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世界最忌单调划一,书苑亦然。事实上,中国的书法艺术呈现一派风格万殊、姚黄魏紫的动人景象。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书法艺术的民族风格。此前我们曾有“神州独秀”之说,在相当大的意义上,那正是对中国书法艺术民族风格的阐释与说明。这里从原因方面,再强调一下民族文化对形成民族艺术风格的重要性。拿中国书法与西方抽象艺术(重要是抽象绘画)作比较,其结果恰恰证明我国书法艺术凝结着很强的民族审美情感,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容:于形式上则以先从视觉上感人的文字为基础,以特有的书写工具和操作方式完成的艺术创造,与西方抽象艺术虽有某种精神上的类似,但作整体观则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从民族文化的形成方面来看,族群或地域的文化特性、文化本身以及民族文化组织的巨大变迁,都说明存在着无数种文化类型。就中国书法而言,如从民族深层意识的追寻上,就可以探析到中国书法的骨血中悄然流溢着的,主要是“土产”的、具有很大同化力的儒道精神,如从所谓“有意味的形式”的品鉴中,就可以领略到中国书法尚简崇韵的“写意”及“白描”特征等等。
        其次,书法艺术也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孙过庭 《书谱》云: “夫质以代兴,妍因欲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从中国书法史上看,甲骨文虽然只是原始先民的创造,但已显示了中国文学的天然风韵——象形美; 商周以至春秋战国,大篆的和谐庄重,仿佛就象征着贵族阶级对礼教秩序的痴情,他们渴盼繁复有序而又神圣庄严的律条,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秦朝君临,严谨整饬的小篆也就成了大一统的 “指示性符号”,李斯的 “颂书”也开了 “御用”书风的先河。更因公务紧迫而产生的 “隶书”,这种书体原本来自于下层文人的自由创造,由此增殖了书法美的魅力;“汉篆多变古法”(元代吾邱衍《学古篇·三十五举》),汉隶更趋多样,书法在实用中锻炼和丰富了自身。当然还时时感到 “寄植”的苦恼,如东汉大兴碑刻,好名成风,弘扬祖荫,都借书法镌入碑石希图永存,因而书法还未进入真正自由、自觉的时代;魏晋时代,“人”的觉醒相偕着艺术精灵一起飞升,笔墨纸张俱有改良,尤其是重玄学、尚清谈、慕老庄,把书家从沉重的现实功利中超度出来,诞生了王羲之这样杰出的书家;隋唐承续南朝旧规,“初唐四家”(欧、虞、褚、薛)是当时承续前人的典范,但略伤于平板。盛唐以后,书法方陡起旋风,“颠张醉素”以狂纵的笔情墨意,把草书这种最擅抒情的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前人把张旭草书与李白歌行、公孙大娘剑舞并称“三绝”,表征了大唐文化的盛景;宋书尚意,不甚拘于法度,尽管苏黄米蔡各有所师承,但都竭力 “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是受了当时 “禅意盎然”,更求意志自由的风气影响所致;明清以来,一方面是因袭而来的 “馆阁体” 上升为所谓 “正统”,另 一方面则是激起决绝的 “逆向运动”: 黄道明、傅山、王铎等人树立了反叛馆阁体的旗帜……由此可见时代嬗递,书风丕变,应和着时代的脉搏,才会成为书坛上的时代骄子。
        第三,书法史上还有地域风格的不同。或者,这也可视为上述“民族风格”的一种缩微。书法史上的所谓南北派即是如此。有些更小的地域也有书法流派的雏形或很有影响的流派存在,如江浙、晋豫有书派雏形,“吴中四才子”、“扬州八怪”在书坛上亦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南北书派,特别引人注目。所谓 “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尽管尚有人提出异议,其实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大致在魏晋南北朝就逐渐形成了南北书派。就“南派”的形成而言,当时由于三国争雄以至魏晋期间的战乱频仍,使上层文人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感,但忧患无及,生死无常,遂只好寄情庄佛、山水,崇尚洒脱、幽逸的情致,与文人须臾难离的诗文书法便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意趣、情致的烙印。“卫夫人书为插花美女,低昂美容”;王羲之书如其人,亦是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嵇康书 “得之自然,意不在科笔墨”,无不遒媚婉妍、内蕴缥缈,温雅洒脱,飘然欲仙。此后,流风所披,南人多师,非一代也,遂有书法史上著名的书法流派 “南派”。就 “北派”的形成而言,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承接并弘扬了汉魏多数书法所具有的质朴雄强的书风,同时也强烈地表现出北魏鲜卑民族的威武强悍的精神和游牧生活的粗犷、豪放的性格。北魏书法,主要是石窟刻造佛像的碑文,如《比丘慧成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书体大都恭谨庄严,厚实刚健,刀锋峻厉之中透出几分粗犷豪放之气。这就与南方文人名士的飘洒秀婉不同,别有情趣。北碑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亦有久远的影响,在清代就有人力倡北碑书风,以救馆阁体之弊。如康有为在 《广艺舟双楫》 中就说魏碑有 “十美”,即 “魄力雄强”、“笔法跳越”、“兴趣酣足”、“骨气洞达”等等,除大力提倡之外,他还身体力行,卓然成家。赵之谦、何绍基、吴昌硕、章太炎等人也特别注重碑刻,致使北派 (尚碑刻,故又称碑派,与南派尚帖学相对并称)占了上风,大有异军突起、领导书坛之势。鲁迅曾谈及 “北人”与 “南人”的话题,说: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 ‘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而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鲁迅全集》新版16卷本第5卷435—436页)。这里虽不是说的书法艺术,但亦可通向书苑,并指示着书法风格创新的一种途径。
        第四,书体的不同,往往也会呈现出特有的风貌。书法有真行草篆隶等各种体式,亦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区分,常常各有其独擅之处。陆机 《文赋》中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济亮,碑披文以相质,谏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在中国书法中,也往往是书体各异、神采不同的。如张怀瓘《书断》即就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诸体,缕述其特征风貌,以为均有可“赞”之处,如对隶书和行书的“赞”是这样的: “隶合文质,程君是先,乃备风雅,如聆管弦,长毫秋劲,素体霜妍,推峰剑折,落点星悬,乍发红焰,旋凝紫烟,金芝琼草,万世传芳”;“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剑光芒,云虹照烂,鸾鹤婵娟,风行雨散,刘子滥觞,钟胡弥漫”。书家选择书体常受所欲抒发表达的情感内容的支配,如书“大雄宝殿”的题额,就多择雄浑厚重、严谨大言的楷行,而抒情遣兴的诗作、经事文稿,却常借流畅轻捷的行草来表现;激昂慷慨积愫喷发,却宜狂纵笔墨,像“颠张醉素”或岳飞书 “还我河山”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人多能兼擅许多书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均能应变而进入 “角色”,以相应的体式表现相应的内容。这就说明书体的不同,往往 “表现”的功能也有所不同。这也就是书体风格的由来。即或同一书体,也会再行细分,如草书就又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别,各有其特有的笔情墨意。一般说来,草书有五种主要风神:其 一曰 “淡”,包括简淡、萧散、清真等种种风致。苏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魏晋草书,多擅此种风骨。其二曰 “雄”,包括雄强、刚劲、豪宕种种风致。如颜真卿之草,雄姿焕发,独开异境;五代杨凝式的草书,雄强堪追鲁公,同时又别开生面。其三曰 “狂”,包括狂放、狂逸、奔逸等种种风致。“颠张醉素”是此路的著名代表;明代祝枝山的狂草也有类似的特色。其四曰 “厚”,包括深厚、蕴藉、质实等种种风致。如明代傅山、王铎的草书,纵横郁勃,骨气浑厚。其五曰“媚”,包括妍媚、婉丽、秀丽等种种风致。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的草书,发展了晋代王羲之、王献之柔美的一面,欣赏时亦感春风拂面。由此可见,书体既有其特有的风格特点,但又会因为书家个性的不同,而促使同一书体亦会呈现出 “因人而异”的艺术风貌。
        最后,这就涉及到了书法的个人风格问题。无疑,书法艺术是由“人”创造的,风格种种,莫不归到“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 ·体性》)这点上来。也就是说,书法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书体风格等,莫不由“人”即书家来体现。这诸多的带有“共性”特征的风格都要统一于书家艺术个性的世界之中,这就仿佛没有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人存在,也无从言说所谓阶级性、民族性、人性一样,这些尽管有着层次上的不同,但又必须统一、体现在“个性”上。因而,“书格”与“人格”有着丰富的联系。如赵孟頫的行书。

赵孟頫行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为了创出自家面目,达到艺术的高峰,磨穿了多少砚山,筑起了多少笔冢,体味到多少悲欢!这些书家不仅苦练书功方面不辞艰辛,在所谓 “书外学书”、培植个性方面也都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之所以能够如此,也就在于如上所说的,书法艺术能够陶情冶性,给古代文人带来很大的精神补偿。
        从下引的一段书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书坛的个人风格是怎样的繁富多样: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钟会书,字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孟光禄书如崩山绝崖,人见可畏。李斯书世为冠盖,不易施平。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袁昂《古今书评》)这篇书评涉及的书家不过魏晋及以前的二十五人而已,加之评者 “辄量江海”,有个人爱恶的局限,所以还只能从这里略窥古代书坛众相万殊、风格各异的奇瑰景象之一斑。
        杰出的书家还往往呈现出复杂的“自我”来,在艺术表现上则是“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即由于创作心境的迁移及其它原因,在诸多的书作中表现出不同的抒情格调。如孙过庭《书谱》中就具体分析了王书抒情风格的多样化:情多怫郁是《乐毅》,意涉瑰奇是《画赞》,怡怿虚无是《黄庭经》,纵横争折是《太师箴》,思逸神超是《兰亭》。应该说,书家的艺术个性是一种多侧面、多层次的风格体系,不能作单一化机械化的理解。有风格而又多有变化,诚为书法艺术家所向往、所追求的艺术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