康里笔意,并受到王羲之《圣教序》的较大影响,然而师承众家而能博采群长。此行书用笔遒劲,规模黄山谷而又自出机杼,笔意纵逸,老笔纷披,在温润中含有苍劲,在整饬中时出老辣。试看“藏”、“更”、“乎”、“毫”等字,便可细味出此等笔法。其结体大都平整,偶取险仄,如 “酌”字等,颇有 “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其行款也如结体一样齐整,紧紧贴着中轴线。这些都显示出精正练达的艺术情趣。从整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书家笔墨淋漓,已经和此赋的意境相密契、神合。清风、明月、高山、流水,那种朦胧的景色、无穷的诗意、深刻的哲理熔铸成的意境,使书家心头荡漾着一种深情。他的笔端流露的是明月清风下的江水,秀丽、温润、精炼、神韵隽越。时隔两年,这位八十九岁的老人又作行书《赤壁赋》,行书之中时兼正体,卷舒掩映。这是文氏老人在最后岁月里盛开的两朵璀璨的琼花,飘香至今。
        文征明的行书造诣不凡,还在于他对不同内容的作品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和面目,即使在同一类内容中也如是。比较 《自作诗卷》和 《自书诗卷》,可以观赏到这一点。《自作诗卷》,文征明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上海博物馆藏,刊于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中。此中自作诗十四首,凡一百零七行。这些诗是文氏作于嘉靖癸末至丙戌年间,在朝中作翰林待诏,参与修《武宗实录》时。尽管文氏最后厌弃朝中生活,但是对一士大夫来说这还是一段辉煌并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作了 《腊日赐宴》、《恩赐袭衣银币》、《赐扇》、《赐长命彩缕》等诗,八十八岁时文征明又写下了此卷行书,回忆当时的生活,沉浸在当时蒙受恩赐“春风湛露写新诗”的遐想里。他选择了自己喜爱的行书来抒发自己的心志。此卷行书之节奏、韵律、风姿、意境,真可谓如泉鸣竹涧潺潺,如风舞琼花摇曳。恩赐的氛围是光华雍容、金碧辉煌式的,诗人心态在春风中、在雨露里是轻快、舒展的,这很适合用行书来表达。在乌丝界行中,文征明用苍润、遒劲的运笔表现出一种流畅、欢快的节奏;而那些微微倾仄的字,微有醉意颠态,然而不险侧,不失正人君子之风度,很能引起审美联想。大概是心情的激动吧,文征明在书写此卷时有些情不自禁,因而颇出一些差错。这犹如文学家在灵感来时,可以急不失时地在纸上写出一些别字或是画上一些符号来表示自己的文思。当这种激情溢满已届高龄的八十八岁老人心田时,他已不顾念《恩赐袭衣银币》中错一字。而写至最后,老人似乎更为激动了,以至错将《赐扇》中的诗句“最怜明月难捐弃,即有仁风可奉扬”写入《赐长命彩缕》中。另外在行款上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凡遇到“天子”、“袞”、“君”等都重新换行,颇传达出一种政治气氛,同时又表现出文征明“青霄宠渥兼金重,白首遭逢补袞迟”、“愿得君王千万寿,日华常照袞衣垂”的心情和心愿。应该说,文征明当时的这种心情和心愿是真实的。书法家写别人诗作时,必须对诗作有深邃的理解,从而在书法创作中不只是表现一种技艺,而是通过技艺去表现诗的意境。书法家书写自己诗作时,则更能顺利地进入这一层次。文征明此行书自作诗卷正是后者的一个颇为精彩的例证。

文征明 《七律四首》之四

        《自书诗卷》,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二),高54. 2厘米,长678. 5厘米。此诗帖与文征明八十八岁行书《自作诗卷》属同一组类型,风格相近。从诗的内容来看,如 《观驾幸文华殿》(或作《观驾幸文华殿听讲》)、《恭候大驾还自南郊》等诗,文征明作于嘉靖癸未至丙戌年间,为居京时所赋诗。从表现手法上讲,文征明亦用行书显示了一种皇家的光华雍容、金碧辉煌式的氛围。它们均在苍润、遒劲的运笔之中,表现出一种流畅、欢快的节奏,以及诗人、书家如沐浴在春风与雨露中的欢忭、舒展的心态。较之《自作诗卷》,此卷有其风格独特之处。一是此卷气势更大。明人好为长卷,而此诗帖高542厘米,长678.5厘米,可谓巨制!另外彼卷有乌丝界行,而此卷全无,更觉气脉之畅通,气势之充沛。作长卷不易,自首始至终篇需要气势的流荡贯通,以及处处精严而无懈可击,文氏之作可谓杰构。二是用笔更为劲健,神采灿然。试看“东厢翠旗拂柳宫墙绕清跸”三行,笔法精工,线条奔逸,特别是在细细的游丝的牵连中,笔画粗细对比鲜明,更为雄秀流俊。而“圣主回銮” 以下十数行,笔墨潇洒,笔意奔放,矫健有势。“剑”字左撇长长的勾出,使人想到逼人的剑锋寒光,“星辰丽”的渊逸生动,使人想到星辰的辉丽。
        文征明的草书也是有深厚功底的。在草书中他较多的是写行草、小草,狂草比较少。如他写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 《诗卷》(上海博物馆藏),刊于 《中国书画图目》(二),是一幅高为26厘米、长达487厘米的奔逸狂草巨制。此作有怀素的灵动,用细瘦而挺劲的线条急速疾行,又有着黄庭坚“字中有笔”的旨趣,用夸张式的长线条、错落的布白来抒写情志,在线条的曲折盘旋、钩环纡回中,气韵生动。但即使是这样的狂草也让人看到的不是奇纵肆逸,倒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温文尔雅的君子偶尔狂欢,举手投足,声音拖腔,并且还整饬有序。这大约是和文征明的一种内向的性格相联系的,他不太作这种狂飙式的狂草,他更喜欢那种不激不厉的行草、小草。文征明的 《四体千字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六))中的草字就是这样,在乌丝界行中间文氏笔歌墨舞,酣畅淋漓,然而舞步文雅,歌声圆润。
        另外文征明也擅篆、隶,他对自己的隶书很自负。从《四体千字文》中看他的篆书和隶书都是很有功力的。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曾评述道:文征明“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笔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可宝也”。明代注重楷、行、草,篆书和隶书较衰落,因此文征明的篆、隶在明代是颇宝贵的。文征明写得应规入矩,温和雅致,但神化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