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曾根据历史经验和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得出了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的重要结论,这是一个值得书家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苏东坡所谓的 “无意”,就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无意识”。无意识不是没有意识,而是没有被自己意识到的意识。因此无意识通常又称为潜意识。无意识与意识一样,都是人脑的机能,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不同的是意识是人的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它的重要特点是保证人的活动有明确的目的,而无意识则是一种不知不觉、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活动,人在无意识状态下,行动表现为非目的性、非自觉性和不随意性。人的日常活动,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书家作书前必须进行一番惨淡经营,做到 “意在笔先”,这是有意识的。但书法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书家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内,用柔软的毛笔在落笔不能更改的宣纸上一气呵成,容不得你一笔笔推敲斟酌。所以,书家一经落笔,仿佛就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移动自己手中的笔,这时书家似乎已不受意识的支配进入了一种身不由己、茫然若迷的境界。书家创作过程中这种令人惊奇而又使人迷惑的心理状态便是无意识的、非自觉的、非理性的。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无意识亦非是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说的本能冲动。人的本能是无意识的,但人的无意识不仅指先天的生理本能,更主要的是指后天的无意识,它是由意识转化而来的。那么后天无意识是怎样由意识转化而来的呢?我们知道,人的行动都是由一系列动作组成的,对每一个初学者来说,要掌握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去进行刻苦练习,但随着技能的逐渐提高,原来有意识的动作就会逐渐转变成近乎无意识的“自动化”动作了。人们学习书法,初学时总是先按照范本上的字从笔法到结构逐个进行临摹,但经过长年累月的临池实践,他就可以逐步做到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那时当他提笔挥毫就能达到无须思索的“自动化”地步了。这正如清代书家周星莲所说的,“至于熟极巧生,直便化去,并执笔运笔之法亦皆忘之,所谓心忘手,手忘笔也”。这个由一点一画的刻苦练习到熟极巧生、心手两忘的过程,就是由意识到无意识的转化过程。就书法创作来说,书家的技能只有到了“自动化”的无意识境界时,才真正谈得到艺术创造。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书法家创作时的无意识心理状态,已渗透和积淀了书家的经验、技巧及文化审美诸因素,而不是纯粹的人的生理本能。
        无意识之所以受到艺术家们的格外青睐,在于它具有巨大的创造功能。
        张旭、怀素都是唐代著名的草书大家,两人常喜欢醉后作书,张旭是“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世号张颠”;怀素是 “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尝自叙云:‘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他们醉中作草的奇妙情景,竟令当时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也为之惊叹不已,写诗赞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有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旭、怀素和当年王羲之写作《兰亭序》一样,醉中作书,情驰神纵,若有神助,而当他们酒醒后却对自己醉中作书的神奇效果,一个是“自视以为神”,深感意外,不胜惊讶; 一个是 “自言初不知”、“欲书书不得”。其实这并不奇怪,也不是什么酒能通神,而是因酒麻痹了他们的神经,使他们的意识一时受阻而进入了一种身不由己、如颠若狂的无意识境界,从而才创作出“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杰作。这充分证明无意识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性的动力因素,是艺术创造活动的内驱力。这正如歌德所说: “我认为,只有进入无意识之中,天才方其成为天才。”
        那么无意识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创造功能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十年来脑科学的发展已为我们揭示这一奥秘提供了初步线索。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大脑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两者的中间又由“胼胝体”连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六十年代以来,美国著名神经心理学家斯佩里等人通过对 “裂脑人”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人脑的这两个半球虽是一个统一体,但又各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左脑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智力上,它是人们进行抽象思维的中枢,它主管着人们的说话、阅读、书写、计算、排列、言语等,是以连续、系列和有序为特征,它可以将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整体,这是人们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而右脑的功能则主要表现在创造力上,它是人们进行形象思维的中枢,它主管着人们的知觉辨认、空间定向、形象记忆、想象、音乐、美术、舞蹈、情感等,是以整体、弥漫和渗透为特征,它可以直觉地看到整体,之后才是各个部分,这正是它具有创造力的基础。斯佩里他们还进一步揭示了人的意识主要产生于左脑,而无意识则主要是右脑的产物。人的无意识创造功能,其生理机制正在于此。
        文艺的本质特征是情感,书法更是一门抒情写意的艺术,它是直接表露书家心灵的;书法创作,也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释放感情的运动”。而人的情感总是自发的、自由的、不听使唤的,既不能强迫其有,也不能命令其无。因而只有在无意识状态下,人的至情至性才能得到最真实最充分的流淌,也只有在无意识状态下,书家落笔挥毫时才能真正做到“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从而创作出充分表现其个性和人格的作品来。事实正是这样,一个书家作书时若有意为之,刻意求工,那手和笔便为“意”所驱使,弄得思想紧张,动作拘挛,灵性泯灭,结果是字字呆板,行行匠意,无神采可言;而无意求工,心恬意适,必然腕灵笔脱,挥洒自如,使自己的感情得到最自由最充分的抒发,真是“方书而形神俱融,成字而飞动自在”。书法作品,是难以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炮制的,实际的情况常常是你越是 “精心”,其作品越是伪劣,而越是无意,其作品反倒焕若神明,古语“技到无心始见奇”,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艺匠的作品是有意识的,机械的;而有天赋的作品是无意识的,有生气的。”因此“无意识是创造的标记,而有意识充其量也不过是机械的、粗制滥造的标记而已”。英国评论家卡莱尔的这几句话说得虽有些偏激,但却又是异常深刻的。
        我国历代书家从来就十分强调作书贵乎天真自然,流露个性,反对刻意雕琢,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明代书画家傅山指出落笔时如 “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为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清初书法家宋曹认为,作书时如“拘于小节,畏惧生疑,迷于笔先,惑于腕下,不成书矣”。清朝著名书家周星莲笑话那些提笔作书时犹斤斤曰“若者中锋,若者偏锋,若者是,若者不是”的人那 “纯是梦呓”! 他认为作书 一味 “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只有兴到笔随、破空横行,方可 “不期工而自工”。因此他的结论是“凡事有人则天不全”。这是说凡事若有意为之,就不能完全真实地流露自己的天性。有人曾向西晋著名书家索靖请教笔法,索靖便以三指执笔,闭目谓之曰:“胆!胆!胆!”为什么索靖不谈笔法却连说了三个 “胆”字?就因为作书果然要懂得笔法,但也靠临场发挥。书家作书时只有凭借深厚的功力和充沛的感情,大胆落笔,淋漓挥洒,听任无意识驱使,方可写出既符合笔法又天机勃露的作品来。因此南朝书家王僧虔要把“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的无意识心理状态看作是书家 “求之不得” 的最高创作境界。
        翻开我国的书法史,不难发现许多书家的传世力作,往往是在最不用力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王羲之的 《兰亭序》之所以成为 “天下第一行书”,是因为书家书写此稿时,微有醉意,思逸神超,无意求工,故智巧兼优,心手双畅,若有神助;而酒醒后,书家重写数百千本则完全是有意为之,一心想超过原稿,故反倒思竭手蒙,追之不及。任何真正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此时此地的灵光显现、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情感是不可能重复的,其作品也是无法如法复制的。被称之为“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同样也是一幅无意于佳而自佳的杰作。由于当时书家无心作书,只是为了抒写胸中悲愤之情、抑郁之气而已,因而挥毫时便进入了心手两忘、真情充分流露的境地,这才使此稿得以成为震慑人心、感人肺腑的传世杰作。所以苏东坡指出: “公草书比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这是说颜真卿的行草信手而书,没有矫饰,字里行间处处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故天机勃露、姿态横生,这可谓知书之论。清代书家王澍对此也有精辟分析,他说: “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 《兰亭》,鲁公 ‘三稿’ (指 《祭侄文稿》、《争座位稿》、《告伯父文稿》)天真灿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将军射石没羽,次日试之,便不能及,未可以智力取已。” 因此古人所谓 “戏笔”和 “醉墨”,虽不过寥寥数字或数行,却往往正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其原因就在以书为 “戏”,“醉”中作书,毫不经意,肆笔为之,因而适符天巧,独得于笔墨情趣之外,宋代著名书家米芾所说的“天真出于意外”就是这个道理。
        但无论是古是今,也总有一些人极力想写出前无古人、名震百代的 “杰作”,可结果也总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怀素的狂草龙蛇飞舞,千变万化,得天趣自然之美。深识书理的苏东坡认为怀素草书的这种自然之美完全是在无意中获得的,他说:怀素“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初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但有一个生活年代稍晚于怀素的和尚亚栖,他一心想在书法上压倒怀素,因此作书时故作惊人的夸张,求怪求异。金代的王寂在《鸭江行部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说亚栖比之怀素 “狂怪尤甚,如 ‘事’ 字作蛇盘状,矫首曳尾,蛇蜒如生;又 ‘舞’字落笔一扫,余二尺余”。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王寂一针见血地指出: “意亚栖与怀素并驰,强欲出一头地,乃作新如此,盖栖有意而素未之许也。”所谓 “素未之许也”,是说怀素作书无意于佳,完全是灵光妙运、率尔而成,故其书虽奔蛇走虺,神鬼莫测,却又妙合自然;而亚栖是有意作态,一味求新,故其书矫饰做作,狂怪怒张,离经叛道,不堪入目。此人虽名噪一时,但最终不仅笔迹未得流传,而且连后代知其名者也寥若晨星。“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狂怪而取名”的人是创作不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品的。由此可见,“无意求工而自工,无意于佳而自佳”乃是书家必须遵循的一条创作规律。
        当然我们强调无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并不是反对和否定意识的控制与调节,而一任情感的发泄。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的研究已告诉我们,人脑两半球既各司其职,又通过“胼胝体”的连合而相互作用,以实现功能的互补和协作。因此书法创作既是无意识的,又是有意识的,两者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
        在我国古代的“书论”中,有的书家强调作书的“有意”一面,像王羲之就主张“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但也有不少书家强调作书的“无意”一面,如苏东坡就认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对立的统一,因为他们一是强调作书前,一是强调落笔后。书家作书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艺术构思,做到 “成竹在胸”,这自然只有靠意识才能完成,故必须意在笔先。如若不然,心中茫然无数,下笔后只是盲目地胡乱涂抹,那还有什么艺术可言?!而书家落笔后则主要是情感活动,情感只有在无意识状态下才能得以尽情地倾泻。如果这时还是由意识支配,那就会妨碍书家情感的自然流露,干扰书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就很难写出“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书艺作品。我们知道,在书家聚精会神、如痴如醉地进行创作时,最忌别人前来打岔,因这样一来,就会使书家从无意识状态下清醒过来,顿时会变得情趣索然,无法继续信手挥洒,古人称之为“败兴”,现在叫破坏创作心境。因此,创造性的书法活动既离不开意识,也离不开无意识,它们是书法创作过程中两种相连相关而又有区别的心理状态。
        不仅如此,意识和无意识还是互相渗透的,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醉来把笔猛如虎”、“挥洒全无八法工”的张旭、怀素,似乎在创作中是完全排除了意识的控制和调节,其实不然,古人说他们醉时所作的狂草虽然奇怪百出,细看却是法度井然,“无一失笔”。这说明他们醉中作草,并非纯粹是无意识的乱笔涂鸦,而是在无意识中渗透着一定的理性成分,只是没有被书家意识到罢了。实际上,作为情感表现活动结果的书法之所以是世上公认的高级艺术,就因为书法创作从深层的意义上说是受理性制约的。书家在创作中还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如写一张较长篇幅的书法作品,开头往往不免有些紧张,字也就会写得比较拘谨呆板,但往下写去就会腕愈熟、神愈闲,最后是笔走龙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了。这进一步说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它们总是处于相互转化之中。
        既然意识与无意识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那么对书家来说,如何运用意识去诱发无意识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酒能麻醉人的神经,使意识活动一时抑制而进入无意识状态,从而达到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是不少书家创作时喜用的一个习惯方法,但它决不是唯一方法。
        早在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就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所谓 “欲书先散怀抱”,就是作书前首先要舒散胸怀,澄思静虑,孕育情感,这自然是有目的的意识活动。所谓 “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便是进入无意识状态后,运笔挥毫,尽情倾泻胸中的情感,或寄以驰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心。但作书时如若“迫于事”,而不能排除外物的干扰,那必然心迷手乱,即使“中山兔毫”在手也难以书写出奕奕动人的作品来。唐代大书家虞世南对此说得更为具体明白,他说: “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所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也就是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把外向的耳目转化为内向,让它们听自己的心声、观自己的心象,这样自然就能排除一切纷乱的杂念而使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所要创造的书艺作品上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只要通过意识的控制,排除杂念,去掉烦恼,把意念高度集中到所要从事的对象上,使物我溶为一体,就可以顺利进入恍惚忘却一切的美妙境界,这境界也就是无意识的心理状态。当书家处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就会心正气和,想象活跃,精神亢奋兴会灵感也会飘然而至,这正是艺术创造的最佳时机。
        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在回答其弟子关于 “如何作草书”的问话时,谈了这样的一段体会: “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 由于黄庭坚作书前做到了 “未尝一事横于胸中”,心地空明而澄澈,因而落笔挥毫时不为意屈,不为法拘,完全听任无意识的支配,笔歌墨舞,纯任自然,不可思议。待到纸尽兴止,由变态恢复常态后,对自己刚才作草情景反感到萧然不知其所以然了。无极而太极,无为而无不为。一个艺术家只有心无芥蒂、宠辱皆忘,意识静止而清澄,才能进入无意识的忘我境界,从而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发挥最大的潜能和创造性,这便是天才的秘密。我们可以这样说,历代一切独具神韵的书艺精品,都不是书家单纯凭理智和技巧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无意识中非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情感,才使其成为天才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