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道昭所存书作中,既有鸿篇巨制的歌功颂德诗(如《郑文公碑》)及题刻游仙诗(如《白驹谷题字》),又有游记(如《于此游止》)、题铭(如 《太基山题字》)、告示 (如 《此天柱之山》)等。其字体或浑穆宏大,气度雍容; 或劲健洒脱,气韵自然; 或点画生动,奇纵天成。

郑道昭 《于此游止》

        仅以圆笔魏碑之祖《郑文公下碑》为例。该碑书于永平四年,是他任光州(今掖县)刺史、平东将军时所书,时年五十六岁,书法艺术正处于成熟时期,因此作被视为郑道昭书法艺术的代表作。《郑文公下碑》书法宽博凝重,浑厚雄健,为圆笔之极轨,书法之精,实为他处魏碑所不及。《郑文公下碑》刻于一块金字塔形的天然岩石上,岩石左部上自 “光州”之 “光”字起,向左下倾斜至 “寝疾”之 “寝”字直下底部,有一条石英密集的巨大石筋,如空中星云密布的银河,不能奏刀凿刻。道昭书丹上石时,巧妙地让过这条巨大石筋,读时于上行无字处跳过空间连接下行,完整无缺,确为摩崖石刻之独创。正是由于书法纵观全局,妙让石筋,有意空出中间的 “银河”来,给人以赏心悦目、锦上添花之感。在处理石质与刻石的关系上,书者可谓用心良苦。在 《郑文公下碑》 中就刻有“此下碑也,以石好于此刊之”,云峰摩崖刻石,大都为花岗岩。花岗岩是石英、长石、云母等颗粒结晶体凝成,由于硬度高,錾凿佳妙,与笔线篆势相得益彰。难怪包世臣《艺舟双楫》云: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下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康有为亦在 《广艺舟双楫》中把郑道昭云峰山刻石四十二种列于妙品上,并称“云峰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恣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月也”。并把 《郑文公》称为 “隶楷之极则”。而刘海粟在读郑道昭碑刻时,更赞同祝嘉先生把郑道昭称为北方书圣,以与南方王羲之并列。
        郑道昭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当时楷书仍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与同时代那些不太成熟的墓志造像相比,道昭的作品明显高出一筹。但奇怪的是,有关道昭善书之事,史书上都极少提及,以至其书法鲜为人知,埋没达千年之久。即使《郑文公碑》上作的自传式介绍,也不过两句话:“季子道昭,博学明隽,才冠秘颖,研图注篆。”根本不说善书之事。“注篆”只是近于书法,而 “上碑”则作 “研注图史”,反而与书法无关了。他的书法 《云峰刻石》到宋代才始见于赵明诚《金石录》,与郑樵的《通志》所载,都不过几种,还不足以唤起世人的注意。后多蒙清代倡导碑学的包世臣、吴熙载、康有为等人的发掘与大力宣扬,才渐为世人所重视。
        北中国从曹魏至元魏(北魏)时代,风气基本上是守质朴、崇骠悍,比较粗犷豪放。从艺术之总体观,各种艺术无不受地域(地理)、风俗、时代的左右,书法艺术当然不出此囿。北朝时期盛行的北碑书体独具风格,它继承了汉隶的笔法,结体谨严,笔姿厚重,沉稳大方,雄健挺拔,但欠成熟,给人以粗悍之感。而处于变革前列的郑道昭以其高超的书艺,创造出大量的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如雍容端正的 《郑文公碑》、纵横奇肆的 《论经书诗》及劲健严谨的 《观海童诗》等,颇为学北碑者所称道。
        综观这位大师所存之作,可见其有不少独特的书艺风格,如下笔多用正锋,大起大落,起落转折,处处着实。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又多筋骨内含。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 “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王玉池《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十大美感。道昭在他的书作中表达出了“骨法洞达,血肉丰满”这一最难达到的境界,足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他众多的个人风格中,最具特色的是在用笔上。他的字不像同时代某些墓志那样一味棱角分明,而是方圆并用,骨力雄健,锋芒内敛,结构十分严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方笔写大字最难,即难于劲健,难于生动。在这方面郑道昭的《白驹谷题字》却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广艺舟双楫》 云:

        白驹谷之体,转折点画,皆以数笔成一笔。笔者不善书,尤患板滞,更患无气。此是用方笔者,方笔写榜书最难;然能写者,庄雅严重,美于观望,非深于北碑者,寡能为之而无弊也。

        仔细参照郑道昭《白驹谷题字》,就会发现数笔成一笔,运笔之时,步步停顿,处处涩进,却又不露停顿的痕迹,实为高妙。方笔更需要腕力强,腕力弱的,只能成其形而无神气;方笔要善变化,不善变化,就容易板滞,所以很难。而郑道昭却能以大师的风范,沉雄的笔力,于摩崖刻石上龙飞凤舞,字径虽尺许,却笔意苍老,足见其深厚的书艺根基。

郑道昭 《此天柱之山》

        从书法点画形态及组合技法上看郑道昭的书法,方圆、肥瘦、长短、大小、宽博、紧凑等无不具备。郑道昭书作中既有纯用圆笔的 《郑文公碑》,又有纯用方笔的《白驹谷题字》,而更多的却是圆笔、方笔兼用之作。其中既有字体小到寸许的,又有大到尺余的,大字、小字异体,足见其善于变化。且粗不觉肥,细不嫌瘦,纵笔所至,无不如意,真是神乎其技。其题字变化甚大,布白全学钟鼎文,错综变化,位置天然,可与南碑 《瘗鹤铭》、北碑《石门铭》三足而鼎立;在字的结构上更是给人以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感,其技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郑道昭的书法集拙厚、劲秀、庄穆、飘逸、雄浑、儒雅等风格于一体,其飘逸足见他深受道家思想之影响,其儒雅表明他饱含儒家学派之观念。仅以其代表作言,《郑文公碑》书法宽博,浑厚雄健; 《论经书诗》用笔大起大落,恣情挥运,方圆兼备,逸气纵横,给人以大气磅礴、潇洒自如的感受; 《太基山诗碑》更是字体宽博舒和,笔致瘦硬雄浑,苍润飘逸,气宇轩昂。这些五彩斑斓的艺术风格一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犹如万花筒,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郑道昭的书体递变轨迹明显,观其书法,有的如刚从隶字脱胎而出的 “二爨碑”和 《嵩山灵庙碑》,有的似魏碑发展中期的《龙门造像记》和部分北魏墓志,有的可与楷书技法风貌已臻化境的后期名碑如 《张猛龙》、《石门铭》、《瘗鹤铭》等相拮抗。或许可以说,看完郑道昭的石刻书法,几乎等于看完一幅完整的由隶书到真书演变的源流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文字书法由隶书向楷书发展的大变革时期,真、行、草各体渐趋成熟完美,书体风貌变化丰富,由隶书向楷书变化轨迹明显易见。郑道昭以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从中原文化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中,从道家思想、儒家学说和佛教经义的相继出现并互为消长的过程中汲取其精华,博采百家而熔于一炉,形成其独特的书法艺术特色。尽管目前有部分人对郑道昭书法的全部面貌尚不太了解,有人对云峰诸山刻石的书法成就及作者尚肯定不够,但随着传播媒介的畅通,北朝书圣郑道昭的名字将越来越为书法界、文化界所熟悉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