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对书法艺术的本质认识包括三个层面,即“神”(含 “情”、“性”、“意”)、“势”、“形”。这三者通过创作主体的努力,是能够协调起来,在书法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他认为 “神”是起主导作用的,要使创作主体之“神”入书,就得首先调节好“神”——“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样就能摈除杂念,集中精神,进入一种最佳的创作心境,心理状态是放松的,情绪是饱满的,思维意向是集中的,达到了收视反听,“如对至尊”的程度。“任情恣性”,“随意所适”,就意味主体之 “神”在书法创作前的一瞬间被自我高度地调动了起来,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思维活动。有这样的创作心境,才符合“书者散也”的本体原则。
        “书者散也”,书法创作是无拘无束的。只有“神”达到高度自我的时候,才能 “任情恣性”“随意所适”,即“怀抱”的“散”。这种美学思想体现了人的觉醒和个性的舒展,也是士人独立人格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人人格精神是一致的。“书肇于自然”是对 “书者散也”的补充语。“自然”语不可作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解释。自然万物和自然界,在古汉语中不用 “自然”两字来表达。这里的“自然”就是天然、自然而然的意思,书法作品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境界中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和境界就是无拘无束的“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这是古人相当普遍的哲学思想。“书肇于自然”云云,也是这种哲理的投射。
        所以,《九势》必然会从 “自然”一语引出 “阴阳”,而 “阴阳”的矛盾合一运动就必然会 “形势出矣”。到这里方可明白 《笔论》中的 “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在创作主体之 “神”达到 “自然”的境界时,“神”就会涌现出 “阴阳”运动,此时挥笔书写,就“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这就是“势”从“神”运,“形”随 “势”成。
        蔡邕强调“神”的主导作用,为的是调动起“势”,因为只有“势”才能成“形”,“神”是无法直接入“形”的,它必须通过 “势”的中介,“神”、“势”合一,方可“神”、“形”合一。“形”是静态的可视物,“势”是动态的感觉。运笔即为“势”,运笔的结果即为“形”。所以蔡邕对“势”作了详细的论述,《笔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下用了 “坐”、“行”、“飞”、“动”、“往”、“来”、“卧”、“起”等动态之势来表达如何才算“入其形”,最后归结为“纵横有可象”。《九势》就专论“势”的运作,上下之势、左右之势、点画起迄之势、映带之势、疾涩之势等等,无一不是讲“势”的运动的,几乎不讲静态的点画结构之“形”,也几乎无视“笔”这一工具的存在。“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这是因为有 “势”的作用,无 “势”何来“奇怪生”? “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是开创中锋运笔说的关键语,仍是讲 “势”。
        沈尹默在阐释 《九势》时说: “这里要解释一下,何以不用 ‘法’字而用 ‘势’字。我想前人在此等处是有深意的。‘法’ 字含有定局的意思,是不可违反的法则;‘势’则处于活局之中,它在一定的法则下,因时因地条件的不同,就得有所变易。蔡邕用 ‘势’字,是想强调写字既要遵循一定的法则,但又不能死守定法,要在合乎法则的基础上有所变易,有所活用。有定而又无定,书法妙用,也就在于此。”( 《沈尹默论书丛稿》)强调创作主体之 “神”的蔡邕不可能去讲“法”,不可能去讲“形”,只有抓住 “势”这个艺术中介,才能通 “神”入 “形”,通“神” 入 “形”就是 “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论以“韵”、“意”、“神”为中心,其源就在蔡邕的 “书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