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自号潜溪隐夫,苏州吴人。朱长文在年未及冠之时,就已举进士乙科,但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进入读书、著作、养志、修身的人生轨道。由于才智兼优,德行俱佳,不仅成了当地的名贤,而且名声远播京师。在宋哲宗赵煦元祐年被 “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宋史》)朱长文关心宋代书学的复兴,自己覃研精究,独造自得,并且编撰了 《墨池编》,在中国书学书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朱长文在自己撰写的 《续书断》中说: “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岂以不肖者能之而贤者遽弃之不事哉!”
        朱长文关心书之为道的问题,并在当时宋代书法亟待复苏、振兴的历史背景下作了许多阐述。这是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应该重视书法,振兴宋代书法,这是朱氏的一个主要观点。他认为,书法是传统的“六艺”之一,“书之为教,古者以参于礼乐恶可置哉”! 然而当时景况常令朱长文“每怅然为之叹息”。可以用欧阳修所说的情况来窥看北宋当年书坛的冷落情况。欧阳修云:“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又云:“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张耒也云: “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学者优游之时,翰墨不宜无人,而求如五代时数子者,世不可得,岂其忽而不为乎?将俗尚苟简,遂废而不振乎?抑亦难能而罕至乎?”(均见马宗霍《书林藻鉴》)由此可见北宋当时文人不重视书法的情势及其心态。因此朱长文编纂《墨池编》欲为宋代书学复兴作出切实的工作,因为“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而使宋时学书者 “犹未及晋、唐之间多且盛”。他勤于搜集,著成《墨池编》,就是以历代丰富的书学资料给学书者以金针。
        朱长文十分赞同扬子云的“书为心画”的观点。他从前人的书法中,特别是从颜真卿的书法中得到了印证,并加以阐发。在《续书断》中,他列颜书于神品,并认为此说“于鲁公信矣”。颜真卿之书,“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而“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停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朱长文既认为“书为心画”,也认可书如其为人。他分析虞世南外貌儒谨,若不胜衣,但是学术渊博,论议持正,无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夺也。故其为书 “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从这种见解出发,朱长文倡导 “以风节学艺”。他十分称扬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的书艺卓越不凡,列为“妙品”,而尤欣赏其高风亮节: “呜呼!欧阳父子以风节学艺,相继为唐名臣,美哉!”
        书之为道,英杰之余事,是朱氏的又一观点。其中他特别指出了帝王学习书艺的意义。朱长文在评唐太宗习书法时说,“虽功名之事,然帝王能之,亦足以娱心意而示褒劝,亦治世之盛美也。”他特别看到宋代书艺复兴与宋代帝王的提倡有极大的关系,并多加赞扬,“尝观自古君天下者,功成则志逸,治久则气骄,至于恣畋游,迩声色,穷天下之欲,极天下之乐,以至太甚而阶乱者多矣。惟本朝累圣,咸赡八荒,恩被万物,而未尝亲逸欲之事,田无车马之音,下无殊丽之求,卑宫室,俭服用,垂拙丰裕,惟《六经》百氏篇章、论诸家书法是务,过于寒儒者之为。盖尧、舜之睿明,文、武之齐圣,夫何足以尚已。”(《续书断》)虽不免阿谀奉迎,但是朱长文从独特的视角,即从帝王书艺这一角度,阐发了书艺的作用和价值。
        书之为道,若文章假翰墨之助,可增一美。朱长文说,像韩愈、刘梦得、柳子厚等,皆为学者,又有石刻班班垂世间,“其文章足以自显,而又假翰墨为助,岂不美矣”!因此,他规劝宋代学者文人应当留心翰墨,学习书法,“若夫尺牍叙情,碑板述事,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可以垂后,与文俱传;或其缪恶,则旋即弃掷,漫不顾省,与文俱废,如之何不以为意也”!朱氏这一观点是针对当时士人不重书法而言的,不失为劝世之言。
        书之为道,所以自游息焉而已。朱长文说: “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续书断》)这是朱长文对宋代尚意书法的肯定。他称赞蔡襄“颇自惜重,不轻为书”,甚至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因此朱长文认为“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与君谟耳”。宋代的书法崇尚写意、寓意、乐心,欧阳修的 “学书可以消日”、苏子美的 “人生一乐”,均视书法为“所以自游息焉而已”。朱长文在书之为道,为书教之外,又根据宋代的情况及时总结这一点,丰富了书之为道的作用和价值。
        书之为道,必蕴蓄浩博。因此朱长文编《墨池编》对历代书学论著作出了一次较大规模、较系统的创造性的辑录汇编,既有引古人成书而类编,亦附己说。他分“八门”网罗之,以 “字学门”、“笔法门”、“杂议门”、“品藻门”、“赞述门”、“宝藏门”、“碑刻门”、“器用门”广事搜集,细密编辑,有述有作,真知灼见,是朱长文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四库全书总目》称云:“搜辑甚博,前代遗文,往往借以考见,间附己说亦极典核。后来《书苑精华》诸编,虽递有增益,终不能出其范围。”朱长文以复兴宋代书学为理想,欲使书艺中师法罕传者传之,秘不相授者宣泄之,使有志于书者有所宗,能够蕴蓄浩博,然后宋代书学可以复兴矣。
        书之为道,最终妙与道参。朱长文既从颜书中体会到“书为心画”之说,又从张长史之草书中体会到韩愈之说。朱氏称赞张旭草书,虽庖丁之割牛,师旷之为乐,扁鹊之医病,轮扁之斫轮,手与神运,艺从心得,无以加于此矣。又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呜呼! 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续书断》)朱长文又揭示书法要达此境界,有几方面可以从张旭那儿得到启示的。一是“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为之,未有能至焉者”。因此张旭能见担夫争路,闻鼓吹,观剑器舞而书法大进,即是心之通达无方。二是“博观而后至”,“学固不可以已”。书法的最后境界必由此途径而至,舍此 “苦学”与 “心通”则别无他路。
        朱长文的“书道”论,既对前人的“为书之道”加以印证阐发,又及时总结了宋代对书法的新认识,以及自己对于书法的见解,而一切又为了使贤者重视书法,不学者也闻之思勉,从而复兴宋代书学!这位隐居在苏州民间、自称潜溪隐夫的布衣学者,始终跳动着一颗振兴宋代书学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