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于《广艺舟双楫》中的思想可一言以蔽之曰:变。康有为以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他于本书第一章《原书》中就指出: “变者,天也。”以为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规律,它是出于自然,不可更易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各种书体发展的认识之中。他说:“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人由于天生的灵智,不仅能创造文字,而且一定会发展文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康氏甚至举西洋文字发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英、法、德、俄的文字各异,“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籀、篆、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亦其变之不能自已也”(《原书》)。康氏对西洋文字的演变过程虽然说得未必正确,然其主张发展变化的观点于此可见。他以为文字之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人情趋简的规律,因为人心无不厌恶繁难而喜欢简便,所以人类的各种器具都表现出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书体由篆到隶,由隶变为真、草,由真、草变为行书,正是这样。由此,康氏肯定了后起之书较为便捷容易的特点。他说: “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同上)这种进化的发展观在当时无异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他政治思想与人生哲学的体现。康氏以此来分析考察中国书学,遂得出书法必将有所新变的结论。他说: “综而论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他根据历史的经验预言书法必变,其言外之意正是说他自己所致力的就是一次书法的新变尝试,这种尝试具体地说便是他尊碑抑帖的主张,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康氏以这种变的思想来评价历代之书,故颇能看出发展的脉络,对书史的理解就有不少精到的看法,为前人所未道。如他解释由古文发展隶书的过程,即以一变字为根本:
        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长方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其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辰星丽天,皆有奇致。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 《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篆,皆同时会,可以观此变矣。
        他不仅指出了书体与书风特征的变迁,而且力图将由篆变隶的发展归结为世变的结果,与文学上由散入骈的现象同步,这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主张,他甚至以为变化越多就越能达到书法的高峰,如他对汉代与北碑书法的认识就是如此,他说: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体变》)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同上)
        汉代书法之所以能包容古今,在于 “变制最多”,汉人能尽变古人之书而自创新体,草书、飞白书、行书都由汉人首创,故汉之书法盛极一时。北魏则又是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时的书法既继承了中原古法,又不无创新,出现错综变化的现象,各体纷呈,互相融合,遂造成了楷书(今分隶) 的高峰。至如后来隋朝统一,南北书风结合,“故隋之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此外,康氏论唐代书有三变,国朝(清)书法有四变等也都是以变论书的具体例子。总之,康有为以变的观念来考察一部中国书史,其论述虽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然也不无卓见。
        康有为这种以变为核心的书论来源于他对政治历史的认识。他在当时主张变法,倡言改良,故以变为立论之本。其《上皇帝第六书》中曰: “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又说: “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喝而沦胥者也。……夫物新则壮,老则旧;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可见他求变尚新而反对陈腐守旧,故其书论也体现了这种倾向,与其政治见解是一致的,不妨看其《广艺舟双楫·卑唐》中的一段议论:
        ……(列举唐人之碑)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如今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㧑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以新旧党争来比喻书法风尚的新旧变化可以说亘古以来只康氏一人而已。他的书论中也注入了政治色彩,也就是他变法维新思想在艺术论中的体现。《广艺舟双楫》写成于1888年到1889年间,正是康氏再次入京参加顺天乡试后寓居北京之时,其时他第一次写了上皇帝书,表示了要求改革弊政的决心,此为康氏一生政治活动的开端,其变法维新的思想也在此时成熟,故自然会体现在此书中。“百日维新”之后,清政府两次下令将《广艺舟双楫》毁版,正说明此书中不无康氏政治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