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为人疏放不拘,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故世人目之为“狂”,他的草书上承张旭,以善于变化、气势飞动著称,因而李舟称之为 “以狂继颠 (张旭称 “张颠”)”。《宣和书谱》评其草书曰:“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
        怀素体现了唐代中期书法创作中浪漫精神的崛起,他强烈地要求体现自我的欲望在草书中寻找到了渲泄的途径。不拘规矩、热情奔放、狂逸酣畅不仅成为他草书的特征(如《苦笋帖》),而且贯穿于他的论书思想。正因为怀素是体现时代浪漫洪流的典型,所以当时很多诗人墨客对怀素的草书作了讴歌称颂,据他自己说甚至到了“溢乎箱箧”(《自叙》)的地步。王琦注李白《草书歌行》说:“怀素,零陵人,睹二王真迹及二张草书而学之,书漆盘三面俱穴。赠之歌者三十七人,皆当世名流,颜真卿作序。”今《全唐诗》中尚存王��、窦冀、鲁收、朱逵(一作朱遥)、许瑶、戴叔伦、任华、苏涣、钱起等人的诗及卢象、张谓残句。他 们的诗大多题为 “怀素上人草书歌”,颜真卿有 《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一篇,又据苏涣的歌中曰:“回首邀余赋一章,欲令美价齐钟张。”可以推知怀素曾有意识地征求当时诗人为其草书作歌,并汇聚成集,就象唐人曾将咏九华山的诗汇成《九华山诗录》,将一方士人之诗合成《丹阳集》一样。然大量咏怀素草书诗歌的出现说明唐代诗歌艺术与书法艺术之间的交汇融合,它们在摆脱传统束缚、表现个性方面找到了时代的共鸣。传世的怀素《自叙帖》虽然后人对其墨迹与文字尚有异议,然此文根据大历年间诗人们对怀素草法所作的歌颂以及颜真卿的序文汇集改造而成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借此可以看到时人对书法的理解和中唐时代的审美风尚。

怀素 《苦笋帖》

        怀素论书与其创作一致,主张乘兴而发,淋漓尽致地表现自我,他的 《酒狂帖》中说: “酒狂昨日过杨少师府家,见逸少《阮步兵帖》,甚发书兴也。”又说是王献之的《月仪帖》: “遂大吐胸中霓耳千丈。”可知他所谓的 “书兴”,是指有感于外而勃发于内的创作激情,其 《自叙帖》中描写自己学书与作书云:“豁然心胸,略无疑滞,鱼笺绢素,多所尘点,士大夫不以为怪焉。”这里确切地描绘了他作书时的心态:全神贯注,将世间的一切纷繁均排除于外,兴到神会,自由挥洒,故陆羽《怀素别传》中说他: “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可见他作书是适兴而发,不择时地而出的,这在当时诗人的题咏中可以见到。如窦冀说他“粉壁长廓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鲁收说他“有时兴酣发神机,抽毫点墨纵横飞”;任华说他 “兴不尽,势转雄,惟恐天低与地窄”;苏涣说他 “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都指出了怀素创作草书时趁兴而发的特点。同时诸家也都指出了他饮酒助兴的事实,朱逵说他“连饮百杯神转王”;任华说他“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数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钱起说他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怀素所以得“颠狂”之名与他的饮酒不无关系。诸家诗中都强调了作书时的逸兴和颠狂,意在通过描绘他的创作心态来揭示其书法狂放不羁风格的原因。怀素追求自由奔放、沉潜于艺术的境界,因而表现为颠狂,甚至处于一种半清醒的精神状态,他说他自己的书法“颠形诡异,不知从何而来,常自不知耳”( 《记书帖》)。戴叔伦赞其书曰 “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窦冀说他“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可见他作书时一任情绪兴致的驱遣,甚至处于不能自控,不能自知的境界。对这种创作心态的称道,正说明当时人们对艺术表现自我的普遍肯定。艺术在这里不再是教化和成名的工具,而只是表现人心、渲泄情感的手段。由此出发,怀素力求摆脱束缚,推翻偶像,时人评其书中也都指出了这一点。李白说: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鲁收说怀素 “自言婉转无所拘,大笑羲之用阵图”;窦冀说他“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摧格律”;贯休也说他“固宜须冷笑逸少,争得不醉骂伯英”:都指出了他不受前人格法拘限,意欲凌驾古人的倾向。因而怀素论书也力求创新,他盛赞王献之的 《月仪帖》说: “一点一画,便发新奇。”可见他崇尚“新奇”,不愿囿于古人成法。这在当时诗人们作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也都曾加以肯定。戴叔伦说他“古法尽能新有余,始从破体见风姿”,又说他,“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半无墨”;任华说“吾常好古奇,古来草圣无不知,岂不知右军与献之,虽有壮丽之骨,恨无狂逸之姿”,都说出了怀素草书趋新尚奇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了人们对新奇的好尚。这在诗人们对怀素草书的刻划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王��诗曰: “忽作风驰及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伸眉按劲铁。”朱逵诗曰:“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去,怪状崩腾若转蓬,飞丝历乱如回风,长松老死倚云壁,蹙浪相翻惊海鸿。”又如窦冀诗曰: “殊形狂状不易说,就中枯燥尤惊绝,边风杀气同惨烈,崩槎卧木争摧折,塞草遥飞大漠霜,胡天乱下阴山雪。”这样的形容还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诗人在刻划怀素书法的奇姿时似乎也在以自己的诗歌争奇斗艳,极尽描绘想象之能事。他们的诗作,不仅是书论,而且是以诗歌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和奇异想象再现素师书法艺术的精神,这与大历之后唐诗本身出现的尚奇趋怪的风气不无相通之处。
        总之,怀素以及众多为他的书法题诗的作家们代表了唐代中期书法批评中张扬个性,追求新变的倾向,它似乎比诗坛上尚奇求变的风气出现得更早,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而书坛上的新变在天宝、大历年间已达到高潮,怀素之于草法,颜真卿之于楷书,无不以能变而名高一代,成为书史上的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