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家有云: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与合乃书艺之神妙境地,此为书法之要诀,亦为书艺一重要的辩证法则。
        离与合之法,在古代书论中有时指结字或章法而言。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分析过结体、章法往往有两大弊病。“患于散”,“病于结”,散 (离) 则贯注不下,结(合)则摆脱不开。他认为古人作书能“于联络处见章法,于洒脱处见意境”,特别是王羲之“转左侧右,变化迷离,所谓状若断而复连、势如斜而反正者,妙手离合故也”。因此欧阳询的结字三十六法,其中数法即从离合着眼的,如“粘合法”、“朝揖法”、“附丽法”、“相让法”等都讲究其离合之美妙。而为获得字形完美之艺术效果,部首偏旁也重离合方法,清王澍、蒋衡总结前人之说著 《分部配合法》,亦是对于离(分)合的积极探索。孰离孰合,如何离如何合,这其中的组合无穷尽,而终臻完美,这才进入美妙境地。
        临帖中也有离合的辩证法。王澍说过: “临古不可有我,又不可无我,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不能无我,则离合任意,消息因心,未能虚而委蛇,以赴古人之节,钞帖耳,非临帖也。然不能有我,但取描头画角,了乏神采,以又墨工椠人之伎俩,于我何有?”(《虚舟题跋·临圣教序》)这便是临帖时既要“离”,即“不可有我”;又要 “合”,“不可无我”,从而临帖不可不似,又不可全似,要始于形似,究于神似,从而无所不似,便是离合辩证法的运用。
        离合之法,古代书论中又往往近于虚实之谓。清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曾以行草书为例分析过这一问题。他说,行草最贵虚实并见。笔不虚,则欠圆脱;笔不实,则欠沉着。专用虚笔,似近油滑;仅用实笔,又形滞笨。虚实并见,即虚实相生。而“书法秘法: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合之间,神妙出焉。此虚实兼到之谓也。”这便是:离而虚,虚而洒脱;合而实,实而沉着;离合兼具,虚实兼到,从而神妙出焉。
        以上离合之法,正如姚孟起 《字学忆参》 中所说:“宾主、操纵、开合、虚实、顺逆诸法,可以语人。”其中“开合” 即 “离合” 法也。
        其实,古代书论中还有一种离合之法,是从整个学书境界而说的,上升为更抽象的离合法则,此诀解者甚少。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里说:“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董其昌认为自己“解此意,笔不与意随也”,还未能到得这一田地。董氏要求的离合境界实在高,也实在难。首先是合,要使自己能合于历代名家技法,如欧、虞、褚、薛,更能上升为合于书圣王羲之的技法。由合再进入更高层次的 “离”,即是离欧、虞、褚、薛诸名家技法,而且还要脱去右军习气。这就像哪吒一样拆骨拆肉,还诸各家,乃至书圣,而自己另有一副骨肉神韵。这种离合法,也成了董氏书学的最高理想境界,但是他自己明白未能达到这一理想。然而董其昌存志高远,放言雄肆,实在是很有胸襟、气魄的。董其昌提倡的这种离合法在清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宋曹在《书法约言》中继此阐发云:“古有云,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脱于腕,仍养于心,方无右军习气。”如果我们真正能达到此神妙的离合峰巅,那么何尝不可以在书学天地间作一次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的逍遥游呢?
        “向”与 “背”辩证法,与 “离合”辩证法相通,需略加论列。
        向,指字结构之两部分相向者,如 “好”、“知”、“和”等;背,指两部分相背者,如“北”、“兆”、“肥”等。古代书家对 “向背”问题十分重视。欧阳询 《三十六法》指出: “向背,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体势,不可差错。” 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也有 “向背法”:“向者虽迎,而手足亦须回避”; “背者固拙,而脉络本自贯通”。宋代姜夔特别重 “向背”,在 《续书谱》 中专设“向背”一节论之,云: “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其实在点画间,字的结体间、行间,乃至一幅之内都有向背的问题,其间的辩证关系便是,无论“向”或 “背”均要各有体势,各得其所,各得其宜,而又必须相互顾盼呼应,神气贯通。早在汉代蔡邕 《九势》云: “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这指结字时笔画应该不使 “势背”,达到和谐统一;而统视行间,也妙在相承起复,字字皆相映带,行行联属不相背。在这方面王右军的书法可以让我们得到许多借鉴和启迪。