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在书论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完备了碑学的理论,它比阮元和包世臣的主张更为系统和完善。康有为修正了阮元的北碑南帖论,以为“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宝南》)。故其论书不言南北而分碑帖,又于碑中分朝论之,重在南北朝时期的碑刻而鄙薄唐以后之碑。康氏对前代书法的评价可以概括成两句话: 尊碑抑帖,重魏卑唐。
        康氏所以尊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从康氏主变的观念来看,书体无时不在趋新,书法发展到清代后期,绵延千余年的帖学已为陈腐之物,故有识之士宜趋新求变,邓石如、包世臣等人找到了北碑作为改革帖学的武器,实际上正是古人的复古为通变的途径,也与康有为在政治上提倡 “托古改制”的方法相类。他说:“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伊秉绶)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 《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邓石如),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尊碑》)可见他以为碑学是一种兴起于晚近的意在变革陈腐之帖学的新风尚,故他反以效法晋、唐及宋、明人的帖学为 “古学”,而以宗尚北魏、两汉碑版者为今学。他说: “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体变》)在新旧今古的抉择中康氏自然提倡新生的事物,其力崇碑学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康氏以为纸帛易坏,故晋人之遗墨已难以见到,当时所传的晋人书帖不过是宋以后人双钩临摹的赝品,故羲、献的面目精神已不复可得,帖学大坏,至清而极,物极必反,故碑学之兴起,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 《尊碑》)
        康氏以为碑学之兴起与清代中后期的金石学之盛兴与大批六朝碑版的出土有关。由于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一时研究金石碑版、搜讨摹拓碑刻之风大盛,如著名的学者孙星衍、林侗、武亿、王昶等都致力于金石之学,《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萃编》等著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于是导致了书法风气上的转学碑刻,康氏说: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尊碑》)故康氏之尊碑也是当时的学风使然。
        康氏重南北朝之碑而鄙薄唐人之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从书法发展史上来看,南北朝之碑处于真书发展的一个集大成时期,它能兼备篆、隶之古朴醇厚,又不乏流宕飘逸之气,唐人之法即出于此,故学者宜取法乎上,舍唐而取南、北朝之碑。他于 《购碑》中说: “购碑当知握要,以何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复求其末,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又说:“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晋帖吾不得见矣,得尽见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购。”他以为南、北朝碑是真楷中最高法式,唐人则等而下之了。然而,在南、北朝碑中他尤重北魏之碑,这是因为北魏特定的历史环境所给予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备魏》)北魏社会的相对繁荣导致了书法艺术的繁荣,故北魏的楷书能包蕴众体,罗列万象,康氏称观北魏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 《备魏》)。
        从书法艺术的风格上看,南北朝之碑最富于各自的风格特征,包含了书法艺术各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康有为认为,书法如同自然界山川的千姿百态一样,有的雄奇秀美,有的逋峭淡宕,各不相类,故他作 《体系》、《导源》二章,将南、北朝各碑分别标以不同的风格,并披枝见本,因流溯源,追溯到蔡邕、钟繇、卫恒等人之书,并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沈传师、柳公权,乃至后来的苏东坡、赵孟頫、文徵明、邓石如、张裕钊等历代书法名家从属于南、北朝碑所体现的书法风格之下。这种见解虽未必客观,后来也屡遭人疵议,然康氏欲以南、北朝碑来统领各种书风的态度由此可见。如他说“《枳阳府君》体出 《谷朗》,丰茂浑重”;“《吊比干文》瘦硬峻峭,其发源绝远,自 《尊楗》、《褒斜》来”; “《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 《石门颂》、《孔庙》等碑”;“《始兴王碑》,意象雄强,其源亦出卫氏”,凡此类论述都从书风上加以区别,条分缕析,可见康氏对各碑风格的认识。《广艺舟双楫》中又有《十家》一章,为康氏钩稽考证南北朝碑之作者所作,其中区别其风格曰:“十家体皆迥异,各有所长。瘦硬莫如崔浩,奇古莫如寇谦之,雄重莫如朱义章,飞逸莫如王远,峻整莫如贝义渊,神韵莫如郑道昭,超爽莫如王长儒,浑厚莫如穆子容,雅朴莫如释仙。”可见对于十家他也从风格上指出了他们各自的特征,肯定其长处。故《十六宗》一章中康氏提出南、北朝碑有十美的理论: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可见南北朝碑从魄力气象到用笔结构,从精神兴趣到骨法血肉都有强烈的风格特征,康氏又列论魏碑及南碑中最工者,依不同风格,分为上、中、下、外四类共十六宗,如云: “《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吊比干文》为瘦硬峻拔之宗,《隽修罗》、《灵塔铭》辅之。”总之,他以为各朝碑版,尤其是魏碑,风格多样,包罗宏富,最可供后人摹习。
        康氏以为唐人之书本身失之呆板,加上名家之碑又多经摹拓翻刻,面目全非,故未可宝爱,《广艺舟双楫》中有《卑唐》一章即申述他的此种观点。其言曰:“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 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他以南北朝碑刻唐人之书相比,则前者穷极变化,奇伟婉丽,后者呆若算子,缺乏变化。因而以为若欲学书,切不可由唐人入手。他又说: “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也以六朝碑刻与唐人碑刻相比,以为前者完好而后者失真,其间高下自见。总之,从各个方面来看六朝之碑胜于唐以后书远甚,是习书者应取的途径。其《尊碑》章中总结南、北朝碑之优点云: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尊碑》)
        这就是他尊碑抑帖、重魏卑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书论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