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轼的“寓意”说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 (今四川)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得天真烂漫之趣,为 “宋四家”之一。
苏轼论书内容丰富,这里主要就其“寓意”说作一观照。其云: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亭》)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 《题笔阵图》)
书法艺术,宋人用以写意、乐心,所以自游息焉。苏子美以在明窗净几中挥毫为人生一乐,欧阳修则认为书法有以乐其心,苏东坡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苏轼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于静中自足一乐事”,“适意无异逍遥游”,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的一种文雅游戏。因此苏轼 “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苏辙《栾城后集》)。书法与苏轼结伴相随在人生的路途上。
书法既为寓意,当能自出新意。东坡自己就剖析过这一心态,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东坡集》)能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故此中充满快感。确实,苏轼的书法就追求个性的抒发,求其洒脱,求其信手遣兴,求其天真烂漫,求其主体意识的表现。这也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旨趣,苏轼谓 “自出新意”,黄山谷反对“俗气”,米芾讲究得“真趣”,都是一以贯之,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而让书法自由地写出性灵,写出精神自由的“人”!
书法又当变法出新意。苏轼认为,变法才能出新意,因此他赞扬颜真卿: “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自己不拘古人成法,善于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他广学博取,学颜真卿、徐季海、柳诚悬,杨风子、李北海、王僧虔、王羲之,然而变化融铸,出以己意。确实如东坡自道:“晓书莫如我。”然而他不只是通晓各家之书法,而且能更深一层地通晓众长,且融炼后得自己的新意。这又是他人晓书莫如苏轼的一层,而且这一层又往往被人们忽略。苏轼这种书法审美观,就曾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非议,他们讥评“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山谷反讥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山谷文集》)而其后黄山谷、米芾都能融铸前人之法度而化为己法,以意行法,也都从苏轼那里汲取了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于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西施貌美,因有心痛病而整日皱着眉头,但仍不失其美;精美的玉璧即使不圆又有何妨呢?苏轼书法审美中的不计工拙,也曾遭到当时士大夫的讥讽,或认为他多病笔,比如“或云东坡作 ‘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山谷为其师辩护道:“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 《山谷文集》)黄山谷一颗杰出的艺术心灵与苏东坡是沟通的,深赏而识其师之妙者也。
书法既求寓意,不必矜意做作乃佳。苏轼说: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因为书法最忌用意装缀,而书法又是自我心灵的满足,又何必刻意做作呢?苏轼称扬怀素说: “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比如没人之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东坡题跋》)因此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亦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这里又辩证地指出必须 “不失法度”,而最主要的法度是其所云: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明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书法无意于佳而佳!苏轼的书法便是如此,大小不一,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人为榜样。苏轼曾在《题王逸少帖》中说: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赢得了人们的赞赏,韩愈轻易不称许人,但却有《送高闲上人序》对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一寓于书”歌颂备至。但是苏轼却贬斥他们,他认为是一种 “粉饰”,“妖歌嫚舞”,“欺盲聋”,“眩儿童”,又 “何曾梦见王与钟”?苏轼发现了王、钟书法中的萧散韵趣,并竭力推崇。他对谢安之侄女,王凝之妻谢道韫的书法十分推崇,称其神情散朗,闲雅超脱,有林下风气。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又说:“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苏轼在褒贬之中,透露出他的书法审美理想是以晋人风轨为趋归的。书法尚意不能像张旭、怀素那般,而应像谢道韫、王子敬、王羲之那样有一种林下风,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这种审美理想也贯串在宋人书法思想中。苏轼之前有欧阳修深情地讴歌晋人法帖中的韵趣,蔡襄也情深地颂扬晋书风流蕴藉之气。在苏轼之后,黄山谷、米芾均对晋韵礼赞、向往,应该说是宋人尚意的一个审美理想。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东坡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揭示了书法的一条重要法则。书法不是靠一种退笔如冢式的苦练就能通神的,需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需要多读书而学养深湛,需要有彼此间的沟通和参悟。只有敦品力学,才能识见不凡,手眼不凡,取舍不凡,从而浩然之气发诸胸,一任笔之所至,自然能新意叠出,神采奕奕,达到神妙的境界。黄山谷就说过:“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山谷文集》)苏、黄之言均可味之再三!
苏东坡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经欧、蔡、苏几家实践与阐发,正逐渐在凝聚、结晶!
苏轼论书内容丰富,这里主要就其“寓意”说作一观照。其云: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亭》)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 《题笔阵图》)
书法艺术,宋人用以写意、乐心,所以自游息焉。苏子美以在明窗净几中挥毫为人生一乐,欧阳修则认为书法有以乐其心,苏东坡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苏轼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于静中自足一乐事”,“适意无异逍遥游”,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的一种文雅游戏。因此苏轼 “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苏辙《栾城后集》)。书法与苏轼结伴相随在人生的路途上。
书法既为寓意,当能自出新意。东坡自己就剖析过这一心态,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东坡集》)能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故此中充满快感。确实,苏轼的书法就追求个性的抒发,求其洒脱,求其信手遣兴,求其天真烂漫,求其主体意识的表现。这也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旨趣,苏轼谓 “自出新意”,黄山谷反对“俗气”,米芾讲究得“真趣”,都是一以贯之,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而让书法自由地写出性灵,写出精神自由的“人”!
书法又当变法出新意。苏轼认为,变法才能出新意,因此他赞扬颜真卿: “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自己不拘古人成法,善于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他广学博取,学颜真卿、徐季海、柳诚悬,杨风子、李北海、王僧虔、王羲之,然而变化融铸,出以己意。确实如东坡自道:“晓书莫如我。”然而他不只是通晓各家之书法,而且能更深一层地通晓众长,且融炼后得自己的新意。这又是他人晓书莫如苏轼的一层,而且这一层又往往被人们忽略。苏轼这种书法审美观,就曾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非议,他们讥评“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山谷反讥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山谷文集》)而其后黄山谷、米芾都能融铸前人之法度而化为己法,以意行法,也都从苏轼那里汲取了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于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西施貌美,因有心痛病而整日皱着眉头,但仍不失其美;精美的玉璧即使不圆又有何妨呢?苏轼书法审美中的不计工拙,也曾遭到当时士大夫的讥讽,或认为他多病笔,比如“或云东坡作 ‘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山谷为其师辩护道:“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 《山谷文集》)黄山谷一颗杰出的艺术心灵与苏东坡是沟通的,深赏而识其师之妙者也。
书法既求寓意,不必矜意做作乃佳。苏轼说: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因为书法最忌用意装缀,而书法又是自我心灵的满足,又何必刻意做作呢?苏轼称扬怀素说: “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比如没人之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东坡题跋》)因此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亦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这里又辩证地指出必须 “不失法度”,而最主要的法度是其所云: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明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书法无意于佳而佳!苏轼的书法便是如此,大小不一,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人为榜样。苏轼曾在《题王逸少帖》中说: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赢得了人们的赞赏,韩愈轻易不称许人,但却有《送高闲上人序》对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一寓于书”歌颂备至。但是苏轼却贬斥他们,他认为是一种 “粉饰”,“妖歌嫚舞”,“欺盲聋”,“眩儿童”,又 “何曾梦见王与钟”?苏轼发现了王、钟书法中的萧散韵趣,并竭力推崇。他对谢安之侄女,王凝之妻谢道韫的书法十分推崇,称其神情散朗,闲雅超脱,有林下风气。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又说:“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苏轼在褒贬之中,透露出他的书法审美理想是以晋人风轨为趋归的。书法尚意不能像张旭、怀素那般,而应像谢道韫、王子敬、王羲之那样有一种林下风,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这种审美理想也贯串在宋人书法思想中。苏轼之前有欧阳修深情地讴歌晋人法帖中的韵趣,蔡襄也情深地颂扬晋书风流蕴藉之气。在苏轼之后,黄山谷、米芾均对晋韵礼赞、向往,应该说是宋人尚意的一个审美理想。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东坡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揭示了书法的一条重要法则。书法不是靠一种退笔如冢式的苦练就能通神的,需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需要多读书而学养深湛,需要有彼此间的沟通和参悟。只有敦品力学,才能识见不凡,手眼不凡,取舍不凡,从而浩然之气发诸胸,一任笔之所至,自然能新意叠出,神采奕奕,达到神妙的境界。黄山谷就说过:“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山谷文集》)苏、黄之言均可味之再三!
苏东坡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经欧、蔡、苏几家实践与阐发,正逐渐在凝聚、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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