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咸通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光启三年(887)归隐于中条山王官谷,累召不赴,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后闻知梁太祖朱温杀唐哀帝,不食而卒。他在当时诗名甚著,亦善作篆、隶、飞白、章草。《宣和书谱》说: “及观其《赠䛒光草书歌》,于行书尤妙知笔意。史复称其志节凛凛,与秋霜争严,考其书抑又足见其高致云。”著有《司空表圣文集》、《诗集》。
        司空图关于书法的论述主要见于集中 《书屏记》与《送草书僧归越》二文,另外他有 《䛒光大师草书歌》二首,一为七古,一为七律,不见本集。清初倪涛的《六艺之一录》引朱长文《墨池编》载,然《墨池编》原书目录中作“䛒光大师草书歌”,故有人径以为䛒光自作,题为《草书歌》,然诗中明言“羸病爱师书劲逸,翻作长歌助狂笔”,显系赠䛒光之作而非其自作。且《墨池编》原书目录体例,于释子皆称名而不用号,如“智永《题王右军乐毅论后》”、“僧怀素《藏真自叙》”等,故不应以 “䛒光大师”为作者名,此显为朱长文录此诗时误漏司空图之名。又七古一首,《全唐诗》系于贯休名下,然考 《宣和书谱》云御府藏司空图行书有《赠䛒光草书歌》和《赠䛒光草书诗》二本,且司空图《送草书僧归越》一篇对䛒光书艺之评价与诗中所述相近, 而贯休集中未见其与䛒光有赠答之作,故可知此篇宜从倪涛定为司空图的作品。
        我们之所以要将司空图区别于那些禅僧的书论,是基于下面这两个原因:一、司空图的思想较复杂,既有积极用世的一面,也有消极沉沦的一面,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他的著述中都有表现。他生当唐王朝从崩溃到灭亡的时代,前半生基本上遵循儒学,认为:“道,制治之器;儒,守其道者也。”(《文中子碑》)因而积极出仕,曾写过《将儒》、《说燕》、《议华夷》等有关时政的文章,黄巢攻破长安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后半生隐居中条山,绝意仕进,过着清闲悠逸的生活,于是逃向禅宗思想中去寻求精神寄托,然而对政局的关注未尝去怀,他晚年的诗中犹不乏感事伤时之作,因而他的思想与那些禅僧不尽一致。二、司空图是晚唐思想最为深刻的美学理论家。他那部被认为集文学风格论之大成的《二十四诗品》,不仅是诗歌美学的重要著作,而且可贯通于其他的艺术批评理论,清代刘熙载就在其《艺概·书概》中说:“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庾子慎之《书品》,盖庾《品》只为古人标次第,司空《品》足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于书而不狃于书者知之。”就指出了《二十四诗品》在书法批评上的意义。
        司空图的论书强调了书法与人格的关系,他的《书屏记》中说:
        人之格状或峻,其心必劲,心之劲则视其笔迹亦足见其人矣。历代入书品者八十一人,贤杰多在其间,不可诬也。国初欧阳之后,继有名公。……
        人的品格状貌威严峻切,其内心必有不屈之精神,内心之精神则可由书法而表现于外,故人见其书则可知其心。因而司空图以为前代书家凡可入品者都必为贤杰之士,其中不少即为名公巨卿。他的这种见解显然带有儒家的功利色彩,以为书法的高下取决于人品修养及贤愚成败等因素,因而他在此文中极推赏徐浩的书屏,“凡四十二幅,八体皆备,所题名 《文选》五言,‘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并传其父司空舆之诫曰: “正长诗英,吏部笔力,逸气相资,奇功无迹,儒家之宝,莫逾此屏也。”“正长”就是指“朔风动秋草”二句的作者王赞,“吏部”就是指作书的徐浩。司空舆以为王赞的诗加上徐浩的书法,便是“儒家之宝”。王赞的这首《杂诗》写的是久役思归之情,广为后来评诗者所重,如沈约 《宋书 ·谢灵运传论》中说: “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徐浩因官高名显,在玄宗朝是十分有影响的书家,前人以为他迎合玄宗尚肥的趣味开肥腴一路书风,司空舆对他们的肯定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不脱儒家的准绳。这种家学自然影响到司空图,其《送草书僧归越》一篇就是极好的证明, 此文是为送禅僧䛒光而作的, 其中曰:
        䛒光僧生于东越,虽幼落于佛,而学无不至,故逸迹遒劲之外,亦恣为歌诗,以导江湖沉郁之气,是佛首而儒其业者也,虽孟、荀复生,岂拒之哉?
        他从䛒光的书法、歌诗中看出了他未忘世情的心迹,他以诗、书来宣泄其“江湖沉郁之气”,所以说他是“佛首而儒其业者”,这就不同于禅僧们以书法来表现禅悦的主张。其中关键便在于司空图本人未能完全躲进象牙之塔,由其自身的肮脏不平之气而看到了释子的 “沉郁之气”,所以他的《䛒光大师草书歌》(七古)中也说:“雪压千峰横枕上,穷困虽多还激壮。看师逸迹而相宜,高适歌行李白诗。”以穷困而激壮,正说明其郁郁不平之意未能去怀,故将其书比之于高适、李白的诗。然而司空图晚年毕竟与禅僧过往甚密,也接受了禅家清静虚寂的思想,他赞赏䛒光的草书说: “僧家爱诗自拘束,僧家爱画常局促,惟师草圣艺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标榜其高情逸致,他的《䛒光大师草书歌》(七律)中说䛒光“落笔纵横不离禅,方知草圣本非颠,歌成与扫松斋壁,何似曾题《说剑篇》”。他说䛒光的书法能通禅,其草法所以高妙并非一味颠狂,而是能得禅理。但他同时又说歌成令䛒光书于墙上,令人想起《说剑篇》一类的文字。“说剑”用 《礼记·乐记》:“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 《庄子》也有 《说剑篇》,意在宣扬国君应以国家、天下为心的道理。这里虽然也是指其曾有建功立业的壮心,而于书法中透露出来,可见司空图并未忘却世情,只不过欲以纵横放逸的书法渲泄其深沉的感情而已。其徘徊于儒释二者之间的心理于此可见。
        我们明白了司空图的这种论书宗旨,便可理解他书法风格论的内容了。他论书反复标举 “逸”、“遒”、“劲”等风格,如说䛒光的书法“逸迹遒劲”、“劲逸”,赞徐浩的书法 “逸气相资,奇功无迹”,他将 “逸”与 “遒”、“劲”相连,意在强调一种刚劲有力而又狂放不羁的书风,这与他论文中对“遒逸”的重视是一致的,他的《题柳柳州集后序》云:
        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 《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也为遒逸,非无意于渊密,盖未遑耳。
        显然,司空图对于韩愈诗歌的气势雄峻、诡变奇谲大加赞叹,并以为皇甫湜的作品与韩为同调,也以“遒逸”为主要风格,可见“遒逸”指气势磅礴而又狂放奇变的风格。再看其《注��征赋》中称赞卢献卿的《��征赋》“遒逸之壮丽也,则若云鹏回举,势陷天宇,鳌抃沧溟,蓬瀛倒舞,百战交锋,雄棱一鼓”。可见他以 “遒逸”与 “壮丽”并称,指雄肆超迈的风格。这与他书论的倾向是一致的。他的《䛒光大师草书歌》中形容䛒光的草书: “乘高攂鼓震川原;惊进骅骝几千匹。”又说:“海上惊驱山猛烧,吹断狂烟著沙草。江楼曾见落星石,几回试发将军炮。别有寒雕掠绝壁,提上玄猿更生力。又见吴中磨角来,舞槊盘刀初触击。”其《书屏记》中传其父评徐浩书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可以视碧落矣。”可见他注重于书法的意象宏伟,气势豪迈,笔力劲健,富有生气。这就与他《二十四诗品》中 《雄浑》、《劲健》、《豪放》、《悲慨》、《流动》等侧重于雄壮的审美要求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